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子昂，1897年生，四川巴县人。
他学习极努力，在巴县中学读书四年，始终是老师和校长最得意的学生。政府为鼓励学习，成绩前三名的都是官费。他用奖学金，长期资助一位叫唐及甫的比他更为贫寒的农家子弟。
1919年春，胡子昂来到北平，进入崇德教会学校补习英语、数学，为考大学作准备。此时，五四运动便爆发了，胡子昂满怀热情地投身到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当中。当年秋天，他考入北京农业专科学校。在校期间，他发起了轰动京城乃至全国的北农改大运动。
1923年大学毕业，胡子昂回到了重庆巴县中学，成为了一名教员，主讲农学，兼授国文。他讲课声色并茂，成为深受学生欢迎的教师，教学的名气闻名县城。教自然科学的教师本就缺乏，各学校对他争相聘请。重庆几乎所有有名的中等学校（时重庆无大学），他都去任过教。
胡子昂很快成为巴县教育界有影响的人物，两年后被任命巴县中学校长。由于办学有方，成绩显著，重庆商埠督办公署成立后，他又担任教育科长、巴县农会会长、重庆市教育局局长等职。
1926年，英国军舰炮轰万县，造成“万县惨案”，引起了国人的强烈愤慨。胡子昂代表重庆各界携款前往万县慰问抗英军民，并写文章、拍照片，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
正当他在重庆欲求广为爱国教育宣传时，却受到当局的阻挠。他痛感执政者软弱无能，并深深体会到“国不富则兵不强，兵不强则受人欺”，于是，胡子昂毅然放弃自己在教育界如日中天的事业，要去军政界一展身手。
1926年，胡子昂转入军界，应邀来到四川军阀刘文辉部，任成都川康边防总指挥部边务处长，总揽川康交界20多个县的县政。
胡子昂到任后，立即大刀阔斧地大搞边务建设，开铜矿、建农场，解决了军中供给的难题。他禁鸦片，并力主整肃吏治减轻赋税。他奔走于偏僻边区，渴望开发西康、宁远边区宝藏，切切实实做一些实事。但军阀混战之下，理想都成泡影。
1933年底，胡子昂脱下穿了七年的军装，来到上海，准备赴美国考察，却被同学、江西农业学院院长董时进找到，受邀出任江西农业学院总务主任兼农业技师。
经过一番努力，总务处取得了明显的工作实绩。部分基建项目按期交工，养蚕业按季展开，蚕茧收获甚丰。特别是奶牛场的牛奶上市，颇受称道。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还特地跑到农业院，嘉勉了一番。
但他并不愉快。董时进到美国留过学，处处带着洋学生的优越感和傲气，高度崇洋，连建筑设计也要以他就读过的康奈尔大学为典范。胡子昂碍于经办的几项工程还未完工，勉强再留一年。
1935年秋，联宗兄弟胡仲实、胡叔潜在重庆筹组华西兴业公司，委托旧同事、重庆川康银行经理宁芷村专程赶到江西，对他介绍华西公司的发展计划，力邀他回川加盟华西。
胡子昂的心弦被拨动了。他觉得国家内忧外患，贫穷落后，兴办实业可能是振兴中华的一条出路。熊式辉闻讯相劝，并任他做专署专员。胡子昂断然拒绝，返回重庆。
从此，胡子昂走上了一条经营工商业的道路，以实现他实业救国的梦想。
胡子昂回到重庆，担任华西的襄理兼总务主任，越年任经理。华西的业务，分两大部分，一是承建、改建工程，二是自办工厂。他经过一番调研，力主分阶段发展，先选择花钱不多、收效较快的自来水厂、水泥厂等入手。这一提议，得到董事们的一致赞同。
胡子昂首先抓了重庆自来水厂的改建工程。重庆自来水厂建于1933年，投产不到一年，机器故障时有发生，经常停水。重庆市民为此怨声载道。
为承接这项建设工程，华西公司与外商百里、德华等洋行一同参加投标，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经过努力，最后华西公司中标。
改建后的自来水厂，机器运转一直正常，每日所产水量足供30万人需用，大大改善了原来的面貌。自此，华西公司打下了与重庆自来水公司的合作基础，自来水公司生产技术上的大问题和扩建工程等，都与华西公司共商解决。自来水公司的董事长潘昌猷还让胡子昂兼任自来水公司的经理。
在兼任自来水公司经理的两年里，胡子昂先后代表四个公司四次去汉口向国民政府接洽贷款，借到200多万元，买回一批钢管、水泵和其它器材。
1939年五三、五四日机大轰炸，市区许多街道被炸毁，水管均遭破坏，自来水厂中弹多枚，输入过滤池大管也被炸破。胡子昂靠这批器材，亲自带领技术人员和工人及时抢修，在频繁的轰炸中保证了自来水的供应，受到市民称赞，许多机关团体致送奖旗贺幛。
继自来水厂的改建工程之后，胡子昂又开始筹建水泥厂。他反对叫“洋灰厂”，起名为四川水泥厂。四川水泥厂的厂名和发展构想，得到刘湘及重庆金融界、工商界的热烈响应。
此事不知怎么传到了远在南京的蒋介石的耳朵里，他对此很赞赏，特别指示入川的参谋团秘书长，约见公司经理胡子昂，表态说：“如果办厂有什么困难，政府将尽量协助。”这个口信大起作用，仅几天功夫，就水泥厂认足股本120万元。
水泥厂建设期间，因厂址附近没有码头，轮船运送重达十多吨的锅炉，只能停在江心。这样大的锅炉，一只大木船也载不了。胡子昂亲自会同工程人员，先用两只木船试运未成，又改用四只大木船以钢绳纵横捆扎联成船筏载运，获得成功。
四川水泥厂于1937年10月投产，成为西南最早的年产量4.5万吨的水泥厂。
华西承建的工程，还有内江、成都、泸县、武昌等地的电力厂，成、渝的一些银行、学校、机关办公用房、仓库、住宅以及成渝铁路第一总段68.25公里的筑路工程等。
华西公司声誉大振，资金不断积累。胡子昂雄心勃勃，认为在大西南，把华西发展成为一个托拉斯企业，是大有可能的。为实现这个目标，他计划建立若干工厂。至1937年，他相继建起华兴机器厂、华联钢铁厂以及华西猪鬃厂、华泰木厂、华一砖瓦厂，还有矿场，每个厂均冠“华”字为名，形成一批华西系统工厂，为发展民族工业做出了实绩。
七七事变后，华西公司工程业务受到影响，华西公司开拓了进出口贸易业务，先后从广州湾、仰光、海防等地运进钢板、钢筋、机器、小五金等物资器材，出口大量的猪鬃、药材等货物，获利不少。
到1939年，在短短的三四时间，华西公司发展成为西南最大的一家工程技术和工矿企业，一个著名的联合企业，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胡子昂在回顾华西的成功之道时说：公司的经营管理，可得而言者，约有三端：一是重视技术和技术人员，各方罗致人才；二是保证质量，信守合约；三是利用地方势力，积聚资本，发展业务，而又独立自主地经营企业。
1938年始，胡子昂等即着手筹建中国兴业公司。5月，他飞赴汉口向国民政府申请贷款，拟将华联钢铁厂扩建为大型钢铁企业。
在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插手下，1939年7月，在华西公司基础上组建成立了官商合办的中国兴业公司，官股占80%以上，公司董事长为孔祥熙，中国实业银行董事长傅沐波任总经理，胡子昂任协理。
胡子昂参与主持实施了钢铁厂的扩建工程。钢铁厂扩建后，成为抗战后方民营钢铁厂中最大的企业，在重庆钢铁业中占有显著的地位，轧制钢品的数量和品种，远远超过了其他民营厂。
在抗战期间，中兴公司以其雄厚的资力，发挥其技术设备的优势，也凭借官商合办的地位开展业务，为战时的军需民用提供了大量的钢铁和各种器材。
中兴公司虽然发展成为一家实力雄厚的大公司，但从头到尾充满着官商矛盾和斗争。官股比例不断扩大，由筹组时的81%上升到1943年的95%，至1941年整个企业均为官股人员所把持。
在官僚资本控制下，管理不善，贪污舞弊弥漫成风。财务管理规章很多，但是却没有多少人按条规办事，总经理傅沐波带头下条子动支款项，各部门负责人纷纷群起效尤。
胡子昂多次劝谏，但傅沐波独断专行，反倒上下齐心排挤胡子昂等人。胡子昂独木难支，接受新任四川省主席张群的邀请，辞职赴蓉，于1942年初任四川省建设厅厅长。
任职二年间，他筹建了成都第一个自来水厂，一年完工；筹办了一个机器制造厂，生产一些小型通用机器和零配件，使成都开始有了机械制造业。他还组织举办了一次全川规模较大的风物展览会，展出各地的矿产品、工业和手工业产品及土特产品，为全川经济发展起了一些推动作用。
在1941年初，胡子昂通过朋友们的支助，自筹资金150万元，在重庆开办了华康钱庄，亲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华康以“扶助工矿事业”为主要经营方针，投资于华安煤矿、嘉华水泥厂、重庆油漆厂、四川丝业公司和新民报等企事业，发挥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1944年改为华康银行，资本增为1000万元，陆续在成都、汉口、上海设分行，成为重庆一家比较有影响的银行。
1944年1月，中兴公司巨亏，傅沐波辞职，不得不起用胡子昂任总经理，但他上任不到半年，孔祥熙便下台，宋子文继任行政院长，中兴公司的资金、业务、生产均出现极大困难。胡子昂四处奔走，在艰困中勉力维持。
抗战胜利后，胡子昂以为可以借和平建国之机，拓展中兴业务，但蒋介石铁心发动内战，竭力依靠美国，向美国订购一切商品器材。战时生产结束了，地方建设停顿了，中兴公司困难越来越大，难以为继。
1945年11月，经济部通知中兴公司停工清产、办理员工遣散，指令胡子昂主持保管全部资产事宜，负责遣散职工。胡子昂痛心疾首，但也只得遣散1800多名工人。他对记者说：“我个人从事工矿事业十余年，今天抗战胜利了，却在替中国兴业公司治丧，个人隐曲，令人痛心，真是无话可说。”
中兴公司的倒闭，使胡子昂备受打击。他从亲身经历认识到，依靠官僚资本是不能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实业救国”的道路走不通。
胡子昂在重庆，与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中共领导人有过多次交谈和接触，对共产党有一些了解，认为中国共产党代表是能将中国引向光明的政治力量。他先后同张澜、史良、黄炎培等民主人士有过交往，受其影响，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
1945年秋，胡子昂积极支持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的建立，以后又积极配合民建会的工作。
1946年1月，胡子昂以70%的绝对优势票数击败对手，当选为重庆市参议会议长，并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和立法委员，被誉为“陪都政界的黑马”。
在任议长期间，胡子昂坚决反对参议会开会悬挂国民党党旗。他拿出20两黄金资助郭沫若成立“群益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出版进步书刊。他在各种场所和集会上多次呼吁“国共合作，停止内战，实现一个和平民主的社会”，痛斥国民党的独裁、专制。
1946年3月，戴笠坠机身亡开追悼会，他受到特务的要挟，却不仅不参加，连挽联也不送。这年7月28日在重庆青年宫举行李公仆、闻一多追悼大会，他慨然道：“我个人觉得，中国今天正需要集中人才来校正国家的错误。然而不幸，李、闻二先生竟惨遭杀害，这是中国不可补偿损失！今天中国是否稳定？政治经济政策是否混乱？工业是否濒于破产？农村是否调敝？……所有的答案都是令人痛心的。现在李、闻二先生为争取和平民主而不幸牺牲了，从这里我们看出今天中国缺乏一种安定的力量。”
最后他挥舞着双臂，大声疾呼：“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我们要呼吁：我们第一要和平，第二要和平，第三我们还是要和平！”
顿时，会场响起一片“我们要和平！我们要和平！”的怒吼声。
次日，胡子昂三呼和平被重庆、上海、香港等地的报纸报道出去，轰动一时。
胡子昂的政治态度触怒了当局。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迫害，他于1949年初离开重庆来到香港。在香港，他深居简出，与他经常保持联系的是新华社驻港负责人乔冠华和《华商报》记者张峰。他受乔冠华之托，多次致电刘文辉，劝其起义。后又冒着生命危险，秘密回到重庆，争取国民党的内二警总队司令彭斌起义。
1949年9月，胡子昂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到北京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
不久，齐燕铭同志转达周恩来总理的意见，请胡子昂回重庆工作，他欣然受命，于1950年初回到重庆，就任重庆市副市长，分管工商业，还任西南财经委员会委员。
1950年4月，胡子昂受命筹组重庆市工商联。筹组期间，他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认识作报告，写文章，向工商界宣传《共同纲领》，与工商界各方面的代表人士促膝谈心。经一年左右，1951年3月，重庆市工商联正式成立。
在此期间，胡子昂将华康银行和自己在各企业的全部股票以及个人珍藏书画无偿上交国家。他对家人说：“这下子好了，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从此我就可以专心致至地在党领导下做一个国家工作人员了。”
从此，叱咤工商界的实业家胡子昂消失了，新中国工商业界的带头人出现了。
胡子昂主持的重庆工商联是极其兴旺的，有会员数百人，号称是“八百壮士”。胡子昂在工商联为重庆工商业的发展，干了很多实事。1950年，他在出席西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提出的“扶持和帮助私营工商业恢复和发展生产，实行统一订货、加工、收购”的议案，得到通过。
随后在《关于重庆市公私企业间加工订货合同暂行办法》中规定，企业间的加工订货，须经总工会和工商联的签证同意，觅具适当保证后，再经工商局签准，才算有效。仅在重庆解放的头两年，经由工商联签证的加工订货合同就达3500余件，各部门直接投放的业务更多。
重庆工商联推动组成了全市金融业联合贷款银团，配合人民银行，贷款扶持私营企业。头两年，仅几次专案贷款的数额就达300多亿旧人民币以上，有力地推进了私营工商业从被战争摧残处于停顿、瘫痪状态中的复苏。
胡子昂在任期间，还掀起了公私合营的高潮，使重庆工商业界一次性实现了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改造，统统跨进了社会主义的门槛。
1952年胡子昂作为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分团长率团到抗美前线慰问志愿军，1956年率中国友好代表团访苏。
1956年之后，胡子昂调北京工作，分别襄助民建中央主委黄炎培和全国工商联主委陈叔同，担任两会的副主任委员。
从1958年起，民建会和工商联成立协作委员会，胡子昂担任主任委员。他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特别是就公私合营后的公私共事关系、工商业者的安排使用、定息、工资和生活待遇等方面的问题，向党和政府及时反映，提出建议，为全国工商界做出表率，成为工商界的一面旗帜。
十年动乱期间，胡子昂受到了冲击。周总理一直在关心和保护他。每年的五一、国庆节，胡子昂仍被邀请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对于工商界人士来说，这是很大的安慰。
1979年，胡子昂当选为全国工商联主委，受两会执委的委托，作了题为《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工作报告。
1984年，胡子昂已年近九旬，但老而弥笃，奋进不息，亲自筹办了全国第一家综合性多职能的贸易商社——中国工商经济开发公司，并亲任董事长。
作为全国工商联的杰出领导人，胡子昂的个人生活很俭朴。对各方面赠送的礼物，他一概婉言谢绝。他的一块手表用了几十年，一修再修，始终没有舍得丢掉。到80年代中期，家里的电视机也只是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别人劝他换掉，他说：“能看个新闻就行了。”重病时他立下遗言，将遗体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以尽最后一点义务。
1991年11月，胡子昂逝世，享年94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