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探索编辑部》：“灰姑娘”的寻爱之旅，中国科幻迷的“激荡三十年”
文 | 更深的粽
《宇宙探索编辑部》作为一部声名远播的口碑影片，目前这一千多万的票房当然是不能让人满意的。但从影片本身的风格和受众面向来看，这样的情况又实在不能说是意外。
很多影评文章也从各个角度分析了这部影片，从宇宙奥秘到人生意义等等。但在诸多的文字中，我唯独发现缺少了科幻迷的视角。
这部影片的主人公唐志军显而易见的是一个科幻迷，而现实中这部影片获得了平遥影展的费穆大奖，并在一定范围内口碑爆棚。我原本以为会有很多从科幻角度解读这部影片的文字。
而现在的情况，不由得让人得出结论，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科幻迷还是少数。
从影片来看，开头的一段很有古早意味的采访片段，明白无误表示了那时候是1990年。
1990年是个什么年份呢？那时候全国硕果仅存的一份科幻杂志《科学文艺》刚刚更名为《奇谈》，却效果不佳，改回去又不让。主编杨潇一边发动全杂志社搞各种副业创收来养活刊物，一边为了在中国举办世界科幻作家年会（WSF）而奔走。
我的文章《1979-2019：科幻向左，武侠向右》记述了这一过程：
1989年，为了提升发行量，《科学文艺》更名为《奇谈》。这本杂志除了刊登科幻作品，也不可避免地收入了一些八十年代常见的“怪诞”的内容，既不纪实，也不科幻。
为了生存，主编杨潇不得不对杂志的定位做出改变，但心里却委实不是滋味。恰好应世界科幻协会WSF之邀，参加在圣马力诺举行的1989年WSF年会，杨潇孤身一人踏上了赴欧的旅程。同时她此行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为成都争取1991年WSF年会的举办资格。
由于准备工作不足，杨潇此行十分地狼狈。原本联系的翻译因为生病无法到位，新找的翻译又坐地起价，气得杨潇一人奔赴会场，人生地不熟又撞伤了脚，好不容易赶到会议上，拿着两本词典就上去发表了演讲。
没想到，与会的科幻作家们对“去成都开WSF年会”这个议题产生了强烈的兴趣，纷纷问这问那。此时，波兰和南斯拉夫都在竞争1991’WSF年会的举办权，两方都准备了翔实的材料。而杨潇却两手空空，应接不暇，只能让他们一个个提问题，她记录下来回去再作答。
没料到，作家们提出最多的问题竟是能不能减免五十美元的参会费，以及机票能不能报销。作为第一个参与国际科幻会议的中国人，杨潇为老外的抠门跌破了眼镜。她对这些事情没有决定权，只能说回去请示之后再做答复。
更没料到的是，这么一个只有想法没有任何实际方案的提议，竟然获得了通过。第二天下午代表们纷纷来向杨潇道贺：“We are going to your Chengdu!”这样的反转让杨潇又惊喜又狼狈，百感交集。
但天有不测风云，等杨潇从欧洲回来，事情又起了变化。
事情出于两个方面，一是有人向北京方面告状，说有人和国外的组织搞什么世界科幻大会是“里通外国”，还有国外的作家来中国是想培养“资产阶级作家”。
这个帽子太大了，几年前那场风波的阴云似乎仍未散去。时任四川省科协副主席刘国宣带领杨潇和谭楷上京“申诉”，据理力争，一个部委一个部委地去解释。有人说曾来过中国的英国著名科幻作家奥尔迪斯是来“发展资本主义”的，于是杨潇和谭楷拿出《人民日报》上邓小平接见奥尔迪斯的照片给中国科协的两位副主席看，证明这些都是不实之词。
努力终于奏效，国家科委下达了同意在中国成都召开WSF年会的批文。此时却又生波澜，由于国际气候风云变幻，WSF收回了成都的举办权，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一些报纸已经向全国人民播报了中国获得了WSF年会举办权的消息。
兹事体大，不能就这么放弃。于是杨潇和四川外办新闻文化处处长冉再望，以及美编向际纯组成了三人团，奔赴荷兰海牙参加1990年的WSF年会，誓要夺回主办权。
为了节省经费，杨潇一行选择坐火车经俄罗斯赶赴海牙，这一趟行程横跨了整个亚欧大陆，长达八天八夜。今天看来，这个行为本身就充满了科幻意味。
一路上，杨潇由于晕车呕吐不止，其他两人也没受过这等洋罪，加上火车上食宿简陋，这趟行程简直如同西天取经。等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到达海牙时，已是双腿肿胀，但仍拿出了最好的状态，立即投入了夺回主办权的游说工作。这次代表团准备充分，从介绍四川的电视片，到明信片，到下榻宾馆，到会议议程，到中国的科幻发展状况，到卧龙大熊猫……方方面面的信息让各国代表深受震撼和感动。终于天道酬勤，中国夺回了1991年WSF年会的主办权。
1991年5月20日，WSF年会在成都如期举行，由四川省外事办公室和四川省科协主办，《科学文艺》杂志社承办。这次年会被列为当年四川省七大外事活动之一，省领导极为重视，省委书记宋宝瑞、省长张皓若、副省长韩邦彦都出席了大会，国务院和国家科委也派了两位处长全程参与。
此次年会开得非常成功，来自亚、欧、美洲的45位科幻作家和150名中国科幻作家齐聚成都，共同见证了这一中国科幻史上难得的盛会。当届主席马尔科夫·爱德华兹说：“这是WSF成立十五年来，开得最成功的一届年会！”
在开幕式上，杨潇一袭白色长裙，知性端庄，落落大方地向大会致辞。没有人知道，此时的她内心正在滴血：会前新华书店报来的最新一期杂志的订阅数只有六百多份（由于种种原因，杂志早已与邮局脱离了发行关系，由新华书店代为发行）。
会议进行了三天，最后一天下午，17辆中巴车组成的长长的车队载着中外代表们奔赴卧龙进行“熊猫之旅”。当晚，三个大洲的科幻作家们围着三堆篝火，跳起了当地的舞蹈，共同庆祝这个科幻人的节日。
天有不测风云，第二天返程时，忽然一场暴雨引发了泥石流，冲断了返程的路，连通信线路也被截断，将与会代表们困在了深山里。
由于多名外宾预定了第二天的机票，且很多科幻作家年事已高，如83岁的美国作家杰克·威廉森已有心脏不适的症状。情况紧急，当地值班员动用了森林火警的电台向省政府呼救。省政府立即动员武警进行清障，连同附近耿达中学的师生们，终于在第二天凌晨清出了一条道路，将代表们及时送回了成都。
当时在现场的《人民文学》副主编王扶情不自禁地说：中国科幻前进的道路上什么困难都遇到过，这次老天爷出马，也没把中国科幻拦下来。中国科幻，前程远大！
91WSF年会后，杂志社把重心放到了刊物未来的发展和定位上来。由于之前的《奇谈》从刊名到内容很多人都不满意，经过商议和各方征集，这一年刊物正式更名为《科幻世界》，并沿用至今。
名字改了，内容也从原来的科普、报告文学、科幻包罗万象改为专攻科幻文学。然而发行量的低迷仍让社长兼总编杨潇压力山大。她提出杂志社1992年的口号是“1992：背水一战”，发动全社进行大讨论和大反思，寻找刊物发展的方向。
首先是停止“以副养主”，专注杂志本身，其次是进行市场调研，了解读者的需求到底在哪里。
这一调研才发现，原来刊物的主力读者是初中学生，而之前编辑们都认为刊物的定位应该是高中及大学以上文化程度者。这个思路的转变让杨潇茅塞顿开，她大刀阔斧改版，增加了动漫和图画的内容，将双月刊改为月刊，并与邮局恢复了发行关系。几项举措实施后，立竿见影，1993年刊物的发行量一下越过了之前“遥不可及”的三万册，杨潇喜极而泣！
《宇宙探索编辑部》也部分讲述了杂志从八九十年代的红火到如今的门可罗雀的变迁。那时候《奥秘》、《飞碟探索》等记录神秘现象的杂志销量很好。而八十年代也是思想开放的年代，开放不仅对西方思想，也有对传统文化乃至“东方神秘主义”的兴趣复归。
那时候，气功热方兴未艾，片中孙一新头上顶着锅的造型，就是八十年代流行的“带功报告”中常见的一幕。
孙一新还是一个现代诗人，这同样也是对八十年代情怀的追溯。但《宇宙探索编辑部》的目的也不完全是追忆八九十年代。
片中最重要的两个女性，一个是艾丽娅饰演的秦彩蓉，一个是唐志军只出场一次的女儿。
对女儿的追怀当然是唐志军一路前行的动力，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即片中的神秘现象为什么要到西南的大山里去追踪？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八十年代“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后，中国科幻仅剩的一缕香火就是靠四川的《科学文艺》保留的。
艾丽娅饰演的秦彩蓉，虽然嘴上嫌弃、奚落了唐志军一辈子，但却一路用行动支持着唐，甚至在被狗咬、情绪崩溃后，还把随身的箱子摔碎，递上了她为唐志军保留了一路的给盖革计数器使用的电池——那分明就是爱啊。
所以，这里的唐志军从头到尾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甚至秦彩蓉从头到尾“怼”唐志军却不离不弃的表现，让人想起了《瞬息全宇宙》中伊芙琳对丈夫说的那句话：“真不知道没有我，他该怎么活？”
至于郭帆、龚格尔以《流浪的球》编导身份出现在编辑部，更是让人会心一笑的自嘲桥段。大家需要明白，在2019年春节《流浪地球》大爆之前，中国科幻，包括科幻文学、科幻电影、科幻杂志等等，大都是在小圈子里“独乐乐”的对象。即便因为刘慈欣《三体》获雨果奖而“出圈”，也只是限于刘慈欣一人，甚至只包括《三体》相关。
而那时候谁要说拍一部中国的科幻电影，近乎于天方夜谭。在初版的《三体》电影版折戟沉沙后，更是对中国科幻电影事业产生了毁灭性打击。在拍摄《流浪地球1》时，郭帆龚格尔曾邀请了某位大明星。但大明星的经纪团队并没有答应。倒也不是看不上他们，而是他们那时候认为，中国的科幻电影还不成熟，还没到时候。
等到了第二部时，请像刘德华这样的明星出演也已不是什么问题，于是我们终于看到了喜闻乐见的一次合作。两相对比，境遇的差距确实是天壤之别。但那个时代，中国科幻电影以及科幻事业的窘境却是确实的。
因此，《宇宙探索编辑部》并不只是一个父亲寻找宇宙奥秘、外星生命以及人生意义的旅程。某种程度上，它是中国科幻迷这三十年来孤独坚守、砥砺前行的一个缩影。
世人皆知刘慈欣摘得雨果奖后的荣耀，与郭帆《流浪地球》火爆后影迷的狂热，有谁知道这些成就之前的艰辛和落寞？中国科幻还未获得突破的那些年，真的只能靠一批像唐志军这样矢志不渝、九死不悔的粉丝坚守。
在那些还未云开月明的漫漫长夜，中国科幻迷到底是靠什么精神力量坚守下来的，一定是个精彩的故事。但《宇宙探索编辑部》显然意不止于此。
本片最值得瞩目的一点，就是为什么在2019年《流浪地球》取得历史性突破以后，一群影视人要集结起来做这么一个故事。尤其是还用了《流浪地球》的演员杨皓宇。
我认为其核心在于中国科幻迷（包括创作者和粉丝）的一种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不仅通过主人公唐志军的境遇，也通过片中各色人等的反应表现了出来。
片中有两次出现孙悟空这个意象，一个是唐志军在精神病院里，走廊的椅子上坐着“唐僧团队”。二是他们来到了成都时，在大街上坐着一个孙悟空。
虽然片子的英文名“一路西行”已经明白无误地表达了作者对西游的致敬，虽然宇宙探索团队也很大程度上比照了唐僧团队。但根本的区别在于，这两者的境遇大相径庭。
《西游记》中的唐僧团队虽然历经九九八十一难，但取经任务毕竟是如来佛祖下发的“政绩工程”，可以说是“有磨难无风险”。无论是现实中的唐太宗，还是天上的如来佛祖，都不可能坐视取经工程失败。所以孙悟空到后来已经摸清了“套路”，只要一有过不去的坎，就到天上去闹，最后总有人来收拾局面。
而现实中的中国科幻之旅，可谓是“后妈养的孩子”，爹不疼娘不爱。从百年前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开始，中国科幻可谓筚路蓝缕，从创生之日起，就为了中国的自立自强而殚精竭虑、彻夜忧思。
在新中国成立后，科幻与国家的文化事业也有过短暂的蜜月期。《小灵通漫游未来》畅销全国，科幻作家则以“科普作者”、“儿童文学”的身份成为体制的一部分。
但这些带来的助力本身很有限。改革开放后，本来的思想放开让科幻迎来了又一个短暂的爆发期，但“清污”运动又迅速将科幻打下神坛，成为无人问津的“灰姑娘”（叶永烈语）。
所以，科幻在文学领域各种被冷遇，边缘化，被归入科普领域又显得非常的“违和”，使得中国科幻作家始终找不到自己确切的位置。相应的，科幻作品在中国的流行始终也只有靠粉丝自发的热爱、用爱发电，而少有来自官方的支持和背书。
这种情况直到2015年之后，官方派遣一批年轻导演去好莱坞“取经”，学习西方电影的工业化技术和流程才得到了新的契机。之后，《流浪地球》的大红大紫，包括刘慈欣《三体》的不断出圈，似乎让中国科幻浴火重生，迎来了一个新的黄金期。
但好日子真的就这么来了吗？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幸福来得太突然太猛烈，让中国科幻迷有一种眩晕的狂喜和不真实感，但事实上，内心的疑虑和不安全感并未消失。
且不说《上海堡垒》这样“让中国科幻的大门重新关上”的反向指标。两部《流浪地球》的火爆，都引发了相应的网络大论战，而科幻迷寻找“敌人”的焦虑和动力也是一如既往的。
即便在客观上，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人对中国科幻可能不太“待见”的蛛丝马迹，但任何一种文艺作品，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都是常事。为何科幻迷有如此强烈的动机要去“说服”甚至“征服”其他的圈层、群体？
这还是根植于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当科幻迷以“先进取代落后、正义打败邪恶”的名义要求给论战划下如此的界碑时，这已经不是单纯的胜利或失败维度，科幻迷对论战的属性判定是“你死我活”，而在网络时代这种界定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中国科幻迷试图进行的不是一场“燃烧的远征”，而近乎于一种“西西弗斯之旅”，这也正如片中唐志军的西行之旅，最终以超现实主义的“异能消失”，回归现实为结尾一样。
这并不意味着编导回顾了“常识逻辑”，而是对中国科幻现状和未来的一种终极归纳。即科幻本身得以成立的基础，并不是它能给社会民生经济政治大局等以什么实用价值（在这点上中国科幻迷始终试图将科幻与国家的大政方针绑定是一种一厢情愿），而是它本身就是科幻迷自给自足、圈地自萌的产物。也就是说，从《新中国未来记》开始的那种进步主义、强国主义、拥抱未来的科幻乐观主义和实用精神，只是科幻的一个面向。
如果科幻迷不能摆脱这种“科幻是对社会有价值的”自我证明的执念，不能理直气壮地咬定“科幻只要能愉悦自己就足够了，科幻迷可以自嗨”是可以成立的，还要寻求外部的背书，那就始终摆脱不了“玩物丧志”的逻辑，科幻就依然是一个任人打扮的“灰姑娘”。
从这个角度上，《宇宙探索编辑部》中的秦彩蓉一角，其重要性甚至比唐志军更加重要。唐志军之所以能够数十年如一日地追寻“地外文明”、“神秘现象”，跟秦彩蓉的宽容、包容和纵容不无关系，甚至可以说秦彩蓉才是唐志军赖以存在的基础。片中最后似乎也暗示，秦彩蓉和唐志军最终走在了一起。
这也是影片为数不多的温暖之处。秦彩蓉代表了现实生活中的科幻迷，而科幻迷才是真正的灰姑娘（“灰”与“彩”在这里形成了鲜明的对仗）。所以《宇宙探索编辑部》像是中国科幻人献给科幻迷的一封情书，是他们在那些默默无闻的漫长岁月，用自己的零花钱、课桌肚里的隐秘角落、为数不多的闲暇养活了中国科幻。
即便科幻现在因为时势成了“当红炸子鸡”，它也不应该忘记过去的“激荡三十年”中的各种逼仄、尴尬、窘迫，也不能忘了相互取暖、守望相助和砥砺前行。那是中国科幻的底色，那是不变的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