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3日，夜，杨庙乡（现淮南市寿县杨庙村）地主胡迪生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思忖良久之后，起身吹灭了灯，随后裹着薄袄，罩上帽匆匆出了门。
按照事先的约定，胡迪生要去村东胡福庭家中去见一个人，这个人是地方新四军的联络人。胡福庭的二儿子参加了新四军，因此，胡迪生想要跟新四军这边搭上桥，胡福庭这根线是最合适不过了。
当夜，胡福庭之所以急着要见新四军这边，是因为前几日，县里面的日本人传出话来，要让他出来担任杨庙乡的乡长。
按理说，升官当乡长应该高兴才是，但这也分情况，特别是在前任乡长胡如宽刚被游击队俘虏，乡公所内的人被逮得一个不剩，这种情况之下，胡迪生接到自己要当乡长的消息之后，不啻于被判死刑一般，如丧考妣。
“不行，不能走胡如宽的老路，那条路是必死无疑！”胡迪生辗转反侧两晚之后，最终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既然不想让游击队那边找过来，那自己这边就应该主动找过去！
随后，胡迪生便通过胡福庭的关系，向新四军这边传话，说自己想要跟新四军这边合作，希望新四军这边，往后能够“罩着”自己。
当夜，在胡福庭的家中，新四军联络员与胡迪生经过一番交谈之后，双方谈成了两个条件：
“胡迪生可以当这个伪乡长，但当上乡长之后，不允许他肆意欺诈老百姓们；不能向日军那边，报告新四军的活动情况。”
鉴于胡迪生以往并没有对抗日活动表现出足够的热情，联络员同志没有提出让胡迪生提供情报的要求，在他看来，这个胡迪生当下确实是个“白皮”，还得通过一段时间观察、考验，才能确定，对方到底能不能成为一个“白皮红心”的自己人。
刚开始，有鉴于胡如宽的前车之鉴，胡迪生确实按照诺言，既没有向日军透露新四军的活动、消息，也表现得十分老实，对乡亲们比较和善。
但过了大半年之后，随着日伪军不断地实施“清乡”扫荡，抗日斗争环境愈发恶劣，新四军的活动范围受到了严重影响。
眼见抗日部队陷入困难境地，自以为高枕无忧了的胡迪生，渐渐露出了原来的狰狞面目，汉奸嘴脸随即暴露无遗。其后，胡迪生与日伪军开始沆瀣一气，欺压百姓更是比先前的胡如宽有过之而无不及。
面对胡迪生的背信弃义，地方组织随即做出决定，必须尽快除掉这个胡迪生，否则，一些原本立场就不坚定的中间派，便会跟着胡迪生见风使舵，改变立场，而开辟寿东南抗日根据地的设想，也会最终成为一句空谈。
1942年9月11日，上午，当日杨庙乡有集。地方游击队在队长杨效椿的带领之下，化装成卖柴的村民，挑着柴火，混入赶集的人群之中。
众人分头行动，随后汇集在了集市后面的乡公所附近，当天，根据所得的情报，胡迪生就在眼前的这个乡公所之内。
“走！”杨效椿等人观望了片刻，只见乡公所门口只有一个挎枪的伪军站在门前放哨，误以为当日乡公所内敌人力量不强，随即决定，强攻突入其内，将胡迪生当场击毙。
随后，众人挑着柴火担子，假装路过乡公所门口，当杨效椿走到那名伪军哨兵跟前之时，“忽地”将肩上的柴火一扔，直接掏出枪来，顶在对方的胸前。
“别动，敢动就打死你！”杨效椿低声道，随后，早有两名游击队员上前，一人下了对方的配枪，一人用绳索将这名哨兵捆绑起来，其他人则跟着杨效椿一起，冲进了乡公所内。
冲进去之后，杨效椿等人顿时吓了一跳，只见乡公所内，竟然站着三十多名伪军士兵，这些人听到动静，齐刷刷地看向冲过来的杨效椿等人。
狭路相逢，此时已经退避不得，杨效椿等人头皮直发麻，但下一刻，杨效椿便高声喊道：
“不准动，你们被包围了！”
随后，身后的游击队员们，纷纷举枪对着面前的一众日伪军，这些日伪军本就是一帮乌合之众，此时一听被包围了，也不知道门外到底来了多少新四军，斗志当即瓦解，下意识便举手纷纷投降。
一枪未发，三十余名日伪军全部束手就擒。
屋内的胡迪生一看外面的情况，吓得魂飞魄散，不甘束手待毙的他，当即打开屋子北面的窗户，翻身逃出。
杨效椿等人追之不及，当即对着他那跑去的方向，连开四枪，“砰、砰、砰、砰”，枪声在身后爆响，吓得胡迪生当即没命地狂奔。等他跑到日军炮楼之后，已经是浑身抖若筛糠，脸上没有一丝血色。
随后，胡迪生便大病了一场，几个月后，虽然能下床了，但为人开始疯疯癫癫起来，人也认不清楚了，眼见对方这种情况，日伪军这边也只好将胡迪生的乡长职务罢免，另寻他人。
然而，甭管日伪军这边是如何威逼利诱，再没有人敢当这个乡长，一直到抗战胜利，杨庙乡便一直没有乡长，毕竟谁也不敢去接这个“烫手的山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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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寿县文史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