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正二十年的采石矶江面，常遇春手持长矛跃上元军战船时，不会想到四十年后他的子孙会因一顶国公冠冕而殒命。这位大明开国第一猛将的家族史，恰似明初政治生态的缩影。
1369年的柳河川大营，四十岁的常遇春突然暴毙。军医记录中"卸甲风"的诊断背后，藏着更深的时代隐喻。这位曾单骑冲阵的猛将，至死保持着山贼出身的习性——屠杀降卒、劫掠城池。鄱阳湖战后坑杀三千陈军降卒的行径，早已在朱元璋心中埋下芥蒂。当常遇春北征途中第七次屠城时，应天府的文官们正在编纂《大明律》，其中"杀降不祥"的条款格外醒目。
1370年的南京城，常茂受封郑国公的典礼上，朱元璋亲手为他系上玉带的动作充满深意。这个在父亲灵前连弓箭都拉不开的纨绔子弟，很快在征纳哈出之战中闹出笑话。夜宴上的刀光剑影，不仅让二十万元军降卒复叛，更彻底暴露了常家二代的无能。被贬龙州期间，常茂与土司妻女的荒唐事，最终演变成西南边陲的叛乱烽火。当锦衣卫冲入国公府时，案头还摆着常茂新纳小妾的庚帖。
1384年的北征大军中，蓝玉望着居庸关的城墙，想起姐夫常遇春当年的英姿。这个被朱元璋寄予厚望的"小常遇春"，却在权势中逐渐迷失。强闯喜峰关的疯狂，私蓄庄奴的跋扈，最终在1393年的"蓝玉案"中爆发。当诏狱的锁链套住常升脖颈时，这位最后的郑国公才惊觉，朱元璋对常家的容忍，早在蓝玉私藏元妃时便已耗尽。
应天府的城楼上，朱元璋俯瞰着常遇春的旧宅。这位开国皇帝对常家的态度，完美演绎了帝王权术的辩证法则：他需要常遇春的勇猛开疆，却忌惮其嗜杀带来的统治成本；他给予常茂超越能力的恩宠，实为制造罪责的把柄；他培养蓝玉制衡徐达，又在必要时将其作为整顿军权的祭品。常家三代的悲剧，实则是朱元璋构建绝对皇权的必要代价。当最后一缕香火在刑场熄灭，大明皇权的根基反而愈加稳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