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对武将极其忌惮，为了监视武将的行动，唐朝皇帝派遣大量太监进入军队系统。这些太监在皇帝的授权下对军队的影响越来越大，不仅能够监视将领，甚至还掌握了军队的财权分配，成为军队名副其实的话事人。今天我们就一起了解一下唐朝宦官在军队中的财权。

征马使是唐后期马军中常见的使职。唐前期马军中普遍择善牧养者任征马将，唐后期征马使很可能由原征马将设使而来，满足军中征马及马匹牧养之需要。左右神策军是唐后期中央禁军主力，其下亦有征马使之设。据《唐会要》所载，“贞元十四年四月，敕铸左右军征马使印各一纽”，其中左右军指的当是左右神策军。由此可知贞元十四年（798）神策军中征马使已有铸印，当已成为固定常设之使职。

史料中所见唐后期神策军中征马使主要有以下四例：姜子荣（762-819）在宪宗继位后“特加宠命，遂赐绯鱼袋。俄迁左神策军同州朝邑、夏阳、韩城、郃阳等四县征马群牧使”，又姜子荣建中四年（783）泾原兵变后曾任奚官局丞，因奚官局隶属于内侍省，可知其身份为宦官。武自和（779-841）在宪宗元和时期任右神策军征马使，“自宪宗朝，授职军器使监作，不更岁，迁监右神策军征马使，历福建监军判官，再迁殿前内养”，由其元和十五年（820）“官授登仕郎、内侍省内府局丞”，可知武自和为宦官。

乔萱大中二年（848）以前曾以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任右神策军征马使，乔萱子乔师锡墓志中载其家“历代著称，实为士流”，乔萱父乔居岩，皇朝任右金吾卫中郎将，子乔师锡大中二年（848）时任右神策军散兵马兼押衙，乔萱当不是宦官，而很可能是神策军系统下的武官。马国诚（？-876）咸通时期以右卫将军任押先锋兵马使兼左神策军征马使，其墓志载“远祖援，为东汉名将……公即其后也。有远祖风，年弱冠以骑射称，遂委质辕门，颇为军帅异。自升职列将，公方戎容，靡所不至”，可知马国诚当是武将。综上，唐后期神策军征马使很可能兼由宦官或武官充任。

关于征马使的职能，可以通过征马使任职者墓志中的相关记载进行探讨。《姜子荣墓志》载志主姜子荣（762-819）元和初期任左神策军同州朝邑、夏阳、韩城、郃阳等四县征马群牧使时“掌其驹牧，騋牝斯蕃”，可知姜子荣掌牧马之职，但其同时兼任征马使与群牧使，此二使在马匹畜牧工作中又如何分工呢？

据《仇志诚墓志》，志主仇志诚（775-839）长庆三年至开成四年（823-839）任振武军征马使，“元戎赏之，后伯乐也，辩骥追风，鉴之以驯良，皆有垂缰之性也”，征马使在牧养工作中很可能侧重于对马匹的鉴识、驯良等。宦官既有担任神策军征马使，当掌管一部分神策马鉴识牧养之职。而关于神策军中之马政，作为唐后期北军主力的左右神策军，其精锐部队正是骑兵，因此马政对于神策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神策军中也蓄养着大量的马匹，据宋白《续通典》的记载，顺宗时左神策驻防军中有马八千四十四匹，京西北八镇外驻军中有马一万二千一百六十六匹；右神策驻防军中有马五千九百五十一疋，京西北外镇军中有马四千七百八疋，左右神策军马总计约三万匹。如此数量的马匹，军中又是如何管理的呢？

“元和四年（809）正月，右神策军奏绛州龙门临河乡河曲无居人田业请为牧地，从之”；宝历元年（825）闰七月，有“同州韩城县百姓王文秀等於本县左神策军渚田内放牧马”，左右神策当是在京兆及京西北驻地选取无人之田业设牧场以牧管马匹，而征马使亦是随军而设，负责牧马事务。唐后期不止左右神策禁军，河东、成德、卢龙、振武、昭义等地方藩镇中亦有设征马使。考之诸藩府中的征马使，则任职者都为武官，并不见有宦官充任，左右神策中有宦官征马使当是一特殊现象。

要探究这一特殊现象产生的原因，可以从征马使选任条件入手。征马使所管牧马事与骑兵战斗力息息相关，在选任时往往“重委在腹心”、“职难其人”，颇受重视。地方藩镇中的征马使多为地方节度使所署或由皇帝亲自任命。贞元十四年（798）卜璀（757-822）随司空于頔节制山南东道，并被署为节度总管知征马五屯；仇志诚（775-839）长庆三年（823）随从节度使至单于，受振武军随使衙前虞候，亦掌征马事；王杰（749-813）弱冠时就谒见相国李抱真，为其所重，在朱泚之乱中跟随其前后历百余战，后以“以征马务重，职难其人”，被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署为随使征马军兵马副使，以上几位征马使均与节度长官关系密切。

还有石神福（759-813），安史之乱时因“及乎攻武，便得穿杨”，为君主所知，收于戎伍，频经战伐，累效疆场，叙功见录，悦畅君心，元和时期迁授成德军节度下左金吾卫大将军试殿中监，并“为征马事，重委在腹心，兼令勾当右厢草马使事”，元和八年（813）卒于任上。宪宗立志削藩，元和四年（809）以后重点经略河朔三镇，皇帝亲自委任信任的中央武官以成德镇征马事，当有加强中央军事控制之目的。

综上可知征马使选任之重要，地方节度使或皇帝多委派亲信担任。左右神策军是中央禁军，为宦官所掌，最高军事长官护军中尉也由宦官担任，这很可能是神策军中出现宦官征马使的原因。也就是说，左右神策军下宦官通过担任征马使掌握一部分牧马财权是以其军事权力为根基的。

其次来看采造使。上一小节中提到的姜子荣元和初“俄迁左神策军同州朝邑、夏阳、韩城、郃阳等四县征马群牧使，兼丹州採造使”，其任左神策军征马群牧使的同时还兼任丹州采造使，可知神策军下有采造使之设，而宦官既有直接担任此使，当掌握部分采造之权。不止丹州，其他地区亦有采造使之设。太和元年（827）五月，“左神策军奏，当军请铸南山采造印一面。”

既有铸官印，且《册府元龟》将之置于《帝王部立制度》中，说明大和时左右神策于南山、吴山、宝鸡、扶风四所置采造使已经固定下来。而实际上神策采造之所当远不止此四处。据宋白《续通典》，顺宗时左神策军有六万二千四百四十二人，其中在城三万四千三百九十二人，外镇及采造二万九千六百三人；右神策军有四万六千五百二十四人，其中在城二万七千四十五人，外镇及采造一万九千四百七十九人，神策军中，外镇及采造共有49082人，虽然采造军的具体人数不清，但其当为左右神策中之常设军，且规模不小。

又“自神策兵分镇畿县及近甸诸州，若群牧采造之名，其类不一，干法乱政，为蠹颇甚”，可知神策京畿驻军之处即有采造。又德宗贞元以后，“京畿之西，多以神策军镇之，皆有屯营。军司之人，散处甸内”，神策军开始普遍外屯京西之地，采造使很可能随左右神策军外屯京西北诸镇而设，即宦官采造之权实际上跟随着神策军势力向京西北外镇扩张而不断发展。

采造使具体负责的当是伐木事务。白居易诗歌《宿紫阁山北村》描述了十余个神策军采造家，手持斧子砍伐一户紫阁山北村人家中庭已有30年树龄的奇树的情形。《容斋续笔》卷15《紫阁山村诗》认为此诗所写当为贞元、元和间事。这说明采造使本职工作之一很可能是掌伐木，并恃神策中尉之势，暴横欺压百姓。

唐代本于出材之所置陈仓百工监、王屋就谷监、鄠县库谷监、陆浑太阴监、伊阳县的伊阳监及斜谷监等，负责采伐材木，主要用于“舟车及营造杂作”。百工等监与采造使均负责伐木事，二者当是互有分工的。那么采造家所取之木材又充作何用？首先当是供京城修造营葺之用。“会昌开成中，含元殿换一柱，敕右军采造，选其材合尺度者。军司下周至山场，弥年未构，悬重赏”，可见采造之材木用于宫殿修葺。

而京都中不少修造事务是由神策军负责的，包括修筑自云韶门至修德里之夹城、于芳林门南置新市、浚鱼藻池、筑门下省东阳院墙、入内廷穿池修殿、修汉未央宫、曲江池等，上一章第四节手工业相关财权中亦有对宦官籍征发神策官兵修造、掌握内外作财权进行过论述，神策军采造使采伐之材木很可能用于本军修造。

其次可能作供京城薪炭之用。“贞元十一年（795）八月，户部侍郎裴延龄充京西木炭采造使，十二年（796）九月停”，裴延龄采造木材当是充作木炭之用。唐代邦固薪炭供应之事为司农寺钩盾署所掌，据《唐六典》之记载，“凡京官应给炭，五品已上日二斤，蕃客在馆，第一等人日三斤，已下各有差”，可见京城薪炭需求量之大。而木炭供应主要来源于和市木幢、于京畿等地募丁输送等，但往往供不应求，“如用不足，以苑内蒿根柴兼之”。据此，神策采造之材木很可能有用于补京城薪炭供应之不足。

安史之乱后，宦官进入军队，作为唐朝中央军精锐的神策军中也出现了大量宦官的身影，这些宦官逐渐开始出征马使等职位，这些职位对军队，尤其是神策军的精锐骑兵的战斗力有重要影响，宦官全体也因此获得了大量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