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国初年到全国解放的近40年里，在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军队里，派系繁多，山头林立。其中，有三个因军校而得名的著名的派系：“士官系”“保定系”“黄埔系”，号称“陆军三大系”。这三个派系的成员分别毕业于三所著名军校：日本士官学校、保定军官学校、黄埔军官学校。

日本是亚洲最早完成军事近代化的国家，其军事制度、军事技术、军事教育，自甲午战争后，对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简称“陆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日本培养陆军初级军官的学校，1874年成立于东京，后迁至神奈川县，1945年日本战败时停办。1943年以前，日本陆军军衔“士官”包括大尉、中尉、少尉；1943年将原官改称尉官。因此，士官学校实际上就是初级军官学校。该校学员来自日本各地陆军中学，在士官学校完成军官养成教育。毕业后，在军队服役优秀的尉级军官，有资格遴选升入日本陆军大学深造。自开办以来，共开办61期，培养军官36900名，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培养了大批高级将领，有6人曾担任内阁首相。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大门

从1900年起，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兼收中国清政府选送的学员。第一期40人，分别入步、骑、炮、工、辎各科，学制一年半。其后，多则相隔三年，少则仅过半载，就有一批中国留学生进入该校。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08年，中国赴日本士官学校的学生不下1000余人，毕业回国的则有229人。至1911年辛亥革命前，先后从士官学校毕业回国的中国留学生已达600余人。日本在东京还专为中国留日陆军学生设立振武学校（由成城学校武科扩建），作为进入士官学校的预科。留日的中国学生，在这里要学习三年，毕业之后，还要以“士官候补生”的身份，到日本陆军中实习一年。实习合格后，才有资格升入士官学校，成为正式的士官生。

此后，直到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中国停止向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派遣留学生。据《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华民国留学生名簿》统计,1900年至抗战, 37年间，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的中国学生，前后共29届，总人数1535人，其中晚清 665人,北洋时期243人,南京政府时期627人。最多的一期（第六期）达199人，最少的一期（第十六期）仅2人。

对于士官学校中国留学生回国的待遇，清政府规定，授予“守备”“千总”“把总”等下级军官。可是，由于各省督军、巡抚纷纷仿效东、西洋，编练新军，急需新式军事人才。因此，各省督抚对留学归国的士官学校毕业生争相延揽，并且许以较高的官职，有的充当新军的协统（旅长）、标统（团长）、管带（营长），有的任督练公所督办、总教官，有的在讲武堂或陆军中、小学任职。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留日士官生积极响应，许多士官生担当了各地武装起义的组织指挥大任，如起义后被推举的云南都督蔡锷、江西都督李烈钧、贵州都督杨荩诚、广东都督蒋尊簋、山西都督阎锡山、陕西都督张凤翙 、四川都督尹昌衡及福建国民军司令许崇智、北洋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第二十镇统制张绍增、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等人均为士官学校毕业生。1915年底，袁世凯称帝，遭到全国反对和声讨，爆发了声势浩大的护国战争。士官生再次担当重任。在护国军3个军中，第一军总司令蔡锷、参谋长罗佩金，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参谋长何国钧，第三军总司令唐继尧、参谋长庾恩扬等，清一色的士官生；14个梯团长中士官生占了12个。清朝灭亡后，中国各派军阀都争相向日本士官学校派送学员，并对学成回国的留学生普遍予以重用。

蔡锷

民国初年，国内各派政治势力角逐激烈。在军界，各主要军事学堂毕业生逐渐形成派系，当时最著名的有“北洋武备系”（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北洋速成系”（亦称“速成武备系”，保定北洋速成武备学堂）、“士官系”（日本士官学校）、“德国系”（德国军事学校）。“士官系”是当时中国军界新派的代表，其成员受过先进军事教育，且大都受到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回国后很快在军界脱颖而出。如被誉为“中国士官三杰”的蒋百里、蔡锷、张孝准，就被视为年轻有为的新派人物，在军界负有盛名。1911年至1927年，有33名士官生在13个省或地区担任都督、督军或省长等地方军政主官，有枪有人有地盘，士官生春风得意，“士官系”初具雏形。

蒋方震（蒋百里）

“士官系”的许多头面人物曾就读于北洋武备学堂和速成武备学堂，与“北洋武备系”和“速成武备系”成员有着一层同学关系；与“德国系”相比，“士官系”又占了人数上的优势；再加上得助于日本军政界的一些支持，于是在几派的角逐中，“士官系”逐渐占了上风，20年代曾一度独领风骚，在当时中国军界影响很大。如这一时期的风云人物唐继尧、李烈钧、徐树铮、阎锡山、许崇智、孙传芳、尹昌衡、蓝天蔚、赵恒惕、蒋作宾等，都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

开办于1912年（民国元年）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是中国当时最正规、规模最大的一所军官学校，其毕业生每届少则几百，多则上千，为中国各派军事力量所重视，成为军界新宠，大有后来居上之势。而北伐战争以后，军内另一支新生力量“黄埔系”迅速崛起，很快在军界占据重要位置，开始形成“士官系”“保定系”“黄埔系”三足鼎立的局面。

由于士官生有较高的军事素质，不少出任各派军事势力的总参谋长，如：蒋百里，直军总参谋长；徐树铮，定国军总参谋长；李烈钧，广州军政府总参谋长；张开儒，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谋总长；程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杨宇霆，奉军总参谋长；何应钦，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

“士官系”的势力不仅在军界风生水起，在政界也不乏大佬级人物，如张绍曾、贾德耀曾出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张群、何应钦、阎锡山则出任过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

1935年，阎锡山（左）与何应钦

由于“士官系”成员在士官学校留学时与日本教官和学生的师生、同学关系，回国后与日本军界许多重要人物有着广泛联系，从感情上对日本有一定的好感。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这些人的的心情比较复杂，表现各异。国民党军政界有不少亲日派分子就是士官学校毕业生，如何应钦、张群等人。抗战开始后，一些士官学校毕业生中的败类经不住日寇和汉奸政权的威逼利诱，丧失了民族节气，纷纷投敌出任伪职，如杜锡均（第四期）任伪华北治安军总司令，王永泉（第四期）任伪“华北临时政府治安部长”，何佩溶（第四期）任伪湖北省省长，唐莽（第六期）任汪伪政府“和平建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张焕相（第八期）任伪满洲国司法部大臣，邢士廉（第八期）任伪满洲国吉长铁路警备司令，臧式毅（第九期）任伪满洲国民政部总长兼“奉天省省长”，等等。

但是，也有不少爱国的士官学校毕业生以民族利益为重，宁为玉碎，拒绝为日伪供事。如日寇百般利诱，要“士官系”元老王廷珍（第一期）出任伪职，王誓死不从，于1940年服毒自尽，保持了晚节。抗战中期，日军强迫退役在家的士官学校毕业生吴剑学出任伪职，吴断然回拒，自缢身亡；戢翼翘（第八期）、马登瀛（第十期）等也拒不出任伪职，为世人称颂。更可贵的是一些士官生在大敌当前，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主动请缨，率部出征，与日寇浴血奋战，甚至为民族独立献出了生命。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迅速侵占全东北，东北军将领丁超（第八期）率部奋力抵抗，与日寇侵华部队一年多，后被日军俘获杀害。1942年，第一一四师师长方叔洪（二十六期）在鲁南与日寇激战，壮烈殉国，年仅32岁。

抗战时期，“保定系”势力如日中天，“黄埔系”后来居上，咄咄逼人。而士官学校中国毕业生年龄渐大，不少当年的风云人物相继退出军界，“士官系”的势力开始下降，但其核心人物何应钦、阎锡山、张群、钱大钧、汤恩伯等，尚掌握相当权力，是国民党实力派人物。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所辖六个战区的司令长官，“士官系”就占了四个。

当然，“士官系”与“保定系”“黄埔系”也不是完全排斥的，保定军校的许多教官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保定军校的8位校长“士官系”就占了5位。保定军校在教学制度、课程设置方面，基本上是仿效日本士官学校，采用的教材也大都是翻译日本士官学校最新出版的。何应钦、方鼎英、王柏龄 、钱大钧等一些士官学校毕业生曾在黄埔军校任职，与黄埔同学有师生关系，并长期在“中央军”统兵，也是“黄埔系”中坚人物，尤其是何应钦，曾任黄埔军校总教官，在黄埔系中声望极高，仅次于校长蒋介石，有“蒋何”之称。

“黄埔系”领袖蒋介石与“士官系”也有着不解之缘。关于蒋介石士官学校“学籍”问题，有种种说法：有说毕业的，有说肄业的，有说被开除的，有说根本没进士官学校的。其实，蒋介石1908年由保定速成武备学堂保送进入士官学校预校（振武学校）第八期。1910年从振武学校毕业，编入高田野炮兵第十三联队当士官候补生。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蒋介石与张群等20多个留日学陆军的中国学生立即回国参加辛亥革命。同年11月8日，日本外务省照会清政府驻日公使，告知这些中国留学生违犯了军纪，日本政府已通知各陆军学校，将他们予以“开除”。因此，严格地讲，蒋介石并没有真正进入士官学校本校。但因其上了两年士官学校预校振武学校，又当了一年士官候补生，也应算半个士官生吧。

蒋介石在高田野炮兵第十三联队当士官候补生存照

还应该指出，尽管“士官系”和“保定系”“黄埔系”并称，但并不像“黄埔系”那样是蒋介石倚重的一支有较强凝聚力的军事力量。“士官系”许多成员也因籍贯、军事系统乃至政见的不同，而分属不同的派系，如孙传芳属直系，杨宇霆属奉系，唐继尧属滇系，何应钦属中央军，阎锡山属晋绥军，等等。

解放战争时期，随着国民党势力在大陆的溃败，士官学校毕业生也走向了不同的道路：程潜（第六期）、李书城（第五期）、李明灏（第十六期）、张轸（第十四期）、唐星（第十一期）、刘斐（十九期）、郭汝瑰（二十四期）等先后起义，脱离国民党阵营；杨杰（第十期）、陈仪（第五期）策划起义，被国民党杀害，解放后都被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一些原“士官系”知名将领在大陆解放前早已退出现役，新中国成立后留在了大陆，有些人还参加政协或民革工作，如尹昌衡（第六期）、黄国梁（第六期）、王树常（第八期）、方鼎英（第八期）、孔繁蔚（第八期）、贺耀祖（第十一期）、何柱国（第十二期）、方本仁（第十二期）；也有少数人在与人民解放军作战时兵败被俘，如杨澄源（第十一期）等，作为战犯关押改造，特赦后参加人民政协工作。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成员28人，毛泽东为主席，士官生程潜、刘斐入选，程潜还是五位副主席之一。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部分委员在中南海颐年堂合影。前排右三为程潜，中排右一为刘斐。

还有不少“士官系”将领跟着蒋介石逃到台湾，如一直在国民党军政界官居要职的何应钦（第十一期）、阎锡山（第六期）、汤恩伯（第十八期）、张群（第八期）、钱大钧（第十二期）、谷正伦（第十一期）等，还有一些早已隐退或没有实权的将领如何成浚（第五期）、刘存厚（第六期）、赵恒惕（第六期）、刘士毅（第十二期）、王俊（第十四期）等，也跑到了台湾。

到台湾的“士官系”将领，大都未被重用，只挂个虚职，郁郁而终。就连在大陆时期的重臣何应钦、阎锡山到台不久也被剥夺了实权。何应钦是公认的“士官系”晚期的领班人物，在国民党军政界有很高的声望，但是到台湾后蒋介石只给了他一个“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特级冷板凳，这也标志着“士官系”行将退出历史舞台。

中国留日士官学校毕业生，对传播国外先进军事思想和军事技术、促进中国近代军事正规化建设起了重要作用。不少“士官系”成员后来成为高级将领，有些更是官居要职，地位显赫，在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