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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赣会战属于正面抗战范畴，属国民政府组织的22次大型会战之一，它爆发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实施的“杜立特轰炸计划”。1942年4月18日，美国优秀飞行员詹姆斯·杜立特中校率领16架Ｂ－25型轰炸机从航空母舰上起飞轰炸了日本，之后多数飞行员驾机飞抵中国东南沿海机场的上空附近跳伞。这次轰炸使日本举国震惊，为了避免以后再受美机轰炸，日本发动了以捣毁浙江和江西境内机场及消灭第三战区主力为目的的侵华战争———即浙赣会战。

此次会战历时3个多月，于1942年9月初基本结束。日军在会战后认为自己通过这场战争已经达到了预定的目的，不但摧毁了衢州、丽水、玉山等地机场，而且也消灭了第三战区主力，并于1942年9月2日宣称战果辉煌，胜利属于皇军云云。日军又在不久以后，也就是在9月10日发表了《华中军当局谈话》，“在此次浙赣作战中，浙江省方面作战军已完成预期的作战目的”。然而，国民政府却认为，军事委员会能明察全局，断然命令第三战区避免衢州决战，保全了战斗实力，在日军占领区不断地袭击和干扰敌人补给线而迫使日军撤退。国民党当局非但没有说日军赢得了胜利，反而指出，日军发动这次战役后，存在着潜在的危机，“卒至损兵折将败象益彰，计划被我完全粉碎”，“后即瘫痪无力，处处受我军消耗之打击，乃终归失败”。从这些言语中我们可以看出，国民政府认为中国军队最后取得了胜利，当时的一些著作和报刊、杂志里也是把浙赣会战当作胜仗来描述的，“赣东会战（浙赣会战中西段路的战役）在全国的捷祝声中，宣告闭幕”。当今的学界则较普遍认为，浙赣会战是一次失败的战争。而笔者认为，浙赣会战是中国以损失部分物质为代价，在战略上占优势的平局。就此，笔者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拟从中日双方的作战目的、中日双方的物质战果、浙赣会战的影响意义三个方面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

一、中日双方的作战目的

美机在日本本土轰炸一番后飞往中国东南沿海机场，引起了日本举国的震惊，为了避免本土再次遭到轰炸，日军大本营于1942年4月21日制定了浙江作战计划，其目的在于“本作战之目的，主要在于打击浙江省方面之敌，摧毁主要的航空基地以粉碎敌人利用该方面轰炸我本土的企图”。但是驻华日军司令部与第13方面军并不同意这个作战计划，一个主要表现就是作战目的。他们认为作战目的要扩大一些，要利用这次战役来摧毁中国第三战区的主力部队，并出兵长期固守在被摧毁的机场周围，第13方面军司令官泽田茂在日记中就提到过，“对于上述大本营的意图将遵照执行，但难以理解的是，对于浙东各地机场虽暂时予以破坏，但其重建并非难事，为何不采取长期固守之策。第13方面军，尤其自从我到任以来，始终以摧毁敌第三战区为目标”，并认为这不但影响到日本在中国的战局，而且影响到日军的南方作战。作为策应部队的第11方面军司令官阿南惟畿也认为，发动这次战役的意义并不是很大，如果把作战目的扩大一些，歼灭了第三战区的主力，这比大本营制定的战略意义更大。几经商讨后，日本大本营最终决定扩大作战规模，把“浙江作战”升级到“浙赣作战”，作战目的扩大到了摧毁衢州、丽水、玉山等飞机场和歼灭第三战区主力部队。

围绕着这个目的，日军于1942年5月15日发动了进攻，一开始攻势迅猛，先后占领了衢州、玉山、丽水，而中国军队的主力已经撤至浙赣线两侧，没有让日军捕捉到歼灭机会。为此，日军第13军司令官泽田茂大为光火，便命令军直属工兵部队从事破坏该地机场的作业，“在作战的第三个阶段，就是尽快地从事此项作业”。衢州机场比其他两个机场要大，因此日军军工部队驱使中国百姓7，000人采用水淹、深挖掘、埋炸药等方式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才破坏掉。日军对玉山机场的破坏作业达35天，8月12日结束。丽水机场比较小，但是日军也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才把它彻底破坏。日军破坏机场的目的虽然达到了，但是美国此时已经并不考虑再利用这些机场群对日本的本土进行轰炸，因为“杜立特计划”已经受到了非议，它并没有使日本损失多少，“除了破坏90座建筑物和50名平民死亡外，这次袭击没有造成多少实际损失”，美军为此却付出了16架飞机和一些飞行员的代价，而且Ｂ－25型轰炸机要经过一系列改装才能执行轰炸任务，改装后Ｂ－25的战斗力不强，也没有战斗机编队护航，改装也花费不少人力、物力与时间。其它型号的轰炸机更是续航能力有限，不能担任远程轰炸的任务，所以美国就把精力放到研制Ｂ－29型远程轰炸机上（超级空中堡垒），这种轰炸机直到1943年底才研制出来。从战略上来说，日军破坏这些机场就没有太大的战略意义，更何况盟军如急需使用的话，还可以重建。

与日本相反，中国的作战目的就是保卫机场和领土不被日军占领。这个目的被具体落实到作战方案中，作战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为击灭进犯敌人，确保衢州，以利尔后总反攻之目的，先以有力部队，逐次在长乐、安华、桐庐及东阳、义乌、浦江、建德各线既设阵地，极力迟滞、消耗敌人，坚守金、兰及切断敌后，猛烈围击敌寇，严重打击敌人。尔后再诱致敌人于衢州要点前，配合伏击、截击、尾击部队，以主力分由衢州南北山地合力围击而歼灭之”。它的指导战术是：在浙赣线上让开正面，采用多线部队进行层层抵抗的方式，然后逐渐后退，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把日军诱到衢州，进行合围。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都是按着作战方案一步一步进行作战的，而且每步都基本上都完成了任务：在浙赣线东段，第一线兵团在长乐、义乌等地对日军迟滞、消耗日军后诱引其到金兰阵地；第二线兵团以部分固守金兰阵地，部分在外围侧击、尾击、伏击日军逐次消耗日军实力，后把日军引诱到衢州城下；第三线兵团是主力兵团，衢州阵地的第86军在6月3日按计划把日军牢牢地拖住了，“敌人已被我军拖住，正是围歼的大好时机”。由于第三战区的主力部队受到西线日军的威胁，中国军事委员会认为在衢州决战不能达到预期效果，而且战区主力会在日军的东西夹击下消失殆尽，故而下达了“避免衢州作战”的命令，战区主力得以保存，后按计划撤入浙赣线两侧山区以机动打击日军，这为以后的反攻作战奠定了基础。在浙赣线西段，中国军队的第79军、第4军、第58军的每一步行动也都是按着作战计划进行的。在反攻阶段，两战区的中国军队多次有效地袭击日军，收回了绝大部分失地，基本完成了作战任务。

在浙赣会战中，虽然日军破坏了机场，但是“歼灭第三战区主力”的目的远没达到，而且占领的领土也基本被中国军队收回。日军兴师动众，花了极大代价，却没有达到预期目的，而且也影响了日军在南太平洋的作战，一个日军中级军官也在日记中埋怨，“这只怕是一次得不偿失的作战”。

二、中日双方的物质战果

物质战果包括士兵的死亡数目、战利品缴获数目、占领区域的多少。第一，从士兵的死亡数目与缴获的战利品数目上看。中国军队在会战中死亡人数：浙赣线东段的中国士兵死亡24，430人，浙赣线西段的中国士兵死亡15，758人，共计40，188人。中国军队缴获骡马630匹，轻机枪88挺，步枪2，150枝，汽车26辆，掷弹筒20个，击沉舰艇64艘瑏瑢。日军在会战中死亡人数：浙赣线东段的日军死伤22，413人，浙赣线西段的日军死伤13，000人，共计35，413人，日军缴获轻机枪580挺、步枪12，809枝、汽车129辆、掷弹筒66个。除此之外，日军还从浙赣地区掠走大量的物资，有火车机车23辆，货车181辆，汽车129辆，发电机35台，铜、铁、铝材281．452吨，萤石5，148吨，汽油4，338桶，桐油95，105桶，粮食7，675吨，木材4，000立方米，被服类折时价合400万日元。日军在浙赣会战中掠夺中国的物质资源是其侵略的本性决定的，而中国军队所进行的战争是自我保护性质的，所以在这方面无法同日军相比。就死亡人数来讲，中国军队的死亡人数多于日军的死亡人数，缴获的战利品数目则低于日军。第二，从占领区上看。日军于7月1日形式上打通了“浙赣线”，占领了浙赣的许多地方，但是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加上中国军队在后方地带对日军进行军事骚扰、破坏其兵站、切断其补给路线等原因，日军未能在这些地区加以固守。而中国军队抓住时机组织了全面反攻，并收复了大量的失地。至8月底，基本上恢复了战前态势。

由上述可知，在士兵的阵亡人数与缴获的战利品方面，中日双方的差距不大，而且沦陷的地方也基本都被收复。但是日军在浙赣烧杀淫掠的暴行所带来的损失远远大于中国军队在会战中的损失。这样一来，中国在物质战果上就与日本有一定的差距了，可这并不意味的失败，因为中国军队的士气始终是旺盛的，领土也没有失去，“只要我们的意志还没有被征服，也就是说只要没有被迫签订和约，或者人民还没有屈服，就不能认为，战争，即敌对的紧张状态和敌对力量的活动，已经结束。因为，即使国土被敌人占领了，我们还是可以重新起来斗争，收复领土，更何况在领土还没有失去的时候”。

三、浙赣会战的影响和意义

（一）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支援了南太平洋战场及中国其他战场的抗日　　在浙赣会战中，中国军队浴血奋战，消耗了日军大量的人力物力，加速了日本败降的进程，支援了盟军在南太平洋的作战及中国其他战场的抗日活动。

日军大本营为了准备浙赣会战，从南方（太平洋及东南亚一带）抽调了一些飞行战斗队，原计划在上海集训后开赴太平洋战场的第15师团也由于浙赣会战而被滞留在中国大陆。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太平洋战场盟军的军事压力，支援了太平洋战争。浙赣会战与中途岛海战几乎同时进行，在中途岛海战中，日军惨败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美国则掌握了制海与制空权，进行了反攻。

日军还从中国其它地方抽调兵团转用到浙赣战场。1942年4月下旬，日本大本营开始从华北抽调部队转至浙江集结，暂归日军第13方面军使用。从华北抽调的部队有：原驻兖州的第32师团，并配属了原驻石家庄第110师团的第140联队；原驻大同的第26师团的第13联队与原驻运城的第37师团的第226联队混成的小薗江旅团；原驻德州的第41师团的奈良支队；原驻石家庄的装甲车第12联队，铁道第6联队的第3大队；原驻潞安原属第36师团的山炮兵第36联队第1大队瑏瑦。这些部队的抽调，使得华北地区的日军数量相对减少，这在客观上支援了华北抗日根据地八路军的反“扫荡”。从1942年4月下旬开始，日军向冀东、冀南、冀西、冀中及晋冀豫边区进行以冀中为重点的“扫荡”。日军开始是对冀东、冀南等地“扫荡”，然后集中兵力对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及晋冀豫边区进行“扫荡”。日军在“扫荡”中使用的部队是第110师团、第26师团、第41师团、第36师团等，这些师团都不是满师团，而是有部分部队被抽调到了浙赣战场，“第32师团与小薗江混成旅团参加浙赣作战而减少了兵力”，所以说浙赣会战在客观上支援了华北八路军的反“扫荡”。华北军民对日军进行反“扫荡”，严厉地打击了日军的进犯，最后取得了胜利。“日军也不得不承认其‘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不明显”。由于第11军抽调了部队参加浙赣会战，这就减轻了湘鄂地区的第九与第六战区的军事压力，客观上支援了中国军队与日军进行的沔阳战役。在沔阳战役中，中国军队第128师采用夜间偷袭战法，歼灭日军，一举收复峰口。当时日军也不得不承认“但这恰好是浙赣作战前夕，兵力的使用受到限制”。这种形势有利于鄂豫皖边区新四军的反“扫荡”作战。

由于发动浙赣会战，日军的一些军事活动被延缓了。在浙赣会战前，日军第13军为了对摧毁安徽与浙江交界处人民的抗日意志及能更好地推行所谓的“治安强化运动”，便制定了一个“十九号作战计划”，准备在1942年4月25日对活动于安徽的宁国、广德、芜湖、浙江的杭州间活动的中国军队进行围剿。但这个计划由于浙赣会战而被延缓到1943年9月30日，中国军队也就赢得了更多的准备时间。

（二）延缓了日军“五号作战”计划的实施直至其流产　　浙赣会战前，日军由于在太平洋战场一路胜利，在缅甸战场中又把中国军队战败，日军大本营便认为盟军在近期没有大的行动，便开始制定尽快“解决中国事变”的方案，“但无论在任何形势下，都必须竭尽全力处理中国问题，尽快解决”，这也是为了从中国这个“大泥潭”里抽调部队南下作战。“五号作战计划”也称四川作战，主要内容是计划日军主力首先攻占西安，然后过秦岭攻入四川后，再攻占重庆，以部分兵力从武汉出发攻入四川。这一套方案的出台有一个过程。1942年4月6日，日军大本营向中国派遣军司令部传达了欲进行四川作战以覆灭重庆政权的指示，日军华北方面军则认为，出于华北治安问题的考虑，必须在6月或9月前进攻西安，执行“西安作战”，这个计划是“首先攻占第8战区的西安，接着攻占八路军总后方延安”，而“五号作战计划”是以西安作战的胜利为假想前提的，“应该把西安作战和四川作战结合起来考虑”，西安作战计划便纳入了“五号作战计划”中，而“五号作战计划”第一个阶段就是由日军华北方面军进攻西安、宝鸡一带。

日军酝酿制定这一计划的时间正是在浙赣会战期间，这就对日军这一计划的制定有很大的影响。当时的日军参谋本部已经开始积极准备西安作战计划而欲中止浙赣会战，关于这些日军司令官畑俊六在日记（1942年6月8日）中写道：“为了准备上述作战，浙赣作战恐将作罢”。实际上，日军受浙赣会战的影响而兵力分配上出现困难，并没有施行西安作战计划。日军在中国正致力于浙赣会战时，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变化，中途岛海战以日军失败而告终，日军由主动转为被动。浙赣会战结束后，日军大本营已经在考虑是否中止“五号作战计划”的问题了。11月初，国际形势越来越不利于日本，日本国内的汽油、钢铁产量也由于战争的扩大而下降，规模庞大的“五号作战”将需要消耗很多战略物资。面对这些问题，日军大本营内部进行了讨论，最后决定中止“五号作战计划”，原因是“欧洲形势以及国家物质的动员情况等问题都未能如愿，因此，五号作战暂时难以付诸实施”。12月10日，日本大本营以参谋总长的名义向中国派遣军司令部发出了第1367号大陆指，主要内容是“根据大陆指第1252号进行的5号作战准备，决定中止”。事后，日军参谋本部加藤定大佐懊悔地说，由于发动浙赣战役，“使在1942年为解决中国事变进行的大作战受到了影响”。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日军参与浙赣会战的过程，也是计划制定受限的过程，因为浙赣战事影响其所制定的计划内容与具体实施。浙赣会战延缓了该计划中“西安作战”计划的实施，与此同时，国际局势也发生了变化，最后导致了“五号作战计划”成为一纸空文。

四、结论

此次战役的战场从1942年5开始，到同年9月初结束的浙赣会战，历时约3个多月，经历时间较长。此外，也非常大，在浙赣线上分东西两段，东段是浙江战场，西段是江西战场。日军在这次会战中摧毁了衢州、玉山、丽水等地的飞机场，但是没有完成“歼灭第三战区主力”的目的。纵然是这样，日军也花了沉重的代价才达到，而且在战略上无太大意义，“在战略上的被动更加显现。所以，在会战结束后，日本为了争取战略上的主动”，而“不得不在中国另谋新策”。由于浙赣会战，日军在其他战场受到影响，最终陷入被动的局面，而且酝酿已久的“五号作战”计划也流产了。虽然中国军队伤亡人数比日军多，所缴获的战利品数目也少于日军，但是其在后来的反攻作战中收复了绝大部分失地，到会战结束时基本恢复了战前的态势。所以说，浙赣会战不是以中国军队的失败而告结束的。当然中国方面也没有取得像当时那些报刊资料所说的“胜利大捷”，而是以损失部分物质为代价，在战略上占优势的平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