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上海的医生萧然，从小被母亲要求长大后学医，因为他妈妈认为，就是由于他们家在医院没有关系，他爸爸患癌后才很快去世。等到萧然真的成为一名医生后，事情的发展，真的能如他妈妈所愿吗？

姨夫出事了！2020年7月1日，我妈打电话来，说姨夫被诊断出肝癌晚期，已经不能开刀了。大姨不知所措，便来向我妈哭诉。

我叫萧然，上海本地土著，爸爸在我上幼儿园时就因为肝癌去世了。“要不是因为在医院里没有关系，你爸怎么会那么年轻就走了。”这句话，我妈每年都要说上好几次。

我妈也不止一次跟我说，“然然，这个社会上，最重要的就是关系。”

的确，托她的福，我从小就被叫做“关系户”，领课间餐时我的面包总是最大的；大扫除时我分到的活总是最轻松的；竞选班长时票数和同学打平，老师最终指定了我。因为，我妈总是通过各种渠道，为我找好了关系。

直到高考，我妈因为找不到医学院的关系而焦虑，我安慰她说没关系，我自己能行，以后我就是咱家在医院里的关系。

后来，我如愿考上医学院，专业是口腔医学。

实习时，我要到心内科轮转。有一次，我管的床位上接收了一名63岁的男性患者，因突发心脏病被送进医院，虽然那天值班的是科室里技术最好的医生，病人却还是没能救回来。

那天晚上，我开出了人生第一张“死亡证明”，和家属一起看着遗体被太平间的小推车运走，我哭了。第二天，带教老师安慰我说，做医生不能太感性，医学不是万能的，生死无常，但求问心无愧。

我回到宿舍给妈妈打电话，跟她说了昨晚的事。

妈妈感叹太可惜了，又说：“要是这个人认识主任就好了，说不定就能抢救回来。”

我说这跟认不认识人没关系，我亲眼看到抢救的全过程，真的已经是能做的都做了。我妈对此不屑一顾，认为我是狡辩。

毕业后，我进入上海一家三甲医院的口腔科工作，成了一名住院医师。

这次，听说姨夫生病，我妈让远在贵州的大姨赶紧送姨夫来上海治疗，毕竟上海的医疗条件比贵州好太多，又有我这个做医生的外甥照应着。再说，我表姐（大姨的女儿）也在上海工作成家了。

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姨主动去了贵州，我妈才得以留在上海。我妈和大姨感情很深，在这种关键时刻，我们必须帮大姨和姨夫一把。

7月3日，大姨和姨夫到了上海。因为我毕业后就从家里搬了出去，所以我妈是一个人住，她把朝南的房间让给大姨和姨夫住。

我把大姨带来的检查报告转发到同学群里，希望有肝内科的同学能指点迷津。一个同学说，他老婆在上海另一家医院的肝内科工作，那家医院在治疗肝癌方面是全国知名的。

我把姨夫的磁共振报告发给他，下班时，这个同学就回复了我，手术肯定是不行了，门脉癌栓都有了，建议最快的办法是直接挂那家医院介入科贺楠医生的号。

他是介入科主任的得意门生，公认的手巧技术好，接着，他问我和患者是什么关系，是不是很亲的人。

我说是非常亲的亲人，他再次肯定地说，那就去介入科。

同学告诉我，如果是普通托关系的，可能会嫌贺医生档次不够高，那他就建议去挂肝内科主任的特需门诊号，也就是他老婆所在的科室，那里住院条件比较好。

但既然是很亲的关系，就不要在乎那些虚的头衔，找技术好又不难约的贺医生是最佳选择。

我妈和大姨一开始听说我找了个主治医生来看，觉得还不如在网上随便挂个专家号靠谱呢。我向她们分析了利弊，如果去挂特需号，一来费用贵，二来很多事其实还是教授手底下的学生来做。

第三，姨夫的诊断很明确，也确实不适合开刀，为何不直接看介入科呢？

表姐也觉得，找医生不能只看头衔，还是听听医生内部的推荐更好。她们商量了一晚最终决定听我的，去看贺医生了。

7月5日，我妈忽然问我，要给我同学多少介绍费，我说不用，我们同学之间就是帮个忙而已。我妈说别人不要，我们不能不给，这是做人的道理。我说我也帮过别人，从来没想要拿好处费啊。

我妈一声叹息，“这些年你真的是读书读傻了，人情世故都不懂。大姨还想让我问问你，给贺医生包多少钱的红包合适，我说你肯定不知道。”

我是真不知道，但老妈布置的任务，我只好硬着头皮去问了同学。同学说其实他也不知道，而且医院里明文规定不许收红包，医生一看到病人要从口袋里掏东西出来，就精神紧张，不管那是尖刀还是红包，都是要命的东西。

我只好跟表姐说，不建议她们送红包，医生也不会收的。但表姐说，送红包其实就是花钱买个安慰，让我别管了，她们已经包好一个3000块的红包，准备周一就送去。

周一下班时，我收到表姐的信息：“今天去找贺医生看了，已经联系好介入手术，住院的手续也办好了，就等尽快安排床位了。”看来一切顺利，我发消息跟同学说，姨夫已经安排上了，谢谢他。

7月9日，姨夫收到了入院通知，我妈说大姨可感动了，因为是贺医生亲自打电话来关照注意事项的。她说有关系就是待遇不一样啊！红包给的值！

我妈说给我听的时候，露出一副“看我说得对吧”的表情。我撇了撇嘴，不以为意，大姨满意就行。

7月10日，姨夫要做介入治疗的术前检查，还要谈话，需要家属签字，表姐夫陪大姨去的。结果，谈完话贺医生把表姐夫叫到一边，把红包退给了他，表姐夫面子薄，就拿回来了。

大姨知道后又不淡定了。我说如果真想表示感谢，那就手术以后写个表扬信或者送个锦旗啥的。

我妈的想法很特别，她问我：“这个贺医生能力到底怎么样？怎么连个红包都不敢收啊？”我说：“平时你总说医生黑心要收红包，现在碰到不收红包的医生，你又要怀疑人家的能力。”我妈欲言又止。

到了7月13日，也就是姨夫介入手术的日子，表姐中午就发消息说姨夫手术好了，过程很快，也就一个小时，没什么痛苦。

但是贺医生告诉她，姨夫得的是胆管细胞癌，位置也不好，长在肝门的地方，说是非常凶险，估计也就几个月的时间了。

表姐没敢跟大姨和姨夫说，而是悄悄告诉了我:“医生的意思是不是做介入治疗也没用了。”我说看来是的，现在其实就是拖时间，尽量缓解姨夫的痛苦。表姐挺失望的，但也只能接受现实，她说会做好心理准备的。

三天后出院时，姨夫倒是自我感觉好极了，虽然医生一再跟他强调这个病的凶险，但是在他看来，只要医生还在为他治疗，还有药吃，就说明有希望。

他觉得自己胃口好了，精神好了，连便秘都好了，之前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难受消失了。姨夫夸贺医生真是神了，他还一直跟我妈和大姨说，多亏了有我。

谁知太平日子也就持续了一个礼拜，7月23日晚上9点多，姨夫忽然喊肚子痛，大姨害怕，想让姨夫马上住院，我妈打电话来问怎么办。

我说现在去医院就只能在急诊室的走廊上过夜了，还不如在家里好。好说歹说，他们终于同意第二天再看。

贺医生很给力，第二天真的把姨夫收入院了，做了CT，说是有个包块压迫住了胃，马上进行穿刺引流，流出来好多褐色的液体。姨夫一下子舒服了，精神恢复了，胃口也好了。这一次，他们更加相信，只要有认识的医生，自己就会没事的。

接下来的两周里，姨夫病情逐渐恶化，持续性的疼痛，让他整夜失眠，只能翻来覆去。也吃不下东西，渐渐连翻身的力气都没了。他又一次住进了医院，这一次，贺医生表示除了止痛药，已经无能为力了。

短短一个月，姨夫快速消瘦下去，被疼痛折磨得精神疲惫，间断性地攒足一点力气，都用来骂医生没用了。大姨也跟着抽泣，反复念叨着：“怎么介入治疗一点没用，人都不行了。”

我妈悄悄问我，怎么做了治疗，还恶化得这么快？要不要换个专家看看。她还说隔壁病房一个70岁的老头子，已经是第三次来做介入治疗了，说是效果特别好。

我说，癌症的治疗只能说是尝试，对有些人效果很好的疗法，对另一些人就完全没用，医生只能尽力去做，却不能保证一定治好。

我妈反复问，要是换个医生，换别的治疗方法，会不会好？我实在无法回答，只能告诉她不知道。

因为姨夫的情况越来越差，他在贵州的一些亲戚都赶来上海看望他。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起码亲人朋友都陪在身边，这给了他莫大的安慰。

在去世的前几天，应该是回光返照吧，姨夫居然还坐起来跟几个在贵州的老朋友老同事通了视频电话。

姨夫从确诊到过世，只有短短一个半月。办完葬礼，送走姨夫的亲戚朋友，表姐家一下子安静了。

我妈怕大姨一个人待着会胡思乱想，就把她接到家里住。大姨之前一直围着姨夫转，现在就剩自己一个人，经常坐着坐着就掉眼泪了。

我妈开导大姨，说姨夫走的时候很平静，没遭什么罪，不像我爸那时候，做的是开腹手术，创伤很大，更是经不住后来一次次的化疗，最终因为肿瘤扩散到整个腹腔，每天吃止痛片也没用。

我爸曾偷偷攒安眠药，不过攒到十几粒的时候，被我妈发现了。我妈当时就哭了，觉得自己这么咬牙坚持着要救我爸的命，我爸自己却已经放弃了。

她想质问我爸，有没有考虑过她的感受。但最终她只是悄悄把药没收了，装作什么都没发生，我爸也没有问过她。两人心照不宣地都没再提起这件事。

我妈抹着眼泪说：“我想怪他自私，不为我和然然考虑，但是又一想，他这么做，其实得忍受多大的痛苦。他实在是没有办法呀！”

大姨听我妈说起这些，觉得自己害我妈又想起难过的事，就反过来安慰我妈。两姐妹都经历了丧夫之痛，却又不约而同地心疼对方，远超过心疼自己。

一天，表姐给我打电话，说大姨最近有些偏激的想法，让我知道一下。我以为是大姨想不开了，表姐说不是的，她给我看大姨给她发的信息。

“当初要是不做这个介入手术，说不定还能多活一阵呢。”

“别人做介入都要好几次的，咱家怎么做了一次就不做了，然后人就没了，是不是手术做坏了。”

“那个贺医生态度是很好的，但是我还是觉得他太年轻了，唉，要不是然然介绍，我是不会找这么年轻的医生看的。”

“这算不算医疗事故呀？才一个多月，好端端一个人就没了，我是真想去讨个说法，又怕对然然不好，早知道不要托关系了，这会我就能理直气壮地去讨说法了。”

看到最后一条信息，我真的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正好我妈发了一条微信过来，说表姐把大姨接走了，再过一个礼拜，大姨就打算回贵州了。我妈让我回趟家，说是有事问我。

一到家，我就觉得气氛不对，我妈坐在沙发上，见我进门，没像往常一样接过我的包，而是淡淡地说：“去洗个手过来，妈有话问你。”

我洗好手，忐忑不安地坐下。

只听我妈重重地叹了口气，说道：“原本指望你在医院里上班，家里人还能托个福，没想到需要你的时候，你尽掉链子。到底是家里人的命重要，还是你的面子重要呀？

你看看谁家有人生病了，不去通通关系送个红包，你倒好，这也不用那也不要，也不去找专家主任，就随随便便找个医生，结果呢？你知不知道大姨现在多难过？

说起来是托了关系找的医生，结果人还是没了，还不能去讨说法，从来没这么憋屈过呀。”

我只好耐心跟我妈解释，姨夫得的胆管细胞癌，是肝癌里最凶险的一种。当时就算找了肝内科的专家，也无非就是明确诊断，还是要做介入治疗。

但是做介入治疗也只能是尝试，要看做完以后指标能不能恢复正常，就算恢复正常了，能维持多久也不知道。没有哪种治疗能保证立竿见影、药到病除的。

贺医生判断姨夫的身体经不起再次介入治疗，就更别说副作用更大的靶向药了。事实也证明，姨夫这么快就去世了，好在没有上更多的治疗手段，不然只是徒增痛苦而已。

“唉，这个怎么说呢，我就一直觉得，本以为能够托你的关系找了医生，现在医学又比以前发达多了，谁知道最后的结果还不是一样。”我妈抹着眼泪说道。

我说：“其实大姨还是不能接受姨夫去世的事实，虽然一直在说做心理准备，但是事情真的发生了，感觉还是不一样的。如果当时做了别的选择会不会更好？这些都是没有答案的。但是大姨需要一个宣泄的出口，需要找到一个可以负责的对象，所以才会说要讨说法。”

“说起来我们也已经尽力了，但总觉得做得还不够。”我妈让我一定要去求得大姨的原谅，不然，她心里永远跨不过这道坎。

我在医院里见了太多要“讨说法”的患者家属了，不排除有极少部分是为了讹钱，但是绝大部分都是因为痛失亲人以后，做出的本能的自我保护。

看上去他们的诉求是要求经济赔偿，实际上只是为了让自己的心里好受一点，感觉自己为亲人最后努力了一次。

以前我不理解，为什么明明医院没有医疗过失，却还是要出于“人道主义”给一部分钱，我认为这种息事宁人的做法只会加重病人家属对医院的误解。

但是现在我才明白，除了治疗身体上的疾病，医院也需要疗愈他们心理上的伤痛。只有这样，对于病人家属来说，整件事才算画上了句号，不然，他们可能会一直责怪自己，责怪医生，责怪命运，永远走不出来。

我妈说大姨不会真的去医院闹事，其实姨夫刚去世时，贵州来的那些亲戚就曾经表示要去医院拉横幅讨说法，毕竟姨夫走得太快了。

有人说根本不该做介入治疗，毕竟姨夫在得知自己生病前，没有任何不适。也有人质疑我没把姨夫的病当回事，都没给找专家看看，随便找了个主治医生，是拿姨夫练手。

大姨劝住了他们，她说姨夫得了这么严重的病，本来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而且最后走得比较安详，比起她的妹夫也就是我爸，已经算是幸运了。

大姨还说她相信我做的决定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对姨夫来说是最好的方案。那些亲戚知道大姨和我妈的关系非常好，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

过了一周，大姨要回贵州了，那里是她和姨夫生活了半辈子的地方，有太多的回忆。

送大姨到了机场，安检前，她拉着我的手说：“然然，你姨夫去世前一直说要谢谢你，也谢谢你的同学和贺医生，他看得出来，你们都是好医生，都在设身处地地为他考虑。

“我们不懂医，看到一点点好转，就以为是很大很大的希望，结果失望的时候打击就更大。你就不一样，可能是看得多了，有时候我都觉得看不出你会难过，但是转念一想，你是医生啊，医生就是要比普通人理性的，不然怎么去救人呢？”

我的眼眶也湿了，我知道大姨的心中肯定和别人一样，存在很多的不解和后悔，但是因为对我和我妈的信任，她选择什么都不说。即使在自己最痛苦的时刻，她还在为我和我妈考虑。

我告诉大姨，我不是不难过，而是我不想让姨夫难过，不想给姨夫太大压力，不想让姨夫在承受病痛的同时，还要为了安慰家人，压抑自己的情绪。

姨夫积极接受治疗，说明他没有放弃生的希望，这也是他对家人最好的安慰；而对大姨和我妈来说，为姨夫张罗最好的治疗，就是在向他证明，家人不会抛弃他，我们都在支持着他……

听了我的话，大姨说姨夫去世时看上去就跟睡着了一样，她就一直坐在床边，用自己的手温暖姨夫的手。

“比起让他留在世上受苦，我情愿让他走，我自己来承受失去他的痛苦。”听大姨说出这句话，我知道她终于从悲伤、愤怒、消沉中走了出来，原谅了姨夫，原谅了自己，也原谅了所有一起为姨夫努力过的人。

逝者已去，生者如斯。医患矛盾往往在生离死别的时刻被激化，患者指责医生不尽力，医生抱怨患者不理解，其实都是片面的。

医学面前，人人平等，每个人都有离开的一天，如何面对，如何道别，这才是我们要思考的问题。

作者 | wpw

当今社会，很多人都会和主人公妈妈一样认为，关系是万能的。事实上，生死面前，人人平等。特别是在医疗界，所谓医者仁心，每一个真正负责的医生，他们也希望能尽自己最大努力救回患者的命，这和关系无关。

希望今天的故事，能为大家带去一些思考，以及在医患关系中的理解。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欢迎在文后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