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一个深秋，一则新闻在京城高层圈子里悄然传开——姬胜德在珠海被捕。这个消息犹如一颗重磅炸弹，震惊了所有知情者。作为共和国第三任外交部长姬鹏飞的长子，总参谋部情报部副部长姬胜德的突然被捕，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更令人唏嘘的是，在被捕前，他曾试图通过父亲的老战友、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张万年为自己撑腰。面对这样一位开国元勋之子的请托，张万年又是如何回应的？这个发生在世纪之交的特殊案件，不仅牵动着一位功勋卓著的老革命家的晚年，更折射出那个特殊年代的廉政建设进程。这个故事，要从姬胜德的成长轨迹说起。

一、家族显赫：共和国外交家庭

1950年代初，姬鹏飞从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员的岗位上转任外交战线。作为新中国外交部的重要成员，他先后担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副部长，并于1972年接替姬连弼出任外交部长一职。在外交部工作期间，姬鹏飞参与并主导了多项重大外交活动。

1972年9月，作为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的核心成员，姬鹏飞随周恩来总理访问日本。期间，他与日方代表就＂中日联合声明＂的具体条款进行了长达72小时的马拉松式谈判。这份声明为后来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奠定了基础。

1974年，姬鹏飞带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在会议发言中，他阐述了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这次会议为中国在第三世界国家中树立了良好形象。

1979年，姬鹏飞又亲自参与了中美建交的最后谈判工作。1月1日中美建交当天，他作为中方代表在北京与美国代表卡特互换建交公报。这标志着中美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姬鹏飞为国家外交事业忙碌的同时，他的长子姬胜德在北京城里享受着优越的生活条件。作为开国将领之子，姬胜德从小就进入北京最好的学校就读，与其他高干子女一起成长。

1962年，年仅18岁的姬胜德进入军校学习。由于家庭背景显赫，加上个人能力确实出众，他很快就在军校崭露头角。毕业后，姬胜德被分配到总参谋部工作，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1980年代初，姬胜德凭借出色的工作表现，被调入总参谋部情报部。在这个岗位上，他展现出过人的才干，连续多次获得嘉奖。1988年，年仅44岁的姬胜德就已经晋升为总参谋部情报部副部长，成为当时军队系统最年轻的将军之一。

然而，随着职位的升迁和权力的增长，姬胜德的生活作风逐渐发生变化。他开始出入高档场所，结交商界人士，逐渐偏离了一个军人应有的本分。这种转变虽然被一些老同志看在眼里，但考虑到他父亲的地位和影响力，很多人都选择了沉默。

1990年代初，姬胜德开始出现在各类商业活动中。他与一些港商、台商来往密切，经常出入高档娱乐场所。这种生活方式与他的军人身份极不相称，也为日后的案发埋下了隐患。

二、权力诱惑：从军旅到腐败

199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各类外资企业纷纷涌入。作为总参谋部情报部副部长的姬胜德，由于职务特殊，掌握着大量敏感信息。这些信息对某些境外势力而言，具有极高的价值。

在一次军方组织的对外交流活动中，姬胜德结识了来自台湾的商人钟育瀚。这位后来加入美国国籍的商人表面上经营进出口贸易，实际上与多个境外情报机构有着密切联系。钟育瀚看中了姬胜德的特殊身份，开始有意接近。

1993年春，钟育瀚通过在北京的商业代表处，以投资项目为由多次邀请姬胜德参加商务酒会。在这些场合中，姬胜德结识了大量商界人士。这些人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奢靡生活的大门。很快，他就迷恋上了这种纸醉金迷的生活方式。

1994年下半年，姬胜德开始经常出入北京、上海等地的高档会所。他的一些特殊要求，往往能得到这些场所的优先照顾。据当时在北京某高档会所工作的员工透露，姬胜德每次消费动辄数万元，且经常带着不同的商界朋友出入。

与此同时，姬胜德在军内的工作也出现了明显懈怠。据其同事反映，他经常无故缺席重要会议，对手头的工作敷衍了事。即便是一些涉及国家安全的重要文件，他也往往延误处理时间，造成工作上的诸多不便。

1995年初，组织部门开始注意到姬胜德的这些异常表现。当年3月，军队纪检部门对他进行了谈话，就其生活作风问题提出警告。然而，这次谈话并未对姬胜德产生实质性影响。相反，他变得更加小心谨慎，开始采用更隐蔽的方式与境外势力接触。

同年夏天，姬胜德在珠海一个高尔夫球场结识了几位香港商人。这些人实际上是钟育瀚安排的掮客。通过他们，姬胜德开始接触一些带有明显政治目的的商业活动。其中包括参与某些敏感地区的投资项目，以及与一些涉密企业的合作。

到1996年初，姬胜德已经完全陷入了钟育瀚精心设计的圈套。在巨额利益的诱惑下，他开始利用职务之便，为境外势力提供情报信息。据后来的调查显示，仅1996年一年，姬胜德就收受了相当于2000多万美元的贿赂。

这笔巨款很快被姬胜德挥霍一空。他在香港、澳门等地频繁出入赌场，有时一晚输掉数百万港币。同时，他还在北京、上海等地购置了多处豪宅，用于款待商界朋友。这种挥金如土的生活方式，最终引起了军方安全部门的警觉。

三、案发始末：三重罪责浮出水面

1997年末，军方安全部门在一次例行检查中发现，总参谋部某些涉密文件出现在了香港的情报市场。经过半年多的秘密调查，这些文件的泄露路径逐渐浮出水面，而这条线索直指姬胜德办公室。

1998年3月，专案组在对姬胜德的通讯记录进行详细分析后，发现他与钟育瀚等人的联系频繁异常。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通话往往发生在重要军事会议召开前后。专案组随即扩大了调查范围，对姬胜德近年来的财务往来进行全面清查。

调查显示，自1996年以来，姬胜德在香港、澳门等地开设了多个秘密账户。这些账户累计收到来自不同离岸公司的转账超过3亿港币。资金来源复杂，转账路径隐蔽，明显带有掩饰性质。同时，他还在珠海、深圳等地以亲属名义注册了多家贸易公司，这些公司与多个境外情报机构有着商业往来。

1998年下半年，专案组在对姬胜德的一处香港住所进行秘密搜查时，发现了大量复印的军事文件。这些文件涉及我国重要军事部署、装备研发等核心机密。经过分析，这些文件的泄露已对国家安全造成了重大损害。

更严重的是，专案组在搜查中还发现了一份详细的情报收集清单。这份清单明确列出了境外情报机构感兴趣的军事信息，并标注了相应的＂价格＂。这一发现证实了姬胜德确实在有计划、有组织地为境外势力提供情报。

1999年初，专案组掌握了姬胜德与境外特工接头的确凿证据。当年2月，他在珠海某酒店与一名外籍人士会面时，交接了一批涉密文件。这名外籍人士实际上是某国情报机构的特工，此前已被我方安全部门掌握。

专案组认定，姬胜德的犯罪事实已经完全成立。他的罪行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利用职务之便贪污受贿，涉案金额特别巨大；二是故意泄露国家机密，造成严重后果；三是与境外敌对势力勾结，危害国家安全。

1999年3月，专案组向中央军委提交了详细的调查报告。报告指出，姬胜德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多项严重罪行，建议立即采取强制措施。考虑到案件的特殊性和敏感性，中央军委决定在适当时机实施抓捕。

1999年9月15日，专案组在珠海果断出击，将正在与境外特工接头的姬胜德当场抓获。在其随身携带的公文包中，发现了多份标注＂绝密＂的军事文件。同时，专案组还在现场缴获了大量美元现金和用于联络的特殊通讯设备。

四、临危托付：张万年的抉择

1999年9月16日，姬胜德被捕的消息传到了姬鹏飞的耳中。这位已经退休多年的老外交家立即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当天下午，他便动身前往中南海，希望能见到当时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万年。

张万年与姬鹏飞有着数十年的战友情谊。早在解放战争时期，两人就在华中野战军共事。1948年淮海战役期间，张万年任第四野战军第十三纵队司令员，与姬鹏飞率领的第七纵队并肩作战。此后数十年，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

姬鹏飞见到张万年时，军委办公厅的工作人员正在向张万年汇报案情。面对这位老战友，张万年立即放下手中的文件，请姬鹏飞坐下。两位老人的谈话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

据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回忆，姬鹏飞并未为儿子求情开脱，而是详细询问了案件的具体情况。当得知姬胜德确实涉嫌泄露军事机密时，这位老革命家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他对张万年说：＂既然胜德犯了错，就应该依法处理。＂

张万年面对这起特殊案件，态度同样十分坚决。他向姬鹏飞表示，在涉及国家安全的问题上，任何人都不能逾越法律的红线。即便是老战友的儿子，也必须严格依法办理。同时，他也向姬鹏飞承诺，一定会确保案件调查的公正性。

这次会面之后，姬鹏飞很快就回到了家中。当天晚上，他给张万年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明自己完全理解并支持组织的决定，希望依法严肃处理此案。这封信被张万年保存多年，后来成为中央军委政法委的重要历史档案。

1999年10月，军事检察院正式对姬胜德提起公诉。考虑到案件的特殊性，检察机关专门成立了专案组，对证据进行全面梳理。期间，张万年多次过问案件进展，要求办案人员既要秉公办案，又要注意方式方法，避免对姬鹏飞造成更大的打击。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姬胜德的辩护律师提出了多项申诉，包括质疑部分证据的合法性。对此，张万年要求承办部门必须认真对待每一项异议，确保案件经得起历史和法律的检验。

2000年初，军事法院对姬胜德案进行了开庭审理。庭审持续了整整五天，检方出示了大量确凿证据。面对铁证如山的事实，姬胜德最终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在宣判前，张万年专门过问了判决结果，并再次强调要严格依法办案。

这起案件的处理，充分体现了张万年在特殊时期的政治智慧和法治理念。他既要维护国家法律的严肃性，又要照顾到老战友的感受。这种平衡之道，为后来处理类似案件树立了重要典范。

五、最后时刻：父子诀别

2000年3月15日，军事法院对姬胜德案作出终审判决。法院认定，姬胜德犯有泄露国家机密罪、受贿罪等多项重罪，判处极刑。判决生效后，军事检察院立即着手执行前的准备工作。

在此期间，姬胜德被关押在北京郊区的一处军事设施内。这里戒备森严，但考虑到特殊情况，军方还是为姬鹏飞安排了最后一次探视机会。2000年3月20日上午，已经87岁高龄的姬鹏飞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来到了这座军事监狱。

这次会见安排在监狱的特别会见室内。为了表示对姬鹏飞的尊重，军方特意撤走了会见室的玻璃隔板，让父子能够面对面交谈。据陪同人员记载，这次会见持续了整整两个小时。期间，父子二人谈话的内容并未被记录在案，但从现场工作人员的观察来看，谈话气氛十分沉重。

会见结束时，姬鹏飞对在场的军方人员说了一句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犯了错就该受到应有的惩罚。＂这句话后来被军队政法系统作为典型案例进行多次引用，体现了这位老革命家对法治的尊重。

2000年3月25日清晨，行刑前的最后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按照规定，军方允许姬胜德写下最后遗书。这封遗书共两页纸，主要内容是向组织认错，并向父亲道歉。遗书的最后，他特别提到希望组织能够照顾好年迈的父亲。

当天上午9时，专案组向姬胜德宣读了执行死刑的命令。在押解途中，他保持着镇定。据执行人员回忆，他走向刑场时步伐稳健，面色平静，没有任何异常表现。这或许与他多年的军人身份有关。

行刑结束后，军方按照规定将骨灰交给了家属。考虑到案件的敏感性，安排了一个偏僻的公墓安葬。安葬仪式由军方工作人员主持，只有极少数亲属参加。姬鹏飞因身体原因没有出席。

这起案件在军内引起了强烈反响。军委很快下发了一份通报，要求各级部门吸取教训，加强保密工作。同时，军队纪委也在全军范围内开展了一次专项整治活动，重点清查涉密人员的违纪违法行为。

姬胜德案发生后，军方对涉密部门进行了全面整顿。总参谋部情报部的人事制度和管理制度都进行了重大调整。包括建立定期轮岗机制，加强对重要岗位人员的监督管理，完善保密制度等多项措施。

姬鹏飞在这起案件之后，很少再出现在公众视野。他将大部分时间用于整理自己的外交回忆录，直到2004年去世。他的追悼会上，张万年特意前来送别这位老战友。当时的挽联中提到：＂革命战士到底，浩然正气长存。＂这既是对姬鹏飞一生的评价，也是对这起特殊案件的最后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