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相得益彰的君臣搭档
唐武宗李炎，是晚唐一位颇有作为的帝王，他在位时间不长，仅有五年多点。
但就是这短短几年，他在宰相李德裕的辅佐下，以雷霆万均之势一举击破回鹘，迅速平定昭义军叛乱，使得穆宗以来日趋衰微的国力实现了较长时间的复苏。
他在战争中所呈现出来的睿智果决，令人拍案叹服。若不是英年早逝，说不定真能收复被吐蕃侵夺的河湟十八州，实现大唐真正意义上的振兴。
任何一个人都是矛盾的聚合体，关于他战争中的表现，已有较为详实的介绍！那么，平时的他是个什么样子？他因何会与李德裕实现君臣之间的完美唱和？他为什么要决意灭佛？又为什么会匆匆离世？
开成五年（840年）正月十七日，皇太弟颍王李瀍（后改名李炎），在宦官仇士良等人拥护下继任称帝，史称唐武宗。
由于武宗登基完全由宦官一手操办，并非出自时任宰相杨嗣复、李珏之意，加之二人在武宗即位一事上表现的立场暧昧，不久就被免去相位，贬往外地任职。
九月初一，前宰相、淮南节度使李德裕奉诏入朝，再度出任宰相！
此时的朝中，与李德裕资历相当、威望相近的大臣还有不少，比如李宗闵、牛僧孺等，也都在前朝做过宰相。武宗为什么偏偏选择李德裕为相？这还要从一位宦官身上说起！
李德裕在淮南任节度使时，有敕令征召他的监军杨钦义回朝，人们都传言杨钦义此番定会升任枢密使。
枢密使是晚唐所设官职，由宦官充任，职能上类似皇帝代言人，可左右国家大政，权力堪比执掌中书的宰相！
消息一经传出，淮南的那些要员们纷纷打着送行由头，通过各种方式向杨饮义表达心意，指望能攀上这棵大树，日后好托其关照！
与众人的热情奉迎相比，李德裕却表现的非常淡漠，见到杨钦义总是一副爱搭不理的样子，这让杨钦义极为不爽。
一天，李德裕单独邀请杨钦义到府中做客，在中堂设宴隆重款待。吃好喝好后，又送上数不清的奇珍异宝，杨钦义大喜过望。
不久，杨钦义收拾好行装向长安进发。走到汴州时，朝廷又下了一道敕令，让他重返淮南官复原职。
灰溜溜的杨钦义倒也识趣，一回去就把李德裕送他的东西，一件不少的原物奉还。
李德裕淡淡一笑，回绝说：“这些东西价值几何，怎比得上你我情谊！况且已送出去的又怎能收回，你还是留着用吧！”
杨钦义被李德裕的大气所折服，后来他终于官至枢密使，没少在武宗面前盛赞李德裕的人品，李德裕由此再度登临相位。
任职命令下达后，李德裕入朝谢恩。这是君臣间的第一次面对面交流，李德裕无所避讳的侃侃而谈，详细阐明了自己的施政理念！
他说：“理政之要，在于辨明正邪！自古正邪不两立，正直的人指责奸佞的人，奸佞的人也常常褒贬正直的人。究竟孰是孰非，人主往往很难辨清。”
“臣认为，正直的人就像松柏一样傲然独立；而奸佞的人则如藤萝，不依附他物便无法起身。因此正直的人无须依靠谁，只是一心事奉君王；而奸佞的人为求自保，竞相结为朋党。”
“文宗在世时也深知朋党危害，然而他所重用的却全是些朋党之徒。原因是他择贤选良的意志不够坚定，让奸人得以乘隙而入。”
“宰相们不可能人人都是忠良，偶有欺诈，人主内心起疑却不直接质问，而是去向其他小臣询问了解，给了小人以搬弄是非的机会。比如德宗末年，能听信的只有裴延龄等辈，宰相只是签署画押而已，使得朝政日益混乱。”
“陛下如能谨慎的选拔贤良作为宰相，发现有奸佞的立刻贬黜，让政令全部出自中书。推心置腹的委任他们，坚定不移的相信他们，又何愁天下不治！”
“文宗对大臣的考察失于片面，过于看重表面行迹，大臣有了小错也不加以纠治。日积月累之下，终于酿成甘露之变这样的惊天祸患。愿陛下引以为戒！”
“如果觉得臣等有罪，请陛下当面质问。情况不实，自能辩解清楚；若是属实，定会理屈词穷。小错允许改过自新，大罪当即诛杀贬黜。能做到这样，君臣之间便再无猜疑隔阂！”
李德裕这番话，没有一句提及所谓的仁义道德，只是直白告诉武宗，想做个好皇帝很简单，无非手握权柄，听话者奖、违令者斩！
而这恰恰与崇尚威权的武宗相合拍，与哥哥文宗相比，武宗敢想敢做，心里没那么多的条框约束。
正是有了这次思想上的交流碰撞，武宗与李德裕才得以彼此欣赏信任。
在武宗执政的近六年时间里，无论他人如何攻讦非议李德裕，武宗始终如一的重用信任他，让他独挑大梁，最终与他一起联手谱写了大唐史上最后一次明君贤臣的完美唱和！
【02】李德裕的是是非非
李德裕能力出众，这点有史实在那儿摆着毋庸置疑。但从《资治通鉴》对李德裕的几次评价看，司马光并未将其纳入名相之列，认为他的所作所为与传统士大夫道德标准不太相符，相比起他的政敌牛僧孺，在德行上似有亏欠。
那么，是什么让李德裕留下这么一个名声呢？
除了他在战争中杀敌务净、绝不妥协的铁血作风外，他对政敌体现出的强硬作派，显然也为他留下不少非议。
李德裕是个爱憎极其分明的人，他对大唐王室忠贞不二，一生都致力于树立朝廷权威，打击藩镇势力。为了达成这一目的，他可以不择手段。
一方面，他极力打压宿敌牛党，以此确保他的政治主张不受阻挠。
荣升宰相后，他在辅佐武宗处理军政要务的同时，当然没有忘记关照他的两个老对手，牛僧孺与李宗闵。
此时两人均已在文宗末年，被当时的权臣郑注、李训排挤出朝，牛僧孺担任山南东道节度使，李宗闵则在东都做个太子宾客的闲职。
会昌元年（841年），夏，山南东道治所襄阳罹患水灾，洪水冲垮了众多民宅。
正所谓水火无情，老天下不下雨，凡人哪里管得到。但李德裕却将这一偶发灾难，归罪于牛僧孺治理不力遭致天谴，将其贬为太子少师。
会昌三年（843年）五月，朝廷准备征讨昭义叛藩刘稹。李德裕声称李宗闵曾与刘稹叔父、昭义前节度使刘从谏交往过密，不宜留在东都，武宗遂下令将其贬为湖州刺史。
手握权柄的李德裕，面对两个失去还手之力的宿敌，仍然不肯罢休。
会昌四年（844年）八月，李德裕指挥五路大军，干脆利落的大破昭义军，获封太尉、赵国公，声望如日中天！
在一片歌功颂德的氛围中，他借机向武宗进言：“刘从谏占据昭义十年，曾于文宗太和年间入朝觐见。当时牛僧孺、李宗闵二人均在朝中任相，却放任刘从谏离去，这才导致今天祸患。前方将士战死无数，国家财力耗费一空，他们两个难逃其咎！”
接着，又唆使河南尹吕述，诬称牛僧孺与刘稹暗中勾连，在听到刘稹兵败被杀的消息后，还连声叹惜。
李德裕的话让武宗深信不疑，震怒之下，诏贬牛僧孺为太子少保，李宗闵为漳州刺史。
不久，又贬牛僧孺为汀州刺史，李宗闵为漳州长史。
十一月，再贬牛僧孺为循州长史，李宗闵流放封州。
一年之内，二人被连贬三次，牛党在李德裕的打压下全面溃败。
但即便如此，与武周时视人命如草芥的酷吏比，李德裕虽然手腕狠辣，却最多只是贬官问责而已，从未想过动用肉刑欺侮或是直接取了他们性命——虽然他绝对具备这一权力——这是他作为文官领袖的最后底线！
右散骑常侍柳公权原与李德裕关系很好，却受另一位宰相崔珙引荐做了集贤学士，李德裕认为他胡攀关系，托故将他平调为太子詹事，挂了起来。
武宗听说宪宗时期的老臣、时任太子少傅的白居易博学多知，且名声很好，准备用他为相，以此征求李德裕意见。
李德裕对白居易素无好感，原因是白与牛僧孺走得极近。便对武宗进言，白居易已七十多岁、年迈多病，连入朝拜谒的基本礼仪都无法完成，怎能胜任宰相！不过他的堂弟左司员外郎白敏中学问不错，且有些见识器度，可堪一用。
武宗遂任命白敏中为翰林学士。
可让李德裕万万没想到是，白敏中在宣宗即位后却以怨报德，大搞“去李德裕化”，最终让李德裕黯然出局，这大概也是因果报应吧！
另一方面，当文官集团的利益受损，他又可以放下朋党之争的成见，体现出一个宰相应有的见识与度量。
当初，知枢密刘弘逸、薛季棱深受文宗宠幸，遭到权阉仇士良的忌恨。
在武宗即位一事上，刘、薛二人与时任宰相杨嗣复、李珏不仅没有出过力，坊间还有传言说他们内外勾结、意有他属。因此，武宗称帝不久，杨嗣复、李珏就被免去相位，杨嗣复贬为湖南观察使，李珏贬为桂管观察使。
仇士良多次在武宗面前构陷刘弘逸、薛季棱心怀不轨，力劝武宗处死二人。
会昌元年（841年）五月，武宗下诏赐死刘弘逸、薛季棱，并遣使前往潭州（今湖南长沙）、桂州（今广西桂林），准备将杨嗣复、李珏一并处死。
户部尚书杜悰第一个得知此事，立刻骑马急奔相府，告诉了李德裕，并说：“天子年少，刚刚即位。这种不通过中书的行为如果不予制止，一旦习以为常，恐怕将来会听任阉宦随意诛杀大臣！”
杜悰、杨嗣复、李珏都是牛党中人，素与李德裕不和。但此时李德裕是朝中首相、文臣领袖，武宗又对他信任有加，也只有他能劝动武宗。
以李德裕的见识，当然清楚其中厉害。文官之间闹闹矛盾不过是政见不和，但若让宦官得势，文官将再无翻身之日！
于是，他毫不犹豫的拉上崔珙、崔郸、陈夷行三位宰相，接连三度上疏劝阻。
又委托他做淮南节度使时的监军、时任枢密使的杨钦义入宫禀报，认为：“德宗怀疑刘宴动摇东宫将他处死，让两河强藩以此为由对抗朝廷，德宗后悔不迭；文宗怀疑宋申锡勾连亲王，将他流放致死，事后追悔莫及。杨嗣复、李珏如果有罪，请另加贬黜即可。即便非要处死，也应先行审讯，证据确凿再杀不迟。如今陛下不与臣等商量，就直接遣使杀了他们，臣恐怕会引起朝野震动。恳请陛下当面与臣等对话。”
武宗看在李德裕的面子上，允准于傍晚时分接见他们。
李德裕等四人流着泪激动的说：“陛下应当慎重，切勿后悔。”
武宗让他们坐下再说，李德裕道：“臣等只希望免除二人死罪，不要让众人替他们喊冤。现在没有接到圣旨，臣等不敢坐。”
武宗沉默良久，缓缓说：“好吧，朕为卿赦免了他们！”
李德裕等人兴奋的在阶下舞蹈拜谢！
武宗再令四人坐下，叹惜着说：“朕在即位之初，他们四人心怀叵测。李珏、薛季棱想拥立陈王李成美（文宗之子）；杨嗣复与刘弘逸合谋，想拥立安王李溶（文宗之弟）。立陈王还算是文宗遗愿，安王则一心攀附杨椒妃（文宗爱妃）。杨嗣复还曾给杨妃写信，说什么‘姑姑何不效仿则天女皇！’假如让安王得逞，朕哪里会有今天！”
李德裕道：“此事只是传言，是真是假很难分辨。”
武宗道：“杨妃有次生病，文宗让她的弟弟杨玄思进宫服侍，两人时常密谈。朕曾问过宫女，绝无虚假。”
对于这样的宫中秘辛，李德裕当然不便再说，随即保持沉默。武宗最终还是派人追回使者，免去二人死罪，再贬杨嗣复为潮州刺史，李珏为昭州刺史了事。
事情过去不久，在李德裕提议下，武宗颁诏：“今后再有臣子上疏揭发别人罪状，都应交付御史台审讯。不准私自截留宫中，以免横生是非。”
这纸诏书当然是发给宫中权阉看的，于是终武宗一朝没再出现过类似情况。
李德裕因牛党柳仲郢为官严谨，执法严明，将他提拔为京兆尹。
柳仲郢到李府拜谢，感激的说：“想不到太尉如此大度，我怎敢不像在牛公手下做事时一样尽心竭力！”
果然，上任后柳仲郢不畏强权，公开处死了在闹市骑马，横冲直撞的神策军小将，维护了长安秩序，受到百姓赞许。
会昌五年（845），随着李德裕执政日久，他过于强势且大包大揽的施政风格，不可避免的损害到了许多人的利益，怨恨他的越来越多。宦官们也时常在武宗身边抱怨，称李德裕专权霸道。
给事中韦弘质上疏，弹劾宰相权力过大。李德裕当面斥责他受人挑唆，以卑贱身份图谋柄臣权威，不是他该说的话，将他贬去官职。
这一行为为他招来众怒，最终在宣宗即位后迅速倒台。
相比起自诩高洁、保守懦弱的牛僧孺，以及取媚宦官、心机深沉的李宗闵，李德裕更能做事也更想做事。
只是他生不逢时，偏偏赶上了勾心斗角、积弱积贫的晚唐，一身抱负无处施展，心中郁闷可想而知。
好在，他遇上了欣赏他、重用他的武宗！虽然只有不到六年时间，但也足够灿烂！
【03】仇士良的权阉心得
仇士良发迹于宪宗，崛起于文宗，是个历经五朝的资深权阉。
文宗时期，他在时任宰相李训以及权臣郑注的帮助下，取代王守澄接管神策军。后来又挫败了李训、郑注发动的、旨在诛除阉党的甘露之变，出动神策军、飞龙卫在皇宫内外大肆屠戮，一举诛杀了参与此事的四名宰相，一千五百多名无辜官吏也横遭惨死，彻底把控了朝政。
文宗在他的淫威下沦为傀儡，抑郁而终！
武宗即位称帝，也由他亲力操办。他利用手中兵权，杀死了文宗的爱妃杨氏，以及安王、陈王两位准继承人。
因拥立有功，武宗加封他为开府仪同三司、左卫上将军兼内谒者监。权势显赫，一时无人可及！
开府仪同三司，在唐时为从一品，官阶比宰相还高，有自行任命官员的权力，子孙可享受门荫入仕特权。
武宗上位不久，他上疏奏请武宗，荫封自己养子为千牛。
给事中李中敏对此义愤填膺，挥笔在仇士良的奏疏上批下了：“开府阶诚宜荫子，谒者监何由有儿？”——开府官阶确实可以荫庇子孙，但你这宦官从哪里来的儿子！——以此讥讽仇士良干政。
这两句话深深刺痛了仇士良，恼怒之下参了李中敏一本。
李德裕一方面因李中敏与杨嗣复、牛僧孺一党，素来对他就无好感；另一方面则为了安抚仇士良，防止激化文官与阉党的矛盾，致使政令难行。遂将李中敏打发出了朝廷，外调为婺州刺史，算是给了仇士良一个面子。
会昌元年（841年）八月，仇士良再度加封观军容使——这一职务，肃宗时期的权阉鱼朝恩也曾任过，可理解为禁军总司令助理！
武宗十分欣赏李德裕，对他信任有加，国家大事多令他斟酌处办。这无疑触及到了阉党利益，不可避免招来了仇士良的忌恨，一门心思想要打压李德裕，削弱宰相权力。
会昌二年（842年）四月，武宗准备接受群臣所上尊号，在丹凤楼宣读敕令。
有人告诉仇士良，说宰相与度支私下商量，降低禁军衣粮及马料供应标准。仇士良借机当众扬言恐吓：“如果他敢这样，那么到了上尊号那天，禁军将士一定会在楼前闹事。”
李德裕听说后，赶紧找到武宗，解释自己绝无此意。武宗大怒，立刻派人告知禁军：“敕书内容出自朕的意思，并非由宰相起草，尔等因何造谣生事！”
仇士良一见皇帝震怒，连称有罪，惶恐退下。
武宗性格强势，不像他哥哥文宗那般懦弱，自然不甘心受到一个老宦官的钳制。因此表面上虽对仇士良十分尊敬，实则非常厌恶。
久历官场的仇士良不可能察觉不到，便以老迈多病为由，求个闲散职位。武宗遂将他改任为左卫上将军兼内侍监、知省事，不再执掌禁军。
会昌三年（843年）六月十六日，六十三岁的仇士良“光荣”退休。
他的一众党徒送他回长安府宅，面对这些由他一手带起来的徒子徒孙，他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语重心长的教导说：“你们千万记住，一定不可让天子闲着。要让他习惯奢靡的生活，经常变换着花样，让他沉迷于游乐玩耍，无暇顾及其他事情。只有这样，我辈才有机会掌握权柄，过得舒心！尤其要切记，不可让他读书，不可让他亲近那些儒生。他若是知道了前代兴亡的事迹，定然心生戒惧，那么我辈就只能沦为洒扫庭院的杂役了。”
仇士良的这番话，一语道破了宦官之所以得势的真谛，让这些大小宦官受益匪浅，满脸感激的告辞而去。
六月二十三日，历经五朝，先后杀二王、一妃、四宰相，贪酷二十余年的一代权阉仇士良在家中病故，武宗追赠其为扬州大都督。
一年后，有宦官举报仇士良之前所犯累累罪行。武宗下令彻查，在他家中搜到数千套兵器。诏令剥夺官爵，抄没家产！
所谓举头三尺有神灵活，因果轮回终有报，只是这报应来得未免太晚了些！
【04】被严重低估的武宗
武宗是位有主见、敢决断的帝王，喜欢乾纲独断，不愿像他哥哥文宗那样受人钳制。
然而现实却是宦官干政、处处掣肘。
会昌三年以后，阉党头子仇士良因年迈多病，逐渐退居幕后，但他的一众党徒仍牢牢把持着军政权柄，皇帝想用个人都要百般刁难。
武宗一方面重用宰相李德裕，通过增加文官集团的话语权削弱宦官势力；另一方面则针对宦官自身存在的内部分歧，大力提拔肯为他所用的宦官，将刘行深、杨钦义两人放到枢密使这一重要岗位上，利用宦官打压宦官。
可即便如此，假如他想用之人，与李德裕及阉党意图不符，仍会受到干扰掣肘。
武宗继位不久，翰林学士崔铉曾劝谏武宗，不要把精力总放到蹴鞠、角力这些娱乐上，受到武宗嘉许，认为他敢讲真话，准备用他做宰相。
依据当时制度，官员荣升宰相程序相当繁琐。需经中书省呈报、门下省审核，还要经过枢密使的认可，才能禀报皇帝批准，然后再经枢密使通知中书省，下达任职命令。
崔铉属于牛党一派，与李德裕关系紧张，如果按正常流程来，势必会遭到李德裕的劝阻。
武宗经过一番斟酌，索性在夜里召见值班翰林学士韦琮，让他起草诏旨下达诏令，直接任命崔铉为相。
既定事实一经形成，李德裕及两位枢密使都未敢提出疑议。
几位资深权阉牢骚满腹的责备刘行深、杨钦义过于老实，不敢忤逆圣意，抱怨说：“他俩如此怕事，我们的老规矩恐怕不复存在了！”
宦官的老规矩是个啥？无非是让皇帝听任他们摆布！
武宗用此举证明了自己作为君王的无上权威！
在这个朝堂上，朕才是老大！朕能给你权力，同样也能收回权力！
在一次小范围议政中，武宗与李德裕谈及前朝。武宗从容说：“文宗凡事总爱听外边人怎么讲，导致谏官弹劾朝臣或议论国政都不署名，搞得和匿名信一样，还如何掌握实情！”
李德裕道：“臣当年也在中书任职，文宗开始时并不是这样。都是后来受到李训、郑注的教唆，这才形成此风。君王理应推诚待人，发现胆敢欺瞒蒙蔽的臣子，只需动用重刑惩处，谁还敢不顾及身家性命编造谎话！”
武宗十分认同，不断点头称是。
李德裕之所以能在武宗一朝始终执掌权柄，原因就在他与武宗思想合拍、作风相近，君臣二人相得益彰。
武宗视他如腹心，他替武宗平天下！
武宗并非传统意义上那种自律极严的明君，比如明、清两位堪称劳模的皇帝——朱元璋与雍正——除了批改奏疏，啥爱好也没有。
武宗处理政务决不含糊，私下爱好也非常丰富！但凡当时流行的娱乐活动，像打猎、蹴鞠、马球、角力、饮宴等，他都有所涉及且乐此不疲。但难能可贵的是，他玩归玩、闹归闹，却不像父亲穆宗，及哥哥敬宗那样沉迷其中、不务正业。
一次，武宗听人说起扬州倡女善行酒令，遂敕令淮南监军从当地挑选十七人进献朝廷。
监军邀请节度使杜悰一起选，还准备把范围扩大至良家美女，以此取悦武宗。
杜悰一口回绝：“敕令是下给你的，我又没接到！”
监军再三恳求，杜悰就是不同意。恼羞成怒之下，监军将此事添油加醋的报告了武宗。
武宗拿着奏疏默然不语，身旁宦官都劝他再下道敕令，让杜悰与监军共同挑选。
武宗说：“朕身为天子，下令让藩镇节师替朕挑选倡女，一旦传扬出去朕颜面何存！杜悰他能拒绝监军不合理要求，真是宰相之才！朕深感惭愧！”
于是下令监军不要再选，不久又将杜悰调入朝中，拜为宰相兼度支、盐铁使。
杜悰入朝谢恩，武宗慰劳说：“卿能不听监军的话，朕就知道卿一心为国。如今能用卿为相，如同得到一位魏徵啊！”
武宗深爱妃子王才人，想立她为皇后。李德裕却因王才人出身寒微，没有子嗣，极力劝阻，武宗只得打消了这一念头。这也让他无意于其他妃子，执政期间既没有册封皇后，也没有册立太子。导致他突然驾崩后，皇位在宦官操纵下，旁落于十三叔李忱手中。
会昌三年（843年），大唐击破回鹘残余势力，回鹘土崩瓦解，大唐北境获得安宁。与此同时，吐蕃达磨赞普病故，权臣论恐热打着清君侧名义悍然起兵，强盛一时的吐蕃也深陷内战之中，国力日趋衰微。
会昌四年（844年）三月，武宗与李德裕商议，准备借机出兵，一举收复被吐蕃侵夺的河、湟四镇十八州。
于是委任给事中刘濛为巡边使，前往边境提前预储所需器械物资，并打探吐蕃兵力虚实。又诏令天德、振武、河东三镇选练士卒，随时备战。
只可惜这一难得的历史机遇，随着武宗驾崩，便宜给了后来即位的宣宗！
假如再多给武宗几年时间，凭借武宗举重若轻的恢弘思路，加上铁血宰相李德裕的强力落实，恢复大唐荣光未必无望！
【05】武宗灭佛事件
武宗灭佛事件，是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发展演进的一次重大浩劫，也称“会昌法难”。
后代佛教徒将这次事件，与发生在大唐之前的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以及大唐之后的后周世宗灭佛，并称为“三武一宗”。
那么，武宗为什么要灭佛？其背后深层次的动机是什么？
大唐在建国之初，是个对宗教持宽容态度的王朝，不仅佛教发展进入史上最鼎盛时期，出现了玄奘、鉴真、一行等众多举世闻名的高僧。
其他宗教，比如中国本土的道教，以及自西方传入的祅教、景教，也都在长安这座国际化大都市中各有信徒、互不干扰。
大唐的历任帝王几乎都是多宗教信仰者，在崇信佛教的同时，并不影响他们对其它宗教的景仰，释迦摩尼与太上老君平分秋色、和平共处。
佛陀、道士成为朝中权贵争相拉拢的座上宾，甚至一些小有名气的高僧、道士，可以自由出入守卫森严的宫禁，替帝王及其家族祈福消灾、答疑释惑。
不过从总体上看，由于道教需要精通占卜测算、炼制丹药、望山看水等众多技能，对文化层次有着一定要求，进入门槛较高，受众相对较少。
而佛教讲究众生平等，主张放下执念皆可成佛，民间信徒显然更多。
至于景教、祅教以及其它小众宗教，由于中土传入时间不长，很难与佛教争高下。
到了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执政期间，佛教发展更加繁荣。全国各地寺院遍布，长安、洛阳更是拥有众多规模豪华、堪比皇宫的大型寺院。
佛教规模的扩张极大提升了僧尼的社会地位，他们不事生产，无需缴税、服劳役，还占据着大量良田，有佃农替他们劳作，有仆婢替照料生活，俨然成为一个掌握有大量财富的庞大特权阶层。
朝中权贵以及富商大贾，纷纷将自己的亲戚子弟送往寺庙剃度，打着修行的名义享受各种红利。
玄宗开元年间，大唐人口猛增至五千多万。与之相反，朝廷手中掌控的耕地却大量兼并于权贵手中，致使大唐自开国之初就实施的均田制濒临崩溃。
玄宗对此有所察觉，曾三度下诏抑制佛教，禁止王公贵族将田宅私自改成寺院，但收效不大。
安史之乱后，大唐国力日衰，财政捉襟见肘，历任帝王都在为钱发愁。到了武宗执政期间，情况变得更为糟糕。因此武宗在即位之初，就对佛教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反感。
会昌元年（814年）六月，庆阳节，武宗在宫中设斋，请和尚、道士共同讲法，赐给道士象征尊贵的紫衣，却严禁僧人穿着，以此昭告天下，自己对佛教并不感冒。
会昌二年（815年），武宗着手没收寺院财产。
会昌三年（816年），因传言有昭义军奸细，假扮僧人混入长安，武宗特地向京兆府下达了“杀沙门令”，三百多僧人因此横尸街头。
会昌五年（845年）六月，祠部奏报：全国共有大型寺庙四千六百座，民间寺院四万座，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
祠部是尚书省所属一个二级部门，分管宗庙、祭祀以及僧尼薄籍等事务。
武宗对这些不事生产、不服劳役、不缴赋税，只是白白浪费粮食的僧尼愈发厌恶，加之受到宰相李德裕，以及道士赵归真的力劝，终于下定决心将他们一举废除。
七月初一，武宗诏令全国：要求各地先毁掉建于山野郊外的招提寺、兰若寺。
招提、兰若都是梵语音译词，均为寺院泛称，只是规模、场地略有不同。
招提意为“四方”，一般指规模较大、距城镇较近的寺院。
兰若，意为“寂静”，通常指建在山野之中，相对僻静的修行场所。
接着，又敕令长安、洛阳，分别只保留四座寺院，每寺留住僧人三十名。
各地节度使、观察使办公所在州，以及同州、华州、商州、汝州四地分别保留一座寺院。
这些寺院按规模分为三等，其中：上等寺可留僧人二十名；中等寺可留僧人十名；下等寺可留僧人五名。
除此之外，其他所有僧尼，以及穆护、袄僧均一并勒令还俗——穆护、祅僧指从波斯传来的拜火教神职人员。
各寺庙凡不在保留范围内的，所在官府立即拆毁，朝廷专门委派御史赴各地督办。
寺中田产财物一律充公，建材用于修缮公署、驿站；铜像、钟磐用于铸钱。
于是，一场由官方主导、波及全国、轰轰烈烈的灭佛运动就此展开。
在这次声势浩大的运动中，大唐这部陈旧已久的官僚机构，竟体现出了惊人的执行力！
截止八月初七，在短短一个月内，各地共拆毁寺庙四千六百多座；还俗僧尼二十六万五百人，穆护、祅僧两千余人；毁掉招提寺、兰若寺四万余座。
收回良田数千万顷，放归寺院杂役、奴婢十五万人！
不久又重新下令，上等寺由保留僧人二十人，改为十人；中等寺由保留十人，改为三人；下等寺则一个不留。
灭佛运动取得圆满成功，佛教自建唐以来两百多年积存下来的大量田产、财物全部充归国有！
残存下来的僧尼不再隶属祠部，改由主客司管辖。主客司是礼部所辖分管外交事务的厅局级单位，比省部级的祠部低了一级。主管机构的降级，也说明了佛教地位的下降。
李德裕听说五台山僧人多数流亡幽州，立刻召来幽州驻长安进奏官，当面告诫说：“回去报告你们节度使，五台僧人做将领比不得幽州将领勇悍，做士卒远不如幽州士卒听话，不要为了博取一个容纳的虚名招致非议。没看到刘从谏收留了那么多闲人，对他有什么好处！”
张仲武知道后，立刻取来两把长刀，派人送交居庸关守将，下令：“凡有游僧入境，一律就地斩杀！”
主客郎中韦博为此抱怨了几句，认为没必要把事做得这么绝，结果被李德裕听到，将他打发到了西北戍边。
综上所述，武宗灭佛原因有三：
其一，武宗本人是个虔诚的道教徒，崇信长生术，不喜轮回说。
其二，武宗的得力干将、宰相李德裕与宪宗时期的名臣韩愈一样，历来反感佛教。其在主政淮南、西川期间，就有过类似的灭佛行为。另外，还有为武宗炼制金丹的赵归真等当红道士，也在其中推波助澜。
其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世俗政权对过度膨胀的佛教产生了警觉。朝廷财政的日益拮据，让武宗君臣不可避免的盯上了佛教这块肥肉。
客观的看，武宗灭佛在短期内确实收到了奇效，缓解了财政危机，减轻了百姓供养僧尼的负担。
但他们过于极端的处理方式，导致大量流传已久的宝贵佛经散失殆尽，也让众多强迫还俗的僧尼，因失去生计而四处流浪，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社会秩序的动荡。
【06】迷信长生，偏偏短命
前文讲过，武宗喜好道教，渴望长生不老，渴望肉身成仙，道士赵归真因此得幸。
赵归真在当时是个颇有名望的道教红人，传言他善制铅汞，气貌清爽，很有些仙风道骨的架式。
敬宗在位期间将他召入宫中讲法传教，得以自由出入宫禁。
喜欢读书的文宗即位之后，不信这些神仙鬼怪，以惑主求荣的罪名，将他驱逐出宫流放岭南。
武宗做亲王时就听过赵归真大名，一上任便迫不及待的赦免了他，重新征召入宫。谏官屡次进言劝谏，武宗不听。
宰相李德裕虽非科举入仕，但出身于士大夫家族的他，学的是儒家经典，秉持的是无神论，厌恶佛教的轮回因果，同样反感道家所谓的长生不老那一套，也苦口婆心劝武宗说：“赵归真是敬宗一朝的罪人，不宜过于亲近。”
一向对李德裕言听计从的武宗，这次却有了不同意见，解释说：“朕只是在宫中无聊与他谈论教义，打发时间罢了。至于国家大事，朕当然只会与卿等商讨，不可能被他左右。”
李德裕听武宗这么讲，也不再多说，只是委婉提醒：“小人见到有利可图，就会像飞蛾扑火一样蜂拥而来。臣听说近段时间，赵归真的家中门庭若市。还请陛下谨慎戒备，以免被小人所趁。”
武宗点头称是，对赵归真的宠信依然如故。
有了赵归真在身旁，武宗政事之余便开始跟着他修行道法。为了以示虔诚，武宗让赵归真在宫中搭建九天道场，做法为自己授予符箓，以期早日位列仙班，羽化飞升。
右拾遗王哲上疏指责，话说得重了些，惹恼了武宗，被贬为河南府士曹。
武宗是个做啥事都能坚持下来的人，认准的事通常不会半途而废。在处理朝政上如此，在信任重用李德裕上如此，在修道成仙上也是如此！
继九天道场后，武宗又先后让赵归真修筑了望仙宫、望仙台，虔诚的在这里修行不辍，希望能引来仙人临凡。同时，开始服食由赵归真炼制的金丹！
我们现在知道，这些所谓的金丹都是由铅、汞、铜、水银等有毒物质炼制而成，长期服食可造成慢性中毒。但那时的人不懂这些，偏偏认为“铅为命、汞为性”，还说什么：“有人识得真铅汞，便是长生不老仙！”
历史上许多帝王都迷信此术，像唐王朝的太宗、宪宗、穆宗均吃过金丹，无一得以善终。
后代帝王明知此事，却无人怀疑是药性存有问题，反而认为缘分不够或修行不到，致使一个个原本健康的帝王猝死于追求长生的路上。
会昌五年（845年）之后，武宗由于长期服食金丹，变得脾气暴躁且喜怒无常，朝臣对他多敬而远之。
一次，武宗找来李德裕，向他问询外边情况。李德裕委婉劝谏说：“陛下如今神威不可预测，让大臣颇感畏惧。以往盗寇横行，自然应当用威严制止。但现在天下升平，希望陛下能多一些宽容，让被判刑的人不觉到怨恨，这就可以了！”
武宗当然清楚自己的情况，但他已执迷其中，药性一旦发作，根本无法控制。
进入秋季，武宗健康状况急转直下，经常犯病，道士们却忽悠他说是在换骨，等到换骨完成即可成仙。
武宗信以为真，令人隐瞒了病情。外臣只是奇怪原本精力旺盛、经常外出射猎的皇上，如今很少出门，宰相们奏事也不敢久留。
武宗的变化当然瞒不过日夜服侍身旁的宦官，他们趁着武宗精力不济，开始琢磨起了接班人问题。
武宗未立皇后，有五个庶出的儿子，年龄都很小，最大的也不过十几岁，在朝中没有任何影响力。
宦官们吃够了武宗杀伐果决的苦头，不愿再让他的子孙继位，想找个便于操弄的皇亲为帝。挑来选去，相中了素有痴傻之称的光王李怡。
这位李怡是武宗祖父宪宗之子，辈份上是武宗的叔父。
转眼到了会昌六年（846年），武宗病情愈发沉重，每天只是躺在床上苟延残喘而已。
从正月十三日开始，武宗停止了上朝理事，宰相请求面见也被宦官所拒，朝廷内外忧心忡忡。
三月二十日，已经神智不清的武宗，在宦官的操弄摆布下颁布诏旨，令光王李怡改名李忱，从即日起以皇太叔身份代理国政。
三月二十三日，一手缔造了会昌中兴的唐武宗病逝于宫中，结束了他短暂而又辉煌的一生！
他的父亲穆宗服食金丹三十暴亡，两个即位称帝的哥哥，敬宗十九岁死在宦官之手，文宗三十二岁抑郁而终，而他也不过活了三十三岁！
上天给了穆宗一脉一门四帝的荣光，却又偏偏让他们个个短命夭亡！福兮祸兮，个中缘由谁又能说得清楚！
武宗一死，李忱继位，史称唐宣宗！
失去武宗佑护的李德裕迅速倒台，被免去相位，外调为荆南节度使。
牛僧孺等一众被打倒的牛党官员相继回归，与宣宗一起开始了勾心斗角、蝇营狗苟的姑息生活。在武宗打下的基础之上，营造了一个看似光鲜的“大中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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