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三十年（1941年）4月25日，十多万市民来到上海胶州路军营，悼念一位去世的将军。仪式上，很多人泣不成声，而看到将军的遗容后，更多的市民开始愤怒起来。因为这位将军是被日伪收买的叛徒杀害的，看着躺在棺材中的将军头部还留着遇害时的伤口，吊唁群众纷纷要求立即处决凶手。
随即，杀害将军的四个凶手被押了出来，在市民的唾骂声中，四人被相继枪决。当正义的枪声响起后，大家的愤怒才减少了一些。
在抗战中去世的将军有很多，被汉奸叛徒杀害的将军也不少，但只有这位将军，在牺牲后让数十万市民吊唁，让国共两党的领袖都发文祭奠。
他就是指挥了保卫上海“四行仓库”战斗的谢晋元（1905年4月26日——1941年4月24日）将军，蒋介石赞誉其“精忠贯日”。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0月12日，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报告中高度赞扬了“八百壮士”，称其为勇敢抗击敌人、为国家献身的民族革命的楷模。全国解放之后，上海市人民政府修复了谢晋元的墓地，并将“孤军营”营房遗址所在的社区命名为“晋元里”，以表达对这位抗日英雄的崇敬之情。
那么他到底是为什么被杀？又为什么有数十万市民来吊唁呢？
时光拨回到16年前，此时的谢晋元刚刚完成大学学业，从国立广东大学毕业。这所学校很有名气，是中山先生整合而来，也是现在的中山大学的前身。恰逢黄埔军校第四期招生，谢晋元便接着考上了军校，和林彪、伍中豪、张灵甫还有胡琏等以后的名将成为同学。在黄埔军校学习过程中，谢晋元非常刻苦，也很积极向上，受到了周公、叶帅的关注，私下关系亦师亦友。
谢晋元
还未等到正式毕业，谢晋元便与同学踏上了北伐的战场，成为了国军14师的一名少尉排长。一年多的时间，谢晋元凭借着战功，从少尉排长升迁为副营长。
民国十七年（1928年）4月，第二次北伐战争，谢晋元随北伐军一路打到了济南城下。为了保护本国侨民，日本也派遣了第六师团进驻济南城内。在中国的地盘上，却驻扎了日军。谢晋元想想就来气，更气人的是，日军屡屡挑衅北伐军，令其退出济南城。当局虽然严令不许抵抗，却还是在济南城内留下了两个团，谢晋元也在其中。
5月8日，日军鉴于下达了最后通牒，北伐军未予遵守，遂下令发起进攻。驻扎在城内的北伐军奋起反击，双方血战3日，损失惨重。谢晋元也在战斗中深受重伤，送到了后方急救。11日，北伐军不敌日军，撤离了济南城。自此，谢晋元的第一次抗日黯然结束。
在经过一年多的治疗和恢复，谢晋元再次回到军队，成为了19路军的一名营长，随军驻扎于上海，拱卫南京，他迎来了第二次与日军作战。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日本海军眼红陆军在东北取得“丰硕战果”，想在上海制造事端。1月18日，日本偷偷摸摸制造了“马玉山路事件”，给上海提出几项苛刻的要求，其中有一条，要求19路军撤到30里以外的地方驻扎。这明摆着就是不让上海驻扎中国军队。当局居然照单全收，这就使得日本方面不好接招了：本来是借此来找麻烦的，结果国民政府客客气气全接受了，那还怎么挑事？日本人又想了一个计策，另外准备了一个通牒，却临近最后期限才告知中国。当局当然没有那么快的反应速度，摩擦升级成为战争。谢晋元所在的19路军投入反击中，震惊中外的淞沪抗战爆发。
战斗期间，谢晋元带领全营战士抗击日军，呼吁大家不要害怕日军的战斗机，只要防卫到位，就伤不到自己。他甚至写下一段日记：日军的战斗机投下的炸弹威力很大，却不易瞄准目标，没得准头，战壕里面很安全。战斗持续了一个星期，19路军和随后赶来增援的第5军携手，打得日军三易主帅。
由于第二次与日军作战有功，谢晋元被抽调到了庐山，参加军官训练团，毕业后进入德械88师，成为中校参谋。长城抗战结束后，中方对日秘密备战迅速启动，包括重整军备，建立国防工事，刺探日军情报等，这些谢晋元都有参与，当然参与感最强的，还是对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地形侦查。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之间战争已全面爆发。南方的日军也在蠢蠢欲动，为了先发制人，中国军队开战之初就投入包括87师，88师在内的精锐部队。经不住国力的较量，日军所拥的海陆空优势，中国军队并不具备，双方在重武器方面差距太大。加之，日军成功在杭州湾登陆，大有迂回包抄中国军队后路的趋势。几十万国军只能无奈地后撤，既然是撤退，那就要留下掩护的部队。当局原定的是留88师负责全军撤退，师长孙元良几番考虑，讨价还价，只留下524团1营，这个营的带队军官，就是时任团附的谢晋元。
那么，88师那么多军官和营级单位，为何偏偏留下谢晋元和一营呢？
惨烈的淞沪会战，导致率先投入作战的88师兵员严重不足，只能从后方赶赴增援的部队中抽调补充。其中，524团1营在守备四行仓库前，进行了第五批兵员补充，大部分来自湖北通城县保安队。1营之前的兵员构成，就是以湖北籍为主，优先补充来自湖北部队也是极其正常。
由于地处湘鄂赣边区，通城县也有着广泛的红色基础，保安队虽是地方武装，却与红军有一定的关系。例如，后来率队增援上海的保安大队3中队长石美豪就反对与红军作战。还有，在孤军营中照顾谢晋元生活起居的卫兵万连卿，以前就是儿童团团长，他的父亲更是老红军了。
谢晋元
再说说谢晋元。他本人虽是黄埔军校毕业，却是政治大队的学员，而当时的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就是周公。在耳濡目染的影响下，谢晋元对于黄埔精神的认识也比较到位。在他带兵以后，就非常重视部队的“软建设”。另外，谢晋元还在反蒋的19路军干过一段时间。可以说，谢晋元本人是偏“红”的，这也是让他去守卫四行仓库的重要原因之一。
众所周知，国民党的军队中腐败现象非常严重，吃空饷和榨取士兵的血汗几乎是常态。而且贪腐行为普遍存在于各个层级，并且各级之间的分赃都有明确的规定。偶尔出现像郭汝瑰这样清白的人，便会立刻被杜聿明视为“共产党”。
解放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陆方面在评价国军在抗战中的表现时，虽然充分肯定了底层官兵英勇无畏地抵抗日军，但同时却没有提及国军内部存在的贪腐等阶级压迫问题。实际上，抗战前后的国军没有本质区别，依然是一支腐朽的封建军队。然而，在国家危机时刻，这支衰败的军队在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中表现出色，作出了应有的历史贡献。因此，大陆方面在充分认可其历史成就的同时，选择忽略其内部的阴暗面。
然而，不提及其负面影响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以淞沪抗战为例，谢晋元所任的88师，师长孙元良公开侵吞了军委会拨给该师的26万元修建费用，还私自出售了部分储存在四行仓库的棉纱，并将上海市民捐赠的慰问物资据为己有。这些种种不当行为，使得同僚与下属均感到愤慨，最终联合上书弹劾。尽管蒋介石对这位“天子门生”给予了种种保护，但毕竟难以抵挡公众的愤怒，因此在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3月29日，他不得不将孙元良撤职，并交由军法执行总监部进行监管。
俗话说，上行下效。作为领导的孙元良，若说他手下的524团1营“身处污泥而不染”，恐怕也难以让人信服。
无疑，谢晋元被视为“嫡系中的杂牌”。虽然他是黄埔四期的毕业生，但直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9月他从“庐山军官训练团”第二期完成学业后，才开始寻求黄埔同学的帮助，从粤军调入中央军的嫡系88师。
谢晋元
在黄埔生聚集的88师中，谢晋元并没有得到重视。除了曾短暂担任补充团的少校营长外，他大部分时间都是担任参谋和中学生军训队队长等次要职务。在淞沪会战开始后，他才升为中校参谋主任，但仍然权力有限，影响力不大。直到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9月中旬，88师下属的524团团附出现空缺，谢晋元才得以接任该团团附一职。
国军每个团配备一名中校团附和一名少校团附。团附的全称为“团部附员”，是团长的助手。然而，当团长因故无法履行职责时，团附并没有权力代替其行使职务。因此，团附并非副团长的角色。实际上，大多数团附的地位甚至不如营长高。在从调入88师到被指派留在四行仓库的这三年中，谢晋元因多担任一些闲职，实际上并没有机会进行贪污腐败。是否存在“灰色收入”，主要取决于负责人的态度。如果确实存在“灰色收入”，具体数额又要看负责人是否慷慨，以及愿意分配多少。
然而，当孙元良将谢晋元视为“弃子”，并赋予他指挥524团1营守卫四行仓库的任务时，谢晋元便成为了“八百壮士”的最高指挥官，局势便截然不同了。400多人的兵力，当然守不住小小的四行仓库，退回到租界以后，谢晋元和他带领的一营便被英国关押了起来，又称“孤军营”。令人奇怪的是，当局却未有将这群孤军救出来的实质行动。
谢晋元部队在退出四行仓库并交出武器后，尽管被困于孤军营，国民政府依然向他们汇款支付军饷。尽管有时汇款会出现延迟，但上海各界对这些抗日英雄的捐助热情始终高涨。谢晋元还组织部下在孤军营内设立工务社，生产“孤军牌”袜子、肥皂、藤椅等商品，并在上海市场上热销，受到市民的广泛欢迎。从理论上讲，在这种情况下，这支有超过400人的团队的日常生活应该能够得到保障。
然而，实际情况却完全不同，孤军营的后勤保障水平日益恶化。官兵们对谢晋元的经济问题的质疑声日渐高涨，甚至从私下讨论发展到公开指责。
谢晋元
谢晋元之子谢继民在其作品《我的父亲谢晋元将军》中提到，张文卿、郝精诚、尤耀亮、张国纯四名凶犯在法庭上的供述中提及其杀人动机为：“待遇差，吃不饱，外界捐款未公开。”尽管用词有所委婉，但其核心意思基本相同。
确实，大汉奸陈公博曾邀请谢晋元担任伪“上海保安第三总队”的总队长，而汪精卫也曾“礼贤下士”，派人送上聘书，但都被谢晋元坚决拒绝，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史实。谢晋元的坚定立场和民族气节确实令人钦佩。
谢晋元是出于对国家的热爱，才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仍然想着节衣缩食去支持抗战。然而，这个道理需要事先与大家沟通清楚，讲明白，并在自己带头捐赠的同时对下属进行号召，而不是强迫要求。然而，在国军内部，思想政治工作却显得相对薄弱。尽管基层士兵普遍怀有简单的爱国情怀，但由于缺少长期的教育和引导，无法期待他们的觉悟会有多高、信念会有多坚定和持久。
因此，谢晋元实际上采取了“一刀切”的方式来进行抗战捐款，这在方法上显然存在一些争议。而且，史料中并没有找到孤军营向国民政府汇款的凭证，那么孤军营的士兵们会作何感想呢？如果他们中有人认为谢晋元在88师待了几年没有任何实惠，现在一旦有机会就开始进行报复性的贪腐，虽然事实是否如此尚不可知，但至少从逻辑上讲是可以理解的，并且也能引起周围不少人的共鸣。
国民党组织部部长朱家骅向蒋介石提交了相关调查报告。该报告指出，此案件发生的原因主要有三方面：首先，过去三年中物价上涨了几倍，而士兵的薪水依旧是每人十元，并且今年几个月来还未发放。我们多次向军政部发电，往往数月没有得到回复。能够维持下去的，主要依靠去年底行政院发放的一万元奖金。直到案发时，所剩无几，仅剩百余元。整个营地已经面临缺粮的危险。其次，郝犯等人认为三年前中央发放的二万元中，有一半被地方协会的姚惠泉扣留，认为谢是中饱私囊。第三，历年来各方的慰问款项大约有两万元，谢以此作为工业资金。然而，郝犯等人竟认为谢的行为是自私的，无法理解。
根据这份报告，可以确认以下事实：孤军营的官兵生活条件确实非常艰苦；军政部常常延迟支付孤军营的工资；还有人公开侵吞孤军营的物资供应。
换句话说，孤军营生存困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国民政府军政部拖欠薪水也是一个因素。根据对姚惠泉的资料了解，他早在辛亥革命时期就参与其中，后来专注于教育工作。在抗战期间，他创立了仙鹤草素药厂，不仅为孤军营提供了大力支持，还曾向新四军提供了大量急需物资。朱家骅提到姚惠泉在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底国民党军政部汇给孤军营的2万元中“扣发”了一半，但他并没有详细解释事情的经过。同时，抗战胜利后也没有对姚惠泉进行追责，这确实让人感到疑惑。
除了可能存在经济困境，谢晋元在其他一些方面的决策不当，导致士气下降，也是导致他个人悲剧的重要因素。
当他带领部队撤离四行仓库后，遭到租界当局的欺骗，被迫放下武器并被囚禁于孤军营之初，官兵们出于愤怒，仍能紧密团结在谢晋元身边，共同与租界当局抗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兵们对依赖国民政府的外交努力已失去信心，迫切希望谢晋元能够采取果断行动，带领他们寻找新的逃脱方案。此时，谢晋元却坚决遵从蒋介石的指示，要求他“暂时忍耐，继续留在租界”，因此明确拒绝了上海爱国人士的提议，试图在孤军营开放时悄悄替换官兵逃跑的方案，并严令部下不得擅自离营，甚至对已经脱营的班长李永成等四人进行了除名处理。
从谢晋元的视角来看，他坚定不移地遵循蒋介石的军事命令是理所应当的。然而，在其他士兵和官员的眼里，这种对孤军营艰难处境视而不见、缺乏灵活应变的态度，只是一味地执行上级指令，而不考虑这些命令的合理性，可以说是顽固不化；若从严厉的角度出发，似乎也有不顾基层官兵生死存亡之嫌。
在这样人心不宁的情况下，谢晋元并没有耐心去说服和沟通部下的想法，而是选择继续采取强硬的压制措施。谢晋元坚持这样的做法，最终导致孤军营的官兵逐渐与他产生了对立。曾经对他忠心耿耿的下属们开始指责他变了，不再是以前那个好兄弟，而与军阀毫无区别！甚至有人认为，孤军营之所以沦落到这样的境地，根本原因就在于谢晋元。他自己想成为一个优秀的学生，追求完美，若真想做到这一点，就应该自己努力，而何必牵连其他人。如果不是谢晋元的阻止，大家早就能够获得自由了。
谢晋元
谢晋元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妥协，确实不愧为抗日英雄的称号，理应获得后人给予的各种荣耀。然而，他身上依然烙印着深厚的旧军队和旧军官的痕迹，历史局限性的无法弥补也是不争的事实。
谢晋元死后，当局给他的遗孀凌维诚发了一笔抚慰金，但家庭负担还是太重，凌维诚一手抚养四个子女非常艰辛。新中国成立后，上海市长陈毅给凌维诚安置房屋，安排了工作。1991年，凌维诚在上海与世长辞，与谢晋元将军埋在宋庆龄陵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