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江青这里工作，是一只脚在监狱外，一只脚在监狱内。 ——杨银禄（江青第二任秘书）

1973年6月11日晚上9点多，江青让杨银禄给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打电话，让他们陪自己到17号楼看《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

江青说，问问他们有没有看过，如果想看，就请他们和我一起看看，如果有事，不想看也不勉强。

江青对三人说话的语气在九大前后有很大变化。

九大召开前，江青想让他们陪自己看电影，往往是“通知他们和我一起去看”。那时三人不敢反抗，是必须到场的。

九大以后，三人的政治地位比以前有所提高，江青再让他们陪看电影，就不再像以前那样颐指气使的了，不仅加了“请”字，还要加上“不勉强”。

江青这样说话，不是她变得谦虚、有礼貌了，而是明白他们对陪自己看电影常有不满，怕伤了和气而已。

杨银禄马上给姚文元的秘书郭文打电话，转告了江青的要求。

杨银禄（右二）

郭文让他不要放电话，马上去请示。半分钟后，郭文告诉杨银禄，姚文元说这部电影他看过了，今天晚上就不去了。

随后，杨银禄又分别给张春桥和王洪文的秘书打了电话，得到的回复是：张春桥已经看过，不去了；王洪文有事，也去不了。

杨银禄把结果向江青作了汇报，江青听后并没有什么反应，只是说还有一部南斯拉夫的电话叫《桥》，问问他们看不看。说完起身就走。

杨银禄拿起电话正准备打，江青却又回过头来说：“他们去不去告诉我一下。”

杨银禄马上按先前的拨号顺序，分别给三人打了电话，结果答复和上次一样，都是不去。

放下电话，杨银禄迅速跑到17号楼礼堂，小声告诉江青说：“他们三位都不来看电影了。”

江青听后脸一沉，说：“那好吧，我一个人看，你去吧。”

杨银禄回到江青住的10号楼，把手里的工作全部做完，到楼厅里等江青归来。

江青有个习惯，每次从外面回来，哪怕只是外出散步，不管有事没事，秘书都要第一时间出现在她面前，否则就不高兴。

杨银禄估摸着两部电影4个小时左右，晚上9：50开始放映，得放到凌晨2点。于是杨银禄11点就到楼厅等，可是一直等到凌晨4点多，江青还没回来。

1967年，江青在向学生作演讲

正当杨银禄等得着急时，5:30左右，汪东兴却来了，他让杨银禄跟他走。

​杨银禄很诧异。虽然他早就想离开这个鬼地方，但这样不明不白地走，像自己有罪一样。

杨银禄气愤地说：“她去看电影了，我一直在家等她，她看电影有什么事，和我有什么关系？”

汪东兴无奈地说：“现在江青、张春桥、姚广元都在总理家里，你如果不离开，江青就不回来，总理也休息不了，你看怎么办？”

听到连总理也被连累，杨银禄有些泄气，说什么也不能让总理为难呀。

他记得当初来江青这里之前曾当着总理和汪东兴的面说：

“我们在江青这里工作，是一只脚在监狱外，一只脚在监狱内。不知江青何时不高兴了，把我们打成反革命。你们一推我们就进去了，你们一拉我们就出来了。”

总理说：“我了解你们。”意思是知道杨银禄是个什么样的人。

在汪东兴办公室，杨银禄发现江青的警卫员周金铭竟然也在这里，这让他很吃惊。

杨银禄问：“大周，你怎么也在这里？”

周金铭气愤地说：“咱俩现在是同样下场！”

随后，杨银禄和周金铭分别把晚上发生的事向汪东兴作了汇报。

毛主席与汪东兴

原来，江青看《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还没看到一半，就说不想看了，气冲冲地去了张春桥和姚文元住的9号楼。

一进楼厅，江青就大叫他们的名字，二人听到后出来迎接。

江青劈脸就问：“今天晚上的电影你们看过了没有？”

张春桥也没问江青说的哪部电影，张口就说：“我没看过。”

江青又问姚文元：“文元同志，你看过了没有？”

姚文元有些紧张地说：“看过还是没看过，我记不太清了。”

听了二人的回答，江青气得大叫：“杨银禄谎报军情！他有意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

随后，江青让周金铭去17号楼查查放映记录，看他们到底有没有看过。

周金铭找到放映员，详细查了放映记录，发现这两部电影姚文元和张春桥都已看过。周金铭跑回去把记录交给江青过目，没想到江青看后又说周金铭骗她，把笔记本摔用力摔到地上。

她叫上张、姚二人一起来到西花厅，让总理下令把杨银禄和周金铭抓起来，说二人是现行反革命，得隔离审查，如果总理不对他们采取措施，她就在总理家不走了。

总理听后，知道江青是无理取闹。他借内急走出房间，来到汪东兴住处，让他赶紧把杨银禄带出来。

看到总理叫来汪东兴，江青惊讶地问总理：“我们是来叫总理把杨、周二人抓起来，你怎么还搬救兵了呢？”

总理说：“他们两位同志是中央警卫局的干部，归汪东兴同志负责领导，你认为他们有问题了，我把他们交给组织审查处理，有什么不妥呢？”

汪东兴也表示，即使那二人有问题，也不能在总理家里抓人，得交到警卫局处理才是对的。

总理接着反问江青：“你说他们是反革命，那除了今晚看电影的问题外，还有什么问题吗？”

江青不高兴地说：“你先把他们抓起来，我再给你证据。”

总理马上坚决地回答：“这样不行，这样就搞颠倒了。”

当天早上，杨银禄和周金铭二人被带到中央警卫团后勤部，政委姜燕亭带他们吃了饭，又安排了住处，给他们规定了五不准：

不准写信，不准打电话，不准出中南海，不准回家，不准告诉家人自己在什么地方。同时要求杨、周二人没事少见面。

二人起初不明白这到底是软禁还是保护，后来才发现，每天无论是吃饭、上厕所还是两人见面说话，都没有任何人干涉，而且组织上还经常送来报纸、文件让他们学习。他们这才明白，组织其实是在保护他们，怕江青知道他们还在中南海再来找麻烦。

晚年杨银禄（右）

一个多月后，杨银禄发现江青没什么动静，事情似乎过去了。但他们知道，在江青那里，自己已经是“反革命”了。

几天后，总理让汪东兴把此事汇报给了毛主席，主席听了生气地说：

“江青是个蠢货！她用人家的时候，对人家不关心、不爱护、不体贴；不用的时候就给人家扣上几顶大帽子，把人家赶出去。从她那里出来的同志没有一个痛痛快快安排工作的！

“帽子太大了嘛！这些孩子戴不动嘛，会压死人的！不要紧，江青给你们戴帽子，我给你们摘帽子！”

主席说完这些似乎还不解气，又补充道：“应该用擀面杖把她从总理那里赶走！”

汪东兴说：“主席，不行啊，还有两位呢。”

主席问：“还有谁？”

听汪东兴说张春桥和姚文元也去了，主席更加生气，他说：

“这问题就更严重了，这是冲击内阁，是倒阁、逼宫行为。你们就是对他们太软。你外像老虎内像猫。蒋介石八百万军队我们都不怕，还怕她一个江青？你敢打胡宗南，不敢打江青？不奇怪吗？”

汪东兴说，江青和胡宗南毕竟不同，自己确实敢打胡宗南，不敢打江青。

主席说：“请你记住，无论是谁，只要不守纪律，胡作非为，没有组织观念，就得批评，就得制止。共产党员不准无法无天，不许侵犯人权，否则我们党的威信就会受到严重损害。”

当听汪东兴说把杨银禄和周金铭都保护起来了，主席高兴地夸他做得对，又关切地问：“江青把那么一顶大帽子戴那几个孩子头上，把他们压坏了没有？”

汪东兴说：“我给他们做了思想工作，放了放包袱，他们在她那里工作很辛苦，叫他们休息一段时间，学习学习，总之要保护他们的安全。”

主席说：“好，要保，总而言之还是要保。”

汪东兴为难地说：“可是，主席，有时我们也不太好保啊。”

主席斩钉截铁地说：“你们保不了，我保嘛！”

可能江青并不知道主席对这件事的态度，没过几天，她叫汪东兴安排杨、周二人写检查。二人应付差事一样地写了份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体会，江青看了不满意，让他们重写。二人有主席做保，有了底气，硬是抗着没重写，结果江青也没再来要。

后来他们听说，主席把江青叫过去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才有了江青后来在多次会议上的解释：

“有人造我的谣，说我连自己的秘书和警卫员都信不过，把他们打成反革命，根本没那么一回事嘛......”

为挽回影响，她又请汪东兴转告二人，想让他们再回10号楼。

主席知道后很不高兴地说：“告诉江青，回去可以，她怎么把人家赶出来的，就怎么把人家请回去。对用人的问题不能随随便便，想用就用，不想用就一脚踢开。”

汪东兴把主席的指示汇报给了总理。

总理说：“主席的意思很清楚，他不赞成小杨、大周回去，如果回去的话，必须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一起再到我这里来，亲自把两位小同志接回去。这等于向他们承认错误，赔礼道歉，江青能做到吗？”

汪东兴说：“总理分析得对，主席说要保他们两位，咱们一起来保吧！”

总理说：“对，一起来保。”

此后，杨银禄与周金铭二人果真没再回江青身边工作。

杨银禄被赶走后，他的工作由在10号楼工作的刘真接替。刘真原来只是在门庭值班、守电话、打扫卫生，没做过秘书工作。不过他性格好，聪明能干，很快就上手了，没出什么大问题。即便如此，1974年初，江青还是找借口一脚把他踢走，赶到农场劳动改造去了。

（注：杨银禄于1967年10月4日到1973年6月12日担任江青秘书）

权延赤 《红墙深处》《我所知道的毛泽东》

杨银禄《庭院深深钓鱼台—我给江青当秘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