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女性的生育乃至婚姻选择，被多重因素裹挟时，其本质也是一种‘市场失灵’。”

文 / 巴九灵

今天是“三八妇女节”，又逢两会期间，女性议题再度成为焦点。

小巴梳理了两会上有关女性的提案，既意外又不意外的是，大都与“生育”相关：

◎ 全国政协委员熊水龙建议，明确取消对居民生育子女的数量限制，对于非婚生育、单亲生育，也可以平等享受相关生育支持政策。

◎ 全国政协委员赵长龙建议，适时开展单身女性社会性冻卵的可行性探索；与之类似的是全国政协委员吴德沛，将目光聚焦于大龄女性和女性肿瘤患者的生育力，建议在特定条件下对此类女性进行生育力保存，包括但不限于卵子冷冻、胚胎冷冻、卵巢组织冷冻等……

◎ 全国政协委员甘华田建议延长女性带薪“育产假”达2年，直到孩子上幼儿园。

当然，也有不少提案为女性就业权益发声，比如“建议健全反就业性别歧视机制，保障女性平等就业”“建议采取积极措施促进育龄妇女就业”……但说来说去，还是离不开一个词：“生育”。

将女性议题浓缩在“生育”二字上，并不使人愉快，但背后的宏观背景也透着无奈。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23年人口数据，我国的总人口较上年减少208万，新出生人口仅902万，为1949年来最低水平。

与之相佐证的是，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已经处于较低水平，2022年中国总和生育率经初步测算，已下滑至1.09，在世界上人口过亿的国家中属于最低水平。

总和生育率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每个妇女在育龄期间平均生育子女的数量。一般情况下，总和生育率达到2.1，才能完成世代更替，保证整体人口水平相对稳定。

然而，当我们把压力给到唯一具备能力的“半边天”时，越来越多的女性表示：“真撑不起来。”

单纯以养育成本而言，即便以一个家庭之力来承担，都觉负担。

据最新出炉的《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版》估算，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53.8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约68万元（较两年前上涨了5.3万元）。

而若生活在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成本更是高达惊人的101万元。

报告还估算，在中国，抚养一个孩子到年满18岁的成本，相当于人均GDP的6.3倍，高于除了韩国以外的所有国家，排名世界第二。

若再以生育导致的机会成本测算，带来的是更大的精神压力。

前几日，“硕士学历二胎宝妈投84份简历面试为0”上了热搜，给予广大职业女性巨大的精神冲击冲击。如今余波尚在，许多人不禁后怕：就业市场对于已婚已育女性，已经如此不友好了吗？

或因如此，当全国政协委员甘华田拿出那份延长女性带薪育产假达2年的提案后，网友们并不买账，他们认为如此一来，怕是用人单位更加不愿意招聘女性了。

虽然中国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均对处于“三期”（怀孕期、产期、哺乳期）的女职工，做出保护性规定。但实践过程中，女职工合法权益屡受侵害，轻者调岗降职、扣发工资，重者甚至直接辞退等情况也屡见报端。

生育隐含的机会成本，对于女性而言，不仅包含生育和养育孩子的时间成本，还包括可能放弃和牺牲的部分事业，譬如就业、晋升、加薪的机会，以及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

据调查，有职业中断经历的女性中，因“生育或照料孩子”而中断的占60%，与此同时近83%的全职妈妈有再就业打算。

这些压力其实也都是老生常谈，但最令人忧心的是，当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且无法排解时，悲观和反抗就成了唯一的选项。

“婚育”，多年来一直占据社交平台的热议榜，但热议程度生逊色于往年，一部分原因，是我们逐渐低估了年轻人对生育和婚姻的悲观态度。

小巴在网上寻找了几句措辞较为激烈的表达：

“出生率亮红灯了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的人生早就亮红灯了。”

“生育损伤、可能会面临的丧偶式育儿、以及更深层的原因，让我并不想要生育。”

“我并不认为这个世界足够美好，美好到让我想把一个新生命带到这个世界上。”

……

极端的表达背后，是多年来情绪累积叠加和观念变化的缩影。

宏观有所求，自然也要从宏观上给予正向的支持，但支持不能只停留在口号，有婚育意愿的女性或犹豫不决的女性和她们的家庭，更需要的是建设性的方案。

这在今年两会期间，就有几例。

例如，为缓解企业员工职业发展和育儿的压力与冲突，全国政协委员史可建议，对育儿家庭员工引入弹性出勤制度，探索育儿家庭每周一天居家办公、远程办公工作模式，同时完善男性在陪产、育儿等方面的政策保障措施。

“我国现行的‘基本产假+奖励产假’是针对产妇生产行为，而育儿假、家庭照护假等后端养育环节的假期基本缺失。”为此，全国政协委员彭静建议，对养育3岁以下子女的父母双方提供每月1天的带薪育儿假，以及每季度2天的无薪家庭照护假。

尽管这样的建议也会造成用人单位的“理性抉择”，但相较而言更具体也更有确定性，再配合“健全反就业性别歧视机制”，就有办法找到最优解。

再比如，今年代表委员们的提案中，不乏“给予生育津贴”“发放育儿补贴”“降低育儿成本”等物质层面的激励。

这里也有可以让女性建设性探讨的空间。

一个普遍的观点认为，“发钱，一定程度上能够鼓励生育，但不是生三胎奖励几千块钱那种‘简单粗暴’的，要正儿八经的务工补贴、育儿补贴、医疗补贴，切切实实地减轻经济负担。”

实际上，本届两会上，也有多名代表将目光聚焦到税负上。

“2023年修改之后的个税法，考虑到了0—3岁婴幼儿的税收减免与扣除问题，但这种减免也是‘逢生即减’，没有考虑到不同纳税人家庭的抚养压力的不同问题，也没有考虑到一个人在全生命周期的婚配与家庭生育问题，更没有考虑到就业市场景气程度与经济波动所造成家庭成员的就业、失业等变化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张翼表示。

他举例，假定一个成年男性就业人员的月收入为20000元，如果其为单身，纳税后的生活相对比较充裕。但若该男子已婚育，其妻子为抚养年幼的孩子而辞去工作，则该男子每月20000元工资，实际要负担全家三口消费，有时甚至还要支出部分费用赡养老人。

因此张翼建议，按家庭人均收入改革个税法，减轻养老育小的负担。

在子女教育费用个人所得税抵扣方面，全国人大代表、广药集团董事长李楚源则建议，适当增加二孩、三孩父母的税收抵扣额。

全国人大代表谭琳认为，亟待完善生育成本合理分担机制，由地方财政、企业、工会、生育保险基金、家庭等共担生育成本。

除了发钱，建设性的方案里还有配套。

人们经常推演这样的生养画面：没房子的话，生小孩后父母来帮忙带，房子都租不起，有房子的话，面积如果不够，也不敢多生孩子……

对于多孩家庭来说，宽敞的住房空间是基本需求。

本次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袁京连建议，把“刚需”住房调整为150平方米。

150的数字如何得出？袁京连指出，“一孩”政策期间推行的是人均30平方米的住房面积，而现在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应按人均35平方米和一家四口人计算，再加10平方米的辅助性用房，如此应将住房面积由90平方米提高到150平方米。

全国人大代表胡小青则建议，建立生育数量与购房指标、面积挂钩的住房补偿机制，比如允许追赠指标、面积以及继续享受首套房支付比例、契税减免、住房补贴等政策优惠。

与此同时，生育支持是个综合性工程。包括住房在内，是一条长长甚至贯穿一生的配套链条。

生育健康，就是近几年刚被重视起来的诉求。

自2018年试点无痛分娩以来，我国无痛分娩普及率从不足10%提高至目前的30%，但离发达国家80%的无痛分娩率，仍有较大差距。

在全国政协委员赵长龙看来，分娩镇痛服务对产科和麻醉科诊疗能力要求高，目前只有大城市三级医院开展比较普遍，麻醉医师和助产士人员短缺、收费标准差异等因素，阻碍了分娩镇痛的进一步推广。为此，他建议把无痛分娩全面纳入医保。

近年来，辅助生殖服务需求持续攀升，单身女性对冻卵技术诉求增多，但所涉技术、法律、伦理等问题仍未很好解决。赵长龙认为，可适时开展单身女性社会性冻卵的可行性探索。

除了冻卵外，近年来兴起了一项新型生育力保护技术——卵巢组织冻存与移植。目前这项技术在临床上已经成熟，但尚未普及。

全国人大代表任阮祥，是国内引进该技术的第一人。她指出，很多因素会影响女性的生育力，反复流产会导致子宫内膜损伤，从而影响子宫功能；卵巢功能的生理年龄有限，因为社会性因素导致生育晚，面临的风险也随之增多；同时，疾病导致的外源性因素，比如癌症的放化疗也会影响女性卵巢功能，导致生育力下降。

为此，她建议推广卵巢组织冻存创新技术，解决生育难题，应对人口过早老龄化。

人口学家王丰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生育肯定是女性承担的部分大得多，她在职场和个人发展上受到的限制，不是经济上的补贴能够完全解决的。”

但当女性的生育乃至婚姻选择，被多重因素裹挟时，其本质也是一种“市场失灵”，我们尊重理性的选择，但也要看到许多理性的选择恰恰是在非理性噪音中“被迫”产生。

理解经济学的人都知道，当无形的手解决不了问题时，就必须强调有形之手的纠偏，刺激生育不是为了把压力给到女性，而是创造一个更公平均衡的环境，再由她们做出自己的人生抉择。

本篇作者 | 和风月半 | 李狒狒 | 责任编辑 | 徐涛

主编 | 何梦飞 | 图源 | VC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