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敬亭，原名高志员，1901年或1907年，8月14日生，来自于河南光山董店的一个农民家庭。
1928年春，高敬亭在家乡参加农民运动。
1929年3月，高敬亭入党。高敬亭的第一个职务是乡苏维埃武装委员。
中共六大后，按照共产国际指示，我党强调领导机关必须配备工农成分的干部。
于是，工农干部高敬亭开始崭露头角。
从1930年开始，高敬亭担任或兼任了一系列领导职务：
光山县苏维埃主席
鄂豫皖特区苏维埃主席
鄂豫皖省苏维埃政府主席
中共光山县委书记
鄂豫皖中央分局常委
豫东南道委书记。
其间，高敬亭还参与创建了光山独立团、赤卫师、游击师。当然这些武装力量后来均编入了红四方面军。
1932年11月，反围剿失利的红四方面军主力，由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带领，离开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重建红25军
鄂豫皖红旗不倒
鄂豫皖省委决定重建红25军，军长吴焕先，下辖两个师：
74师，副军长徐海东兼师长。
75师，高敬亭任政委。
红25军坚持鄂豫皖革命斗争的道路是异常曲折的，多次经过扩编和缩编。
1934年1月，高敬亭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1934年9月，高敬亭出任中共皖西北道委书记，统一领导皖西北的党政军工作。
很快，随着鄂豫皖省委以及吴焕先、徐海东带着红25军离去，高敬亭个人迎来了自己革命生涯的巅峰。
2
三年游击战争中的功绩
1934年11月，中央派程子华转达指示，要求红25军主力执行战略转移，对外称为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以配合中央红军的长征。
吴焕先、徐海东奉命率红25军主力离开了鄂豫皖苏区。留下高敬亭坚持斗争。由于时间仓促，程子华都没有来得及当面通知高敬亭他们走了。
程子华只派人送来了指示信。信中，鄂豫皖省委责成高敬亭，新建鄂豫皖边区党的领导机构，重建红28军，坚持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
此时，鄂豫皖边区红军已不足2000人，正被分割包围在仅存的几小块苏区内，革命面临严重的危机，失败的情绪弥漫在整个鄂豫皖边区上空。
重建红28军
鄂豫皖依然红旗不倒
高敬亭以大无畏的气概挺身而出，在失去上级指示和援助的情况下，承担起了鄂豫皖的全面领导。
1935年2月3日，大年三十，安徽省太湖县凉亭坳的金家大屋，鄂豫皖边红28军宣告成立，高敬亭自任政治委员，统一领导鄂豫皖边区的党政军工作。
红28军没有配军长，由政委高敬亭一元化领导。下辖82师和一个直属手枪团，方永乐为82师政治委员，全军1400余人。
巍巍大别山又重新扬起了一面红旗。
这是高敬亭的红旗。
高敬亭率领的红28军在鄂豫皖边的战史，是红军主力长征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史上最为辉煌的篇章之一。
高敬亭达到了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一生中最具威名的鼎盛时期。
按照中央党史文摘的总结，高敬亭在三年游击战争主要有四点功绩：
1、重组红28军，大别山红旗不倒。
2、掩护中央红军和二、四方面军、红25军的长征。
3、丰富和发展了红军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
4、成功领导了岳西国共谈判，促成了鄂豫皖地区的第二次国共合作。
三年游击战争中，高敬亭指挥不足2000人的部队，牵制了国民党正规军数十个团，歼灭了18个整营加15个整连，共5000余人。红28军自身发展到了3100余人。
岳西谈判后，鄂豫皖边区军民结束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并在南方八省十三个游击区中保存了最多的兵力。
高敬亭居功至伟。
3
疯狂的肃反
高敬亭继承了张国焘的领导风格。
在上述成绩的背后，是疯狂的肃反在支撑着高敬亭的事业发展。
红25军75师政委时期的高敬亭
早在1933年至1934年间，徐海东他们还没有走之前，缺乏马克思主义修养的干部们，受张国焘的影响，鄂豫皖早已肃反成风。
时任鄂豫皖省委常委、红25军75师政委的高敬亭，自然也是极左肃反政策的积极推行者。
在自己的红25军75师的肃反中，高敬亭先后捕杀了1000多人。
不过，虽然我们现在看来这是极端的错误，但当时的鄂豫皖省委和红25军领导都是支持和赞赏的，还称赞高敬亭是肃反专家。
生态如此。
皖西北道委书记时期的高敬亭
1934年9月，鄂豫皖省委派高敬亭去皖西检查工作，根据75师的肃反经验，高敬亭夸大了敌情，他向省委报告说：
皖西工作一塌糊涂，都是反革命者在领导。
结果，鄂豫皖省委错误地将皖西北道委书记郭述申撤职，任命高敬亭接任。
上任后，高敬亭大举肃反，先后被他错杀的有：游击队司令员吴保才、赤南县委书记高克文、赤城县委书记吴代芬等一大批负责人，给革命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红28军政委时期的高敬亭
在临危受命组建红28军后，高敬亭还是对肃反情有独钟。
在红28军，战士丢失一个枪机部件，写错一条标语，都要被当作反革命而肃反。
82师政委方永乐是红28军中地位仅次于高敬亭的领导人。他骁勇善战，在红28军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方永乐对高敬亭一直是十分尊重的，因为高敬亭参加革命的历史长，是鄂豫皖的高级领导人。
但在肃反问题上，方永乐和高敬亭产生了分歧，对于高敬亭的极端做法，方永乐表示严重异议，方永乐认为绝不能再犯肃反扩大化的错误。
方永乐尖锐的对立，不仅违背了高敬亭的意志，而且伤害了他的尊严。
这令高敬亭大为不满。
于是，方永乐自己也被高敬亭肃反了。
在惊人的自信驱使下，高敬亭将方永乐打成反革命，逮捕了起来，并逼他写自供书。
此时，就在红28军内部肃反加紧之际，一名叛徒带敌第103师忽然包围了红28军军部及部分主力。
形势万分危急，部队处于混乱状态。被关押着的方永乐流着眼泪对高敬亭说：
老高，我是不是反革命，等这次战斗后你再审查，你要枪毙我，也要等我把部队带出去以后再说！
高敬亭答应了方永乐的请求。
由于敌人是善于山地战的第103师，我军兵力单薄，无法固守，被迫撤出主峰。方永乐命令手枪连保护高敬亭突围，自己留下来掩护。高敬亭冲了出去。方永乐政委见军政委冲出去后，就站起身，端着机枪向敌人扫射，把自己的身体故意暴露给了敌人，身中数十弹而牺牲。
方永乐悲壮哉！
方永乐的自我牺牲方法，高敬亭自己后来也想学而用之。
4
自己被“肃反”
新四军吃四支队的饭
1938年2月，红28军与豫南游击队共3000余人，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下辖四个团。
当时，新四军第一、二、三支队都只有两个团。第四支队占整个新四军总兵力的1/3，所以有新四军吃四支队的饭一说。
1938年3月8日，新四军军部命令第四支队东进抗日。高敬亭率第四支队分别从湖北黄安县七里坪、河南确山县竹沟出发，于3月中旬到达安徽霍山以西地区集结。
1938年4月底，第四支队抵达抗日前线，在舒城、桐城、庐江、巢县、无为等县开展游击战争，高敬亭率支队部驻扎在舒城县的东、西港冲。
1938年5月至11月，第四支队共歼灭日军500人，俘10人，击毁日军汽车150余辆，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收复庐江、无为两座县城，初创了舒城、桐城、庐江、无为等地区的抗日根据地，部队也发展到8000多人。
1938年5月16日，第四支队在巢县蒋家河口战斗中击毙日军第六师团巢县守备队20多人，而自己无一伤亡，拉开了华中敌后游击战的序幕。这是新四军挺进敌后的第一仗。
当日，蒋介石亲自致电叶挺、项英：贵军四支队蒋家河口出奇挫敌，殊堪嘉慰。
第四支队的桐城棋盘岭战斗也很出名，战斗中首次活捉了40名日军。这是新四军战史上的骄傲。
大别山却没了
与项英的矛盾
高敬亭第四支队从大别山开向抗日战场，国民党桂系第五路军却源源不断地开向了大别山。白崇禧充分意识到了大别山的重要，所以命令第五路军全面进军大别山。
桂系抢了高敬亭的根据地。
高敬亭自己长期生活战斗在大别山，对大别山十分留恋。他立即致电新四军军部，要求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
王明领导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员会，在“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下，派出了上万名党员和革命青年帮助桂系军队改造基层组织，训练乡保长，建立保甲制度，调查登记户口，甚至还提出了“帮助五路军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的口号。
在中共中央长江局会议上，对于高敬亭提出让第四支队回大别山建立根据地的要求，王明、项英斥责为不服从统一战线，消极抗日，命令高敬亭不允许在大别山留一兵一卒。
高敬亭当场指责王明、项英是右倾投降主义，二人对高敬亭非常不满。
桂系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后，态度发生了变化，一面拖欠和克扣新四军第四支队的薪饷，限制第四支队发展。一面扩充武装与新四军争夺皖东地区。
这样，高敬亭的第四支队陷入了桂系和日军的两面夹击之中。
戴季英来了！
此时，中共中央给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发来电报，要求江北新四军向津浦路东敌后挺进，将皖东全部、江苏一部变为巩固的抗日根据地。
但是，高敬亭的思想已经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了，他永远的活在了大别山时代。
1938年起，中共中央从延安、中共中央长江局、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派出一批干部到高敬亭第四支队工作。
这批干部中，郑位三、戴季英曾在鄂豫皖与高敬亭共过事。中共中央希望，郑位三、戴季英等能够协调高敬亭与新四军军部和中央的关系。
可是，高敬亭对这批干部的到来却相当反感，尤其是对被任命为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的戴季英更是如此。
戴季英在鄂豫皖就以肃反著称，随红25军到达陕北后还逮捕了陕北根据地创始人刘志丹。幸亏毛泽东从刀下救出了刘志丹。
所以，高敬亭认为戴季英是中央派来监视他的。
高敬亭极力加以排斥，公开对自己的老部下七团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说：
这批人是派来夺权的！以后，你们遇事还是同我商量商量，切莫上了他们的当！
哎，说来说去，还是一个“权”字啊！！
郑位三、戴季英处处受到高敬亭的轻视排挤。
郑位三老成持重，为顾全大局，主动要求转到地方去工作。
政治部主任戴季英却也是刚强人士，毫不退让，和支队司令员高敬亭不断较劲。
参谋长张云逸来了
1938年11月，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抵达江北，加强对江北新四军的领导。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张云逸对高敬亭进行了耐心的说服教育，并直接向第四支队干部传达了中央关于江北新四军向津浦路东敌后挺进的指示。
挺进吧！
1939年3月底，高敬亭率四支队队部由舒城推进到合肥众兴集。但是，时隔不久，高敬亭又返回了，而且带回了手枪连和特务连。
公然抗命啊！
军长叶挺来了！
1939年4月底，新四军军长叶挺，携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从皖南抵达江北。
1939年5月5日，叶挺在庐江东汤池宣布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由张云逸任指挥，邓子恢任政治部主任，统一指挥新四军江北部队。
叶挺再次命令高敬亭率部队东进合肥、定远、全椒地区，开展游击战，建立根据地。
高敬亭依旧按兵不动。
叶挺怒了。
叶军长以江北指挥部的名义，直接命令高敬亭的第七团、第九团继续东进，进至合肥青龙场一带。
这之后，高敬亭勉强率第四支队支队部进入青龙场地区。
在四支队驻地，叶挺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重申了中共中央的东进命令，并要全体到会人员表态，四支队全体干部一致举手赞成执行中央指示。
高敬亭也被迫举手同意。可是会后，高敬亭又迟迟不下东进命令。
部队行动后，高敬亭又背着江北指挥部，擅自写信命令第七团、第九团停止东进。
第七团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叛逃
反杨、曹斗争
就在此刻，事情发生了。
第七团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乘攻打土围子之机，侵吞金银财物后，叛逃去了桂系军队。
杨克志、曹玉福二人是高敬亭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一手提拔起来的，他们的突然叛逃引起了第四支队上下对高敬亭的普遍不满。
项英来电，要叶挺开展“反杨、曹斗争”。
于是，叶挺命令部队在皖东停止东进，进行反杨、曹斗争。
在戴季英的主持下，很快就揭发出了高敬亭的问题。
反高敬亭斗争
项英决定，当即在部队中开展反高敬亭斗争。
高敬亭被逮捕。
戴季英动用了酷刑，反革命、反党、破坏抗日等罪名接踵而至。
此时，身陷牢笼的高敬亭想起了被自己搞死的方永乐。
高敬亭向组织提出：让自己仿效方永乐，战死在抗日战场上，用自己的一腔热血表达他对党和革命的一片赤诚。
高敬亭要来纸笔，给亲属写下诀别信。他更希望战友能为他说几句公道话。但是，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1939年6月20日，项英以反党、反中央和可能率部投敌的罪名，同时分别向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军事当局发出了“拟枪决高敬亭”的电报。
蒋介石接到这份项英要杀自己虎将的电报，半信半疑，怕是其中有诈。卫立煌打了三年都抓不到高敬亭，现在共产党却自己送上门来了。
蒋介石通过情报得知王明、项英与高敬亭在建立大别山根据地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的内情后，给项英、叶挺回电：
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决，照准！
1939年6月21日，近千名指战员参加的斗争高敬亭大会在合肥青龙厂的一个大树林里连续开了三天。
邓子恢主持大会，会上决定对高敬亭处以死刑，并报国共两党中央批准。大会宣布高敬亭四大罪状：
1、不服从军部领导。
2、排挤延安干部。
3、山头主义。
4、宗派主义。
高敬亭始终认为，坚持留在大别山是正确的，放弃大别山东进是错误的，而对蒋介石就是要闹独立性。
高敬亭坚持认为，自己的工作虽有缺点，甚至也可能有错误，但绝不是反革命，更谈不上破坏抗战。
1939年6月24日，在被宣布枪决后，高敬亭坦然面对：
死对共产党人无所畏惧，我没有罪，既然你们硬要我死，必须死在红地毯上！请代转史玉清同志，孩子送给人民抚养。我是忠于工农革命的军人！
史玉清，高敬亭夫人。
最后，高敬亭端正地戴上军帽，向军长叶挺敬了最后一个军礼，军长庄重地还了军礼。
然后，高敬亭在警卫战士押送下，朝荒野走去，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5
枪决以后
中央回电
高敬亭被枪决后，中共中央的回电才到：
对高采取一些过渡办法，利用目前机会由军部派遣一得力干部到四支队工作，以帮助四支队之改造与整理。
中央准备调高敬亭去延安学习。可是事实已经铸成。
主要当事人叶挺、张云逸、邓子恢都检讨了自己的责任。
“肃清高敬亭余毒”
江北指挥部继续对四支队进行整顿，将“反高斗争”引导为“肃清高敬亭余毒”。
此举过分打击了一些人，引起了部分干部的恐慌，第四支队一片混乱，有些指战员被迫离队，局面差点失控。
后来，原第四支队被一分为二，变成了新第四支队和第五支队，分别由徐海东、罗炳辉任司令员。
“将其处死是错误的”
高敬亭的妻儿也一直被当作反革命家属对待。
1975年11月10日，高敬亭之女高凤英上书毛泽东，请求中共中央澄清高敬亭被杀的原因并做出结论。
1975年11月30日，毛泽东指示有关部门重新审查高敬亭一案，他在有关高敬亭的一份材料上批示：“我觉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
1977年4月27日，根据毛泽东生前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给高敬亭同志平反的通知》，肯定了高敬亭功大于过的历史，推翻了高敬亭头上的反革命、反党反中央等帽子，认为“将其处死是错误的”。
1983年10月，民政部追认高敬亭为革命烈士。
酷爱肃反的高敬亭，最终因为犯了众怒而被组织枪决，而他坦然受死，我们敬他是条汉子。
在历史的一个阶段里，有无数面对自己同志举起的屠刀而依然不忘革命事业的烈士，他们的牺牲是一样宝贵的，一样不能被忘记的。
他们只是以令历史遗憾的方式，向自己的信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提起红军中的肃反专家，我们还会想起戴季英，会想起夏曦。而且相比于高敬亭，戴季英等则更可悲。
人是复杂的，历史是复杂的。和历史的进程一样，人的一生通常也是进退不由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