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赫鲁政府的“前进政策”与中印边界的推演
1947年印度独立后，尼赫鲁政府迅速开展关于国土边界的战略布局，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争议地区成了关注重点。这些地区边界模糊，历史上并未有明确划分。尼赫鲁主张以“既成事实”巩固边界控制，提出了一种逐步推进的策略，被称为“前进政策”。
“前进政策”开始于1950年代初期，并逐步扩展至中印漫长的实际边界线。印度在包括藏南地区（印度方面称之为“东北边境特区”）的多个高海拔山口和战略位置上的推进尤为显著。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还修建了一些简易的山地公路，以便大规模将物资和部队运送至边境地区。这些哨点很多时候故意选在中国认定的传统习惯线以北，意味明显挑衅。因为争议地区大多位于高原地带，自然条件极为恶劣，印度的推进并不是一蹴而就，部分哨所甚至建在那里后长时间得不到补给，印度士兵面临高寒缺氧、物资短缺的问题，但尼赫鲁的指令依然是“不能后退”。
到1962年，印度的“前进政策”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特别是在中印东段边界的藏南地区。随着哨所数量的增加，印度在这些地区的实际控制范围也逐渐扩大。10月，印度军方顶着恶劣天气，进一步向克节朗河谷推进。克节朗河谷位于喜马拉雅山脉东部，它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藏南的战略咽喉之一，一旦印军成功控制这里，不仅威胁中方在藏南地区的传统边界线，也对中国在青藏高原的战略部署产生直接威胁。
与此同时，在山脉的北侧，中国看到了这种蚕食局势背后的危险信号。自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政府一直处于多重压力之下：在内部，刚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带来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尚未彻底解决；在外部，冷战格局下，美苏的战略博弈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进一步挑战着新中国的国防安全。地缘政治的复杂背景，使喜马拉雅山成为各方力量博弈的重要舞台。
当印度的推进行动愈演愈烈时，北京中南海的灯光连夜未熄。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高级将领围绕着大比例尺的地图，反复权衡。地图上，阿克赛钦与藏南两地特别标注，阿克赛钦位于西段边界，是中国新疆与西藏的连接要地，同时也是新藏公路的必经之地。而藏南地区则是印度东北门户的重要屏障，一旦规模冲突升级，它将成为战场上兵家必争之地。
1962年的停火决定与舆论震动
1962年10月，中印边境战争爆发，中国军队在高原前线展开了两个月的军事行动。从西部的阿克赛钦到东部的藏南地区，中国边防部队的迅猛攻势，迅速打破了印度长期以来对“前进政策”不切实际的幻想。从军事布局到人员调动，再到对高海拔作战的整体适应性，中国军方展现出的精密组织和卓越执行力完全超出了印度的预期。印度前沿阵地在短时间内接连崩塌，从克节朗河谷的窘迫撤退，到南段达旺地区的狼狈溃败，印军几乎无力招架。到11月中旬，中国军队已全面占据战场主动权，并打通了阿克赛钦边境长期受到威胁的安全屏障。
据战后统计，印度军队在西部战线上失去了多个交通枢纽与阵地。在东段，中国部队甚至成功缴获了包括通信设备、补给车辆以及第五架印度军运输机在内的重要军事物资。印军士气全线崩溃之际，后方的指挥系统也陷入混乱。
外界关注的焦点，从边界的局部战斗扩展到了全球地缘政治层面——随着中国在战场上的持续胜利，整个印度次大陆的局势成为一个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对于印度而言，最现实的恐惧并非战线已失，而是担忧中国军队顺势深入印度腹地——从所谓的“东北边境特区”，直至喜马偕尔邦，甚至是新德里。
1962年11月21日北京发表了一份惊人的声明：中国宣布全面停火，并将前线阵地适度后撤20公里以示善意。一些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国完全有能力继续推进攻势，进一步敲打印度的国家战略决策体系，但这个出人意料的停火举措却清晰表明了中国对战争目的的考量。毛泽东曾引用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美国和苏联两大冷战巨头此时也密切关注着中印局势的演变。就在冲突发生的数周前，古巴导弹危机刚刚暂时平息，核威胁的阴影尚未从全球退散。此刻，中国停火的决定也避开了一种可能的冷战阵营直接介入中印战争的情形。
对于印度国内来说，北京的这一停火决定并未带来解脱感。相反，它让印度领导层彻底体会到了屈辱。从冲突前高调推行“前进政策”，到前线的全面溃败，印度政府无疑经历了一次战略和心理上的双重打击。尼赫鲁，在国内舆论中被许多人指责过于冒进和轻率，他的政府当天次就组建了一个国家委员会，重新评估印度的边界战略布局。
“阿鲁纳恰尔邦”的设立与中方的坚决立场
1962年的战争停火之后，印度没有放弃其进一步的战略扩张意图。印度重新调整在争议边境地区的政策，对藏南地区（即印度称的“东北边境特区”）的经营力度进一步加强。到了20世纪80年代，印度在该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已初具规模。
1987年，印度议会通过法案，单方面决定将“东北边境特区”更名为“阿鲁纳恰尔邦”，并将其作为印度的一个邦正式纳入其行政区划。这个法案一经提出，立即在北京引发了强烈反应。时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李肇星在新闻发布会上公开表示：“非法无效！”
尽管中国在外交场合明确表明立场，但印度依然推进了一系列既成事实的计划。从1987年开始，印度政府大幅向该地区移民，把一部分来自阿萨姆邦和印度其他地方的居民迁入，试图通过人口构成的改变进一步强化其对藏南地区的控制。同时，机场、公路和战略桥梁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也被迅速提上日程。2017年建成的多拉·萨迪亚大桥成为印度在该地区基础设施扩张的一个标志性项目。
与此同时，在藏南地区，印度还陆续修建了8个现代化军用机场，使战斗机能够快速部署到争议地区。2000多公里的战略公路也极大改善了边境补给线。在印度看来，这些基础设施的推进可以用来应对中印之间可能的高强度边境冲突。
根据印的人口普查，所谓“阿鲁纳恰尔邦”的总人口已经达到110万。与1991年相比，这片地区的人口在十年内增长了26.2%，远远超过印度全国平均人口增长率。更加引人关注的是，这些增加的人口中有30万到45万是印度政府通过政策性安排迁入的外来移民。这些移民的来源非常复杂，既包括印度本土的各民族，还涵盖大量来自孟加拉国、尼泊尔的群体，同时还有一部分是十四世达赖流亡后的“藏独”追随者。
相比之下，中国在藏南地区的传统居民数量却显得单薄而脆弱。珞巴族、门巴族等土著少数民族是这片土地上延续千年的原住民，他们的总人口至今大概只有35万。这些原住民深受藏文化的影响，与西藏地区有着紧密的文化、经济联系。
新世纪的边境对峙
2020年夏天，中印边界问题再次升温。6月的一天，拉达克地区苍凉的高原上，一场突如其来的暴力冲突引发了全球瞩目。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西段试图突破中国实际控制线，与中国边防部队发生直接冲突。事件发生的所在地正是拉达克的加勒万河谷，它虽偏远，却具有重要的地缘意义。印度从2019年开始对查谟和克什米尔邦的行政区划进行调整，试图对拉达克一带加强直接控制。而中国一再警告印度不得单方面改变边界现状，但印度方面显然低估了中国对维护边界稳定的坚定决心和强大能力。
这场冲突的背景已经与上世纪大不相同。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刚刚走出建国初期的经济与外交封锁时期，而今天的中国，已经从当年的资源匮乏转变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经过几十年的建设，中国边境地区自身的经济与军事基础设施布局已今非昔比。
当印度方面试图对实际控制线施压时，中国西部战区迅速响应，以边防部队为基础的应对力量在短时间内集结完成。高原机场紧急起降，物资调配快速到位，使潜在的安全漏洞被最短时间内封堵。从铁路到公路，再到基于高海拔地区研发的无人机，中国边防部队利用已有的综合优势，在极短时间内将局势稳定下来。相比之下，印度方面的突袭计划缺乏完善的后续准备，而边境实际控制线的复杂情况也暴露了其对高海拔战斗经验的相对不足。
在冲突之后，印度意识到传统的“前进政策”已经无力奏效，但其对中国边境压力的增加并未完全停止。随着中国在边境基础设施上技高一筹，这条经年累月的博弈曲线，将不可避免地继续延展。
未来，即便实现藏南地区回归，在针对这些印度移民的身份认定和政策规划上，仍会面临无数难题。例如，这些移民该如何定位？是否给予其国籍，或是采取逐步迁徙的方式退还印度？他们与当地的原住民之间又该如何和谐共处？从人口变化到边界的争端，从历史遗留到现实博弈，藏南问题所涉及的层面已经远远超越了一般的领土问题。
参考资料：[1]陈诣辉.洞庭湖垦区农民迁往藏南地区的思考[J].经济地理,2006,26(S1):208-209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