1937年下半年的一天，周恩来在武汉设宴，请来几位老朋友把酒言欢。那一天，大家觥筹交错抚今追昔，喝得聊得十分痛快。

酒过几巡后，几人都有了些许醉意。随着客人一个个离开，现场只剩下了周恩来和吴国桢及其妻子。

吴国桢

这位吴国桢同周恩来的关系，可谓非比寻常。早年间两人曾同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并在那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不仅如此，他们还曾经结拜为异姓兄弟。

此刻，看着眼前的吴国桢，周恩来突然问他：“你对现在的职位满意吗？”

吴国桢当时是何职位？对于老友这一问题，他是怎么回答的？这两位异姓兄弟之间，后来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时间回到1914年。那一年，一位男孩考入了天津南开中学。他，便是年仅11岁的吴国桢。

虽然年龄很小，但由于自己的哥哥吴国柄也在南开读书，吴国桢并不觉得孤单。平时没事的时候，他还经常去哥哥宿舍玩。

1915年的一天，正当吴国桢又来到哥哥宿舍时，一位相貌清秀的男生突然到访，向吴国柄进行道歉。他不是别人，正是学校的风云人物周恩来。

周恩来比吴国桢大五岁，也比对方早来南开一年。这之前，他在学校壁报上出了一个灯谜，却被一些参加田径比赛的学生认为是在侮辱自己。于是，周恩来便对这些运动员一一道歉，而吴国柄正是其中一员。

这次当面道歉后没几天，吴国桢又在路上碰到了周恩来。两人一阵寒暄后，周问对方那天在哥哥的宿舍里在写什么。

在南开上中学的周恩来

吴国桢告诉周恩来，自己当时是在写日记。周听了，连连说道：“好极了，好极了。”后来，周恩来不仅经常借阅吴国桢的日记，还将其在自己办的学生会刊物上刊出。就这样，吴国桢逐渐在南开崭露头角，自己的写作能力也日益精进。

随着时间的推移，周恩来和吴国桢，以及另一位同学李福景的关系逐渐热络起来。不久后，他们开始被称为南开的“三剑客”。

有一次，学校举办了演讲比赛。周恩来主动报名后，还动员吴国桢和李福景一起参加。不过，那俩人之前并不知道演讲究竟是什么样，便表示先看看再说。于是，“三剑客”里只有周恩来一人参加，最终获得第五名。

少年时期的友谊，往往简单而纯粹。有一天，“三剑客”里年龄最大的周恩来提议，三人结拜为异姓兄弟可好？吴国桢一听，立马表示赞成。随后，李福景也点头应允。

于是，周恩来便开始考虑用何种仪式来进行结拜。此时，李福景表示，只要感情真，不必非要结义。如果结义了，彼此就要像刘关张那样，以大哥、二哥、三弟相称。这样一来太露痕迹，反而不好。

最终，参与结拜的只有周恩来吴国桢两人。一天，周恩来前往吴国桢位于北京的家，并拉这位好友去照相馆照相。

当天，周恩来穿着一袭长衫，吴国桢则听妈妈的话穿了学校的童子军制服。只见周恩来坐在一张长椅上，吴国桢站在椅子后面。这俩人手拉着手，脸上挂着笑容，场面十分温馨。

周恩来

就在这次照相后不久，南开“三剑客”开始各奔东西。周恩来决定前往日本留学，李福景远赴英国学习工程，吴国桢则考入了清华大学。

吴国桢在清华上的，是留美预备班。后来，他收到过周大哥的信。在信里，周恩来告诉这位小老弟，自己打算去法国学习。

不仅如此，在启程赴法前，周恩来还专程来到清华大学，同吴国桢及其他在这里的南开校友们道别。

在周大哥前往法国后没多久，吴国桢也踏上了留美之行。在美国的五年里，他先是在格林内尔学院拿到经济学硕士学位，又在著名的普林斯顿大学成为政治学博士。

遗憾的是，在美国深造期间，由于弄丢了彼此的通信地址，这对异姓兄弟断了联系。

1926年，23岁的吴国桢学成归国，很快投身政界，在汉口市担任公职，并加入了国民党。与此同时，他听到了一些关于周恩来的消息。

这些消息表明，他的周大哥已经回到了国内，并在广州的黄埔军校担任政治军官。不仅如此，吴国桢还意外得知，周恩来已经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

周恩来

对这件事，吴国桢本来并不怎么相信。直到1926年底，此事才得到了证实。后来，吴国桢曾这样说道：“就思想而言，周恩来在南开中学时，是个完完全全的儒家信徒。如果那时有人告诉我，他将来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我敢用生命打赌说他不会。”

1927年的一天，吴国桢在上海的一辆无轨电车上，看到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男人。他细细一看，觉得对方很像自己的周大哥……

于是，吴国桢走上前去，同那人交谈起来。虽然那个男人说不认识自己，但吴国桢当场表示：“听声音，你就是我的朋友周恩来。”

“不，我不是周恩来。”男子坚决否认道。

而这对异姓兄弟再一次相见，是整整十年后的1937年。彼时，抗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

此时的吴国桢，已经成为了汉口市长。而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也在武汉进行工作。

这一天，当吴市长下班回家后，妻子黄卓群突然告诉他：你一个共产党的好朋友今天来看你了。”

看着对方留下的名片，吴国桢不禁喜出望外——来者正是自己的周大哥！

于是，吴国桢很快前往八路军在当地的办事处驻地。刚一坐下，便听到有人叫自己的字“峙之”。他抬头一看，周恩来向自己走了过来。

“翔宇兄！”吴国桢也喊着周恩来的字，紧握着对方伸出的手。两兄弟看着彼此，长时间没有言语……

周恩来

这次见面，两人互相都很客气。期间，吴国桢又一次问周恩来，当年自己在上海电车上见到的那个人是不是他。对此，周恩来予以否认。当然，这时的周大哥，已经没有络腮胡子了。

从八路军驻地回来后，吴国桢决定在家里设宴招待周恩来，并请来其他几位南开校友作陪。那一天，随着众人开始互相敬酒，气氛逐渐热络起来。

晚宴结束后，周恩来主动提议自己要还礼。不过，由于自己的住处不如吴国桢家舒适，他便想借这里一用，请原班人马再聚一次。吴国桢和其他宾客一听，爽快地答应了。

到了周恩来请客的这天，他不仅定了汉口当地最好的酒席，还自己带来了好酒。这一顿，大家都吃得非常尽兴，喝得十分痛快。

喝到最后，大家都有些醉了。不久，客人们一个个都走了，只留下周恩来和吴国桢夫妇。只见周大哥突然向吴国桢问道：“峙之，你对现在的职位满意吗？”

在听到吴国桢回答满意后，周恩来又想了一会儿，继续说道：“我估计你最多能当上一个部的副部长，你的抱负是不是比这还高？”

对此，吴国桢答道：“我的抱负是尽我所能，为祖国服务。”

周恩来听了这话，回应道：“我也一样。”很快，他便告辞了。

后来的日子里，周恩来和吴国桢的关系重新密切起来。毕竟，当年他们曾多么要好啊。然而，与此同时，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也离武汉越来越近。

吴国桢

眼看汉口就要保不住，在撤退的前一天晚上，周恩来给吴国桢打去电话：“你的厨师还在吗？”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接着说：“我想同你再吃一顿饭，我想办法弄些酒来。”

于是，这对老友又在吴国桢家里相聚了。周恩来带来两瓶高级红葡萄酒，同吴市长一起畅饮。“今晚是在汉口的最后一顿饭了，”周恩来笑着说道。

“我的市长结束了，这还值得庆祝吗？”吴国桢有些奇怪。周恩来却大笑起来：“怎么，连自己的生日都忘了吗？”

原来，当年两人结拜兄弟前，曾互相交换过彼此生辰八字的帖子。没想到，过了这么多年，周恩来依然记得吴国桢的生日。

“还是翔宇兄周到，今天农历九月初二，正是我的生日。”吴国桢这才恍然大悟，摸着自己的后脑勺笑了。

于是，在这顿最后的晚餐上，周恩来向吴国桢问道：“你知道，蒋委员长已经走了，你打算什么时候走？”

吴国桢告诉他：“我要尽可能长地留在这里。”周恩来继续追问：“你到哪里去？”吴国桢说去宜昌。

“坐车吗？”周恩来又接着问。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他问了这样一个问题：“我可以同你一起走吗？”

听到这话，吴国桢立即陷入了沉思。他知道，周恩来这句话的意思，是要自己跟着共产党走。显然，自己接下来的表态非常关键。

“可能时间会很紧迫，我没法和你联系，还是各自安排最安全。”想了好一会儿后，吴国桢这样客气地告知当年的周大哥。

聪明的周恩来知道，现在就要吴国桢作出决定是很难的。于是，在临别时，他希望这位当年的小老弟再考虑一下。

周恩来

等到了当天深夜，日本军队的炮火已经来到汉口郊区。此时，周恩来又给吴国桢打去了电话：“你现在走吗？”

“我还要等一会儿。”吴市长回答道。

“你有没有重新考虑我的建议，我们一起离开？”问完后，周恩来焦急地等待着对方的回答。

只听到吴国桢在电话里说道：“我还是原来的想法。”此时，周恩来终于确定，这位早年间的挚友，是很难成为自己的共产主义同志了。

汉口一别后，两人几经辗转，又在重庆重逢了。此时，周恩来依然是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吴国桢则担任重庆市市长。

在重庆的日子里，这对曾经的结拜兄弟每逢节日，会互相给对方住地留名片。然而，除了在公共场合或开会期间，他们并没有私下见过面。

不仅如此，当周恩来和王若飞与政府方面的代表会谈时，这两位共产党员对吴国桢，进行了十分尖锐的攻击。

这件事后不久，周恩来给吴国桢打去电话，说要请他和妻子吃饭。想到当年的交情，吴国桢夫妇答应了。

周恩来

那天的宴会，除了吴国桢夫妇外，还有另一位国民党人及其妻子，以及几名身在重庆的共产党人到场。那一天，众人没有谈论什么工作上的事，只是单纯聊聊天。而这，也是吴国桢同周恩来一起参加的最后一场宴会。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吴国桢转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当国民党军队占领长春后，周恩来曾前往南京拜访吴国桢，就此事提出强烈抗议。当然，吴国桢站在了政府一方，这场会面的气氛并不怎么友好。

进入1946年后，吴国桢担任上海市市长。有一天，周恩来和妻子邓颖超前去拜访了吴国桢夫妇，四个人举行了一个聚会，但互相聊得不多。

不久后，随着国共关系愈发破裂，周恩来曾前往吴市长的办公室，向这位老熟人抱怨自己总是被跟踪。而吴国桢则告诉当年的周大哥：这是为了保护他。

终于，不久之后周恩来离开了上海，并在后来的战事里和吴国桢各为其主。到了1949年上海被解放前夕，吴国桢撤往台湾。

从此，这对曾经的结拜兄弟和挚友，再也没有见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