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末期，农村有一个组织叫作贫下中农协会。老人家是我家乡的协会主席。老人家在协会的主要工作，就是每个学期都要给小学生讲故事，讲的最多的是战斗故事和忆苦思甜。
老人家出生于1912年，属老鼠。1945年参加胶东抗日武装，很快鬼子投降，部队整编南下，老人家奉命回到家乡，组织农会和民兵组织，发动群众，成立地方政府。据说为了顺利通过国民党赵保元武装设立的关卡，老人家将一系列证明文件埋在了五龙河东岸的一处沙窝的树下，待到1947年家乡解放，去取却找不到了。以至于很多证件都是解放以后补发的。
老人家没有念过书不识字，参加组织后学会写自己的名字。有证件证明，他在建国前后担任过县第九区富山乡乡长，是中苏友好协会会员，人民公社成立以后，一直在村里工作，有公费医疗证。他每年都要步行去八十里地外的县城开会，需要自带干粮整整走一天。六十岁以后，老人家带领回乡的退休工人修桥补路，直至1978年因病去世。
老人家到学校讲故事，可以连续讲两个小时。老人家那个时候就鼓励孩子们好好学习，建设家乡，和城里人一样过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好日子。那个时候开完忆苦思甜大会学校组织吃忆苦思甜饭，老人家要求野菜必须加玉米面，不能让孩子们吃不饱。结果孩子们说忆苦思甜饭比家里的饭都好吃，老人家听了哈哈大笑，好吃就好，吃饱了才能有力气建设家乡。
老人家在医院住院期间，大队和公社的领导去看望，问有什么要求。他说村里通往公社的大路坑坑洼洼，打算今年修好。却没有提一句私人的要求。本来他计划给未结婚的儿子盖几间大瓦房，材料都准备了，却因病未能实现，成为他的遗憾。
老人家在我脑海的形象伟岸高大，他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是先公后私公而忘私的典范。他有五个子女，没有给一个孩子安排工作。他对家人唯一的嘱托就是，让他的小儿子好好读书，能读到哪就要供到哪。
往事如烟，我离开家乡已经三十多年，为了老人家的临终嘱托，我发奋学习，却始终感觉没有完成他的遗愿。不过现在家乡的道路四通八达，电灯电话楼上楼下早已实现，足以让老人家含笑九泉。愿天堂没有疾病与痛苦，只有我的思念陪伴永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