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十七年（公元1357年），朱元璋三十而立，事业也迎来了腾飞。

此时的朱元璋，已成功攻下江南重镇集庆，并将之作为争雄天下的大本营。

军事上，韩林儿、刘福通于淮北、河南与察罕帖木儿死磕，徐寿辉在两湖、江西攻城略地，张士诚在打浙江，朱元璋便趁着四周没有强大对手的绝佳良机，迅速吞并了安徽、江苏、浙南等地的元军残部。

内政上，朱元璋积极采纳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策略，大力发展生产、扩充武备，他以康茂才为营田使，发展军屯推行屯田，以最稳的方式不断提升自身实力。

到了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整个长江流域的形势又有新变化，随着南方的元军势力基本都被消灭，各路义军之间也有了时间与精力，去打磨自己的如意算盘，因为谁都想坐天下。

论地盘，当属陈友谅的最大，跨有四川、湖北、湖南、江西以及皖、浙的一部分，最是兵强马壮；朱元璋所占据的，是苏、皖的大部分以及浙江的一部分；苏、浙剩下的地盘，则由张士诚占领。

想要问鼎天下，朱元璋就必须要打败所有的敌人，实力最强的陈友谅，就是他必须要迈过去的最难的槛。

但是，地盘比不过，装备比不过，兵力也比不过，朱元璋该怎么打？

陈友谅是渔民之子，虽出身底层，但绝不简单，他精通武艺且具有一定的战略眼光，早年投身于义军倪文俊麾下，在经过不断的战争历练之后迅速脱颖而出。

至正十八年（公元1358年），陈友谅指挥安庆战役，三败三起，终于打赢了这一场元末罕见的硬仗，之后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不断攻城略地，成为了反元的绝对主力，大有横扫六合席卷八荒之势。

至正十九年（公元1359年）底，陈友谅挟徐寿辉移都江州，并自立为汉王。

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闰五月，陈友谅亲率10万舟师越过池州，从朱元璋的手里夺取了太平、采石矶，之后陈友谅使人以铁挝击杀徐寿辉，而后自立为帝，国号“汉”，建元“大义”，并约张士诚共同夹击朱元璋。

陈友谅大举东进之时，朱元璋的部下将领们，大多都给出了“投降”、“避战”的建议，但朱元璋全都予以否定。

作为智囊谋臣，刘基给朱元璋提出他的分析：如今两面受敌，应先打陈友谅，一方面是因为陈友谅虽然势大，但他刚刚弑主自立，其内部肯定有矛盾，另一方面是因为陈友谅志满而骄，而骄兵易败，只要打掉了陈友谅，余者不足惧也。

朱元璋对这个规划很是认同，一方面加强对江阴等战略重地的控制，通过外交手段拉拢方国珍，以之牵制张士诚；另一方面，羽翼刚刚丰满的朱元璋集结主力，以超过四分之三的兵力押在西线战场，积极备战陈友谅。

明确了战略目标，统一了作战思想，朱元璋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要给陈友谅下套了。

血战难免，但双方的实力差距实在悬殊，究竟该怎么打出一个“开门红”？

朱元璋所采纳的，是刘基提出的建议：伏兵伺隙击之。

由于陈友谅骄纵，为了骗他上套，就必须利用他求战心切、骄傲轻敌的心理，先要营造出一个局面，引得陈友谅顾不上与张士诚的合作而独自来攻，然后再以“诱敌深入、设伏聚歼”的战法，将其一举挫败。

所以，朱元璋第一步就是诈降。

朱元璋找来了康茂才，这康茂才本是陈友谅旧部，与陈友谅的关系也很密切。

在朱元璋的授意下，康茂才写了一封诈降书，并以一名陈友谅也认识的老仆为信使，康茂才在信中称，自己当初投靠朱元璋，完全是迫不得已，如今大军压境，自己愿意作为内应，如此一战可灭朱元璋。

陈友谅见信大喜，虽有疑心，但他眼看送信的老仆言辞恳切，在很多关键问题上也是对答如流，顿时疑心尽消，便与老仆定下了接头暗号与行动细节。

待老仆返回，将情况报予康茂才与朱元璋之后，陈友谅的失败也算是注定了。

朱元璋要做的第二步，就是调兵遣将。

为应对陈友谅的来袭大军，朱元璋分兵六路：

一路，以常遇春、冯国胜率一军，伏于石灰山（今南京幕府山）侧；

二路，以徐达率一军，列阵于应天南门外；

三路，以杨璟率一军，设伏大胜港（今南京城西30里）；

四路，以张德胜率舟师，出龙江关（今南京兴中门外）；

五路，朱元璋亲率主力大军，伏于卢龙山（今南京狮子山）；

六路，以胡大海率一军，攻打信州（今江西上饶），旨对陈友谅的侧后方形成牵制。

而陈友谅自打见到诈降信后，果然上当，眼看既有内应相助，哪还顾得上要与张士诚分一杯羹？于是不等张士诚出兵配合，自己就亲率大军由采石矶出发，进抵江东桥。

约定的暗号连叫数遍却没得到任何回应，陈友谅才知上当受骗，仓促之间只能急令将士登岸扎营立寨。

但朱元璋哪能容他站稳脚跟？没等陈友谅上岸，各路人马已经齐齐杀至，水陆夹击之下，大破陈友谅大军。

陈友谅的水师基本都是巨舰，原本是有着绝对的优势的，但在这种情况下，优势沦为了绝对的劣势，由于巨舰缺乏机动性，几乎就被朱元璋打了一个全军覆没。

此一战，陈友谅的大军被杀者、溺亡者极多，仅是被俘的将士就达2万余人，陈友谅跳上一艘小船，侥幸得脱重围逃回江州，多达百余艘的巨舰都被朱元璋缴获。

闻得陈友谅大败，张士诚在惊慌之余，哪里还顾得上出兵攻打朱元璋，而朱元璋则是一鼓作气乘胜追击，迅速从陈友谅手中夺回安庆、太平等失地，并攻陷陈友谅的信州、袁州等地。

应天之战的胜利，不仅使得朱元璋保住了身家性命，更使得他凭借此战余威，于之后的数个月一鼓作气，再攻蕲州、黄州、兴国、广济、乐平、抚州，全都手到擒来，大大增强了自身的实力。

在一年的时间内，朱元璋在事实上已经基本扭转了“陈强朱弱”的局面，为日后的最终决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至正二十二年（公元1362年），陈友谅的部下胡廷瑞将龙兴（今江西南昌）献予朱元璋，朱元璋将其改名为“洪都”。

洪都位于赣江下游，向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朱元璋得到此城，自然极为重视，亲自赶赴洪都安抚民心之后，又以心腹叶琛、邓愈驻防。

后来，降将祝宗等人反叛，将叶琛杀害，朱元璋急令徐达率兵平叛，又让朱文正率精兵入驻洪都。

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二月，朱元璋接到北方急报，张士诚趁人之危，小明王于北线战场接连遭败，急需支援，于是朱元璋立即抽调主力大军，北上救援安丰（今安徽寿县）。

当年四月，眼看朱元璋主力北上，陈友谅60余万大军倾巢而出，水陆并进，将洪都围了个水泄不通，试图一举夺回战略要地。

按陈友谅的想法，由于洪都是临水而建的，只要他的大型战舰抵达城边，将士们就可通过战舰甲板直登城墙，轻而易举就能破城。

但陈友谅没想到的是，朱元璋预判了他的预判，朱元璋在先前接收洪都的时候，就早早下了命令，令人在距离洪都城墙30步的地方重新筑城。

如此一来，陈友谅从战舰登城的如意算盘就打不响了，只能下令将士们弃船登岸，对洪都进行常规的城池攻坚战。

驻守洪都的朱文正，手底下只有2万余众，但面对着城外60万的敌军，他并没有慌了阵脚，而是积极布防，命士兵大量修筑木栅拒马，并准备了大量的火器。

陈友谅的大军试图推倒木栅，朱文正便令人以长槊捅之，并以火枪、火铳等火器，于城墙上进行由上而下的打击。

接到洪都的求援之后，朱元璋立即作出了部署，一方面令朱文正死守，一方面急令徐达由庐州（今安徽合肥）火速回防应天，以备不测。

同时朱元璋也意识到，陈友谅此时死围洪都，其实正是一次将其彻底打败的天赐良机。

之后，朱元璋亲率20万舟师紧急南下，并于行军途中拟定了详备的作战计划。

一场决定双方生死的大决战，序幕已然拉开。

对于这场大决战，朱元璋的作战计划很明确，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关门打狗，即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陈友谅的大军困在鄱阳湖。

为防陈友谅逃逸，朱元璋在行军途中，又作了很多部署，布重兵于鄱阳湖的各个出口，守住了泾江口（今安徽宿松南）、南湖嘴（今江西湖口西北）、武阳渡（今江西南昌县东）等咽喉，以切断陈友谅的退路，要将其逼入鄱阳湖的南端水域。

待关门打狗的阵势布成，朱元璋亲率主力由松门（今江西都昌南）进入鄱阳湖，寻求与陈友谅的决战。

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七月，已经围了洪都近三个月的陈友谅，以60万打2万不仅没有攻破城池，还造成了自身的一定伤亡，搞得士气极为低迷。

这一场持续了整整85天的攻防战，朱文正、邓愈、赵德胜等人艰难守住了洪都城，也创造了一场历史上极为知名的守城经典战役。

在此关头得知朱元璋的大军已至鄱阳湖，陈友谅不得不紧急撤军，并于数日之后，于鄱阳湖康郎山与朱元璋主力大军遭遇。

论兵力，朱元璋只有20万，而陈友谅有60万，这是整整三倍的差距。

论装备，朱元璋多是体型较小的战舰，而陈友谅的巨舰可就大得多了，且大多都是首尾相连，摆开来就跟现代的航母一样。

朱元璋手下的许多将士，在看到陈友谅那强大的舰队列阵之后，不免也是心中发毛，这么大的差距，这仗还能打么？

朱元璋一面稳定军心、激励部下，一面仔细观察陈友谅的舰阵虚实、寻找破绽。

很快，朱元璋就定下了计策，既然无法与陈友谅的巨舰正面硬刚，那就应该凭借着己方战船的机动优势，分成多个小分队对其进行迂回打击。

交战第一日，朱元璋将大小战船分为多组，每船分别配备各式火器、弓弩，交锋之时先发火器，再用弓弩，双方鏖战整日，互有损伤。

陈友谅一方，有20余艘战船被焚毁、击沉；朱元璋一方，朱元璋的座驾因搁浅被围，一名亲卫换上朱元璋的衣服跳入水中，混淆了陈友谅军的视线，使得朱元璋得以借机脱身。

这一次交锋，也让朱元璋看出了致命的问题所在，由于双方的战舰大小差距，使得朱元璋在两军相接之时，只能以仰攻对陈友谅的俯攻，极不好打。

于是在第二日开战的时候，朱元璋改以火攻克敌，命“敢死队”驾驶着装满了干柴、火药的渔船逼近陈友谅的巨舰放火。

瞬时之间，鄱阳湖面火光冲天，陈友谅的士卒伤亡过半，数百艘战舰被焚毁，其弟陈友仁、陈友贵二人也被活活烧死。

第三日交锋，陈友谅紧盯着朱元璋的座舰穷追猛打，亲卫们拼死护着朱元璋，就在朱元璋刚刚得以转移到另一条战舰的时候，其座舰就被陈友谅打沉，真可说是天命在身，要是转移得稍晚一点，估计也就没有日后的明太祖了。

接下来的数日鏖战，双方互有损失，陈友谅当然是不好过，但朱元璋也已折损了数万人，双方又逐渐转成了相互对峙。

一场战争打下来，打到最后拼的不外乎是人、粮、士气。

陈友谅人多，但人多也就意味着，他每日要消耗的粮更多，陈友谅是缺粮的，他的这一支大军，在此前三个月就已倾巢而出，先在洪都城下耗了三个月，如今又到了鄱阳湖上，补给哪里还能跟得上？

而论士气，两军的士气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早在久攻洪都不下的时候，陈友谅的士气就已很是低迷，此消彼长，朱元璋一方的士气那当然是相当高涨的。

试想一下，如果你是朱元璋麾下的一名小兵，尽管你知道对面装备比你好，人数比你多，但你知道他们60万人打2万人打了三个月还打不下，你还会怕他们么？

这个时候，就到了玩心理战的节点了，朱元璋不仅及时医治了受伤的俘虏，还将这些俘虏尽数释放。

这一手极其漂亮，可谓是一石二鸟：为俘虏治伤，显出朱元璋仁义；放俘虏归营，既是收买人心，也是为了要进一步耗掉陈友谅的粮草。

另一方面，朱元璋又开始给陈友谅写信，一边劝其投降，一边又在信中极尽讥讽之能，这就搞得陈友谅暴跳如雷，不仅扣留了朱元璋派出的使者，还下令杀俘，又迁怒于手下的一众将领。

如此数日下来，陈友谅军中的许多将士就开始渐渐地心生退意，开始成建制地率部投降。

大势已去，已成强弩之末的陈友谅只能孤注一掷，组织了最后的突围。

但别忘了，朱元璋在进入鄱阳湖寻求决战的时候，早就先于各个出口设伏，所以陈友谅在往湖口方向突围时，就遭到了常遇春的迎头痛击，再往泾江口方向突围，又再一次遭到了伏击。

走投无路的陈友谅，在最后的混战中身中流矢而亡，一代枭雄魂归鄱阳湖。

短短数年的时间，朱元璋为何能于绝对的劣势中，一举击垮陈友谅？

这不仅仅是因为朱元璋权谋出众、战略部署得当的原因，还得从陈友谅的性情、手段、权谋去分析。

首先，陈友谅绝不是无能之辈，他虽起于微末，却最终能登帝位，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虽败不馁，虽有败，但往往能在短时间内又再陷城催敌，用如今的话来说，就是这个人有一股狠劲。

如果陈友谅不是在鄱阳湖被流矢射中身亡，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就他这样一个人，是很有可能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的，因为他有一股冲劲。

但陈友谅的这个优点，也恰恰是他的一处弱点，屡败屡战虽然是一种勇气的表现，但有时候也可称得上是钻牛角尖，用如今的话来说，这就是轴，是不知变通。

便如他攻打洪都一样，以60万人死围2万人，三个月只打一个坚城，一直等到朱元璋的主力大军进入鄱阳湖之后，他才肯撤军，这就很是贻误军机了。

其次，陈友谅的失败，很大一个原因是来自于他低劣的上位手段。

陈友谅最先是在倪文俊麾下的，但最终倪文俊却是他杀的，虽说倪文俊于义军中制造矛盾，陈友谅杀之有理，且安定了人心并维护了团结，但“弑主”终究是恶名。

而在攻占太平之后，陈友谅又使人以铁挝诛杀徐寿辉，虽说徐寿辉“术强无他能”，但他是皇权的象征，对起义军有着号召和团结的作用，陈友谅没有想到这一点，就上演了一手低劣的“弑君”手段，使得将士离心，如明玉珍等人因此事与陈友谅反目，这就使得陈友谅走上了众叛亲离的败亡之路。

反观朱元璋，同样令人头疼的难题也摆在他面前，但他并不会为了上位而冒险“弑君”，他的势力越强，他对小明王就表现得越是尊崇，甚至因惧怕张士诚将小明王抢走，而亲自冒险出征迎接小明王到了滁州，他是不会像陈友谅那样，条件还没完全成熟就敢弑主自立。

从这一点来说，陈友谅的低劣手段，过早地暴露了他那过于狭隘的利己思想，这是败因之一。

再者，陈友谅的失败，也来源于他对于武力的过于痴迷。

陈友谅精于武艺，擅长临阵厮杀，但作为一名统帅，只具备一个勇将的基本素质是不行的，还应该精通于谋略，懂得刀枪火拼之外的斗争。

朱元璋后来在总结鄱阳湖大战的时候，就曾说过这个问题：友谅兵虽众，人各一心，上下猜疑...今日适劳于东，明日又驰于西，失众心也...

说的就是陈友谅对于武力的过于痴迷，陈友谅很能打是真的，但正是因为他能打，所以今天打东明天打西，却忘掉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这么无厘头地猛打一通，是很容易把将士们搞得有怨言的。

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春，在陈友谅败亡半年之后，陈友谅的儿子向朱元璋投降，朱元璋无不感慨地说道：“陈氏之败，非无勇将健卒，由其上下骄矜，法令纵驰，不能坚忍，恃众寡谋，故至于此。”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作为陈友谅的最强敌手，朱元璋对于陈友谅的这一通分析，应该是最为一语中的、精准透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