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栾万章，1938年12月出生于江苏省泰州县寺巷乡，初中毕业经过兽医专业培训后到公社兽医站工作。
我在工作中好学上进，表现积极。1959年夏天，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决定培养我，送我到县举办的干部培训班学习。
在县里，我打听到在当年7月份要动员一批江苏青年支援新疆，参加边疆建设的消息，我想：“好男儿志在四方”，决心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于是立刻写申请，要求领导批准我支援边疆建设。省委发出文件，全县上下各级召开支边动员大会，青年们踊跃报名，寺巷公社被批准的人中，唯独没有我。
这时候我急了，马上找领导，公社领导不让我走，我态度很坚决，非到新疆不可。
人们说：“新疆气候恶劣，生活很艰苦”，我说：“再苦再累我也不怕”。父母亲怕儿子走远了，经常看不见，不让我走，我耐心地给父母亲做工作，好容易说通后，又说结了婚才让走，几番周折，只好仓促和未婚妻黄粉娣正式结婚后，夫妻双双这才共同来到新疆。
艰苦的锻炼
1959年8月11日，泰州县支边青年在县城集中，我们小俩口随大队出发。12日上午在县里听报告，13日下午坐轮船到南京，14日夜晚10时许，在南京浦口乘火车到甘肃尾亚。
坐的闷罐车，在火车上每天只吃一餐饭，其余靠吃干粮。那时的火车跑得很慢，一路见站就停，经过11个昼夜才到尾亚。
25日，新疆农六师接人的大卡车到火车站，只见那公路上的尘土有尺把厚，一车坐二三十个人，坐了3天汽车，27日到了木垒县龙王庙水库，这水库是农六师奇台第一管理处基建大队工地。
见到这里特别荒凉，都不愿下车，很多女同志都哭了。到农六师的泰州县支边青年约2000多人，分到龙王庙水库800多人，我和爱人一起分配到龙王庙水库工地。
支边青年编了3个中队，主要任务是采石头、挖沙石，用小车拉运石头到库坝上。工作十分繁重，白天晚上加班加点，大跃进，放“卫星”，开展劳动竞赛拼命干。
九、十月份夏秋之交，新疆天气算不太热也不太冷，干活还可以，到了年底冬春，木垒河的西北风刮来，零下30-40度，风雪交加，滴水成冰，晚上住在帐篷内，缺柴少炭，很少生火，如冰窖一般。
几个人背靠背挤在一起，相互取暖，穿着棉衣，带着棉帽睡觉，早上起来，吐出热气就是雾，头发、被子上面都是白霜。
支边青年们不怕苦不怕累，顶着刺骨的寒风在冰天雪地，坚持战斗在水库工地上。
我和新婚后进疆的妻子，在班里劳动青春焕发、大显身手。我成为了水库的骨干，3个月后被提为干部。
1959年下半年，水库上有粮有菜还有点肉，生活不错。到了1960年春天，粮油肉供不上，没有蔬菜，洋芋也很少，吃豆面、荞麦面，大队组织上山打黄羊，改善生活，最后实在没有办法，把毛驴也宰来吃了。
1960年8月，我被调到农六师奇台管理处组织科工作。
当时，农六师在清和县外蒙边界上有几十个江苏支边青年开采云母矿，采矿队缺管理人员，派我上矿山任会计兼物资采购。
那时当采购没有汽车，在奇台采购棉衣、棉帽、手套和一些工具，全靠自己背到管理处。这个时期虽然吃了很多苦，但是经受了锻炼，坚定了建设新疆，扎根边疆的信念。
守卫北塔山
1962年，新疆边境线上很紧张，农六师北塔山牧场地处中蒙边境，蒙方人员经常越境，有时骑马，有时单兵深入，侦查探听我方军事情报。
北塔山牧场距农六师师部500多公里牧场，90%都是哈族牧民，有120多公里的边防线，大漠戈壁荒滩，一望无际的500里将军戈壁，崎岖蜿蜒、难以行走的羊肠小道。
木垒县城到北塔山的汽车走一天，要是冬季气候变化，遇到大雪封山，进不去也出不来。
1962年，为了保卫北塔山边防不受侵犯，成立了北塔山前线联防指挥部，由新疆军区的领导任总指挥，农六师一管处处长李振海任副总指挥。
老红军李振海是陕北战争年代有名的骑兵旅长，他自告奋勇到北塔山并点名调我给他当秘书，一块上山保边关。
我于1962年上山到1973年，在北塔山这个最艰苦的边防线上呆了12年之久。那些年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吃的高粱面、豌豆面，没有菜。
营地海拔高，气候严寒，山顶终年积雪，吃水困难，冬季全靠打冰化雪水煮饭，深山无人烟，长年和哈族牧民在一起。
我先任党委秘书，后是组干科负责人，领导委以重任，很多人在那里都要求下山，我坚守边防12年，直到1973年因腰痛病严重，身体不好才调回农六师师部。
改革闯新路
我调回五家渠到师医院工作了2年，兵团解体，农六师撤销，我被调到昌吉州食品公司政工科，1976年调回五家渠，在五家渠粮食分局任副教导员，1984年任五家渠粮食分局局长。
五家渠粮食分局最早的家底只有两间破库房，一个粮店，属米泉县管辖。1975年成立昌吉州五家渠粮食分局时，也仅有50多个员工。
这几十个人的粮食分局，从1975年到1984年的10年间，累计吃国家补贴220多万元。
结果是越补越穷，都是等、靠、要的思想作怪，没有粮油加工，没有储粮仓库，没有交通工具，只有几间破旧不堪的库房和几千平方米土木结构的平房职工住宅，全部家当50多万元。
我走马上任局长以后，遵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勇于改革，大胆创新，在新时期粮食局工作中，不断探索新路子。
我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丢掉“拐棍”，瞄准市场搞经营；砸破“铁饭碗”，自负盈亏搞承包；抓住“发展”不动摇，决心走“活”一盘棋。
那时国家规定，给城镇居民每公斤面粉补贴0.4元，每公斤清油补贴2.26元，按照这个标准计算，五家渠粮食分局每年应得经营性补贴50万元。
有的粮食单位在千方百计向政府要补贴，而我却谢绝了这份“厚礼”。这不是一时冲动，它饱含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使优秀命感和责任感。
我说：“粮食局不能等、靠、要，人长期靠国家补贴好比健康人拄拐棍，丢掉拐棍就跑不动，活不了”。
我要求很简单：“别人要钱，我要政策”。于是取消了经营性补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南北96个粮食局中，我是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首先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人。
我敢于“亮剑”，敢于排除干扰、战胜困难；提出任期目标，立下军令状：实行财政包干，自负盈亏，发展企业经济，提高职工生活水平，3年见成效，5年粮食局一片新面貌。
谱写新篇章
我改革的第一步是撤销粮食局重叠的机构，合并股室，实行粮店独立核算，然后定岗定员定责任制。
在充分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制定了从局长到工人的63个工种责任制，和345条考核标准。
我严肃的宣布，干部、工人同奖同罚，年底依据政绩功绩兑现，奖勤罚懒。
改革触动了一些习惯吃“大锅饭”端“铁饭碗”的人的利益，他们发出了种种奇谈怪论阻挠改革，更有甚者向上级告我。
我顶风而上，不理那一套，于是迈开了改革的第二步，运用当时的政策，粮食局实行双轨制经营，把精简下来的人员组织起来，成立粮油议价公司，推向市场。
我从工人中选拔能人任公司经理，并明确表态，公司年终赔了，从我罚起，盈了，我不要奖金。
一开头，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真可以说是“怨声载道”，说什么的都有，“议购议销是资本主义的歪门邪道，不务正业，违背服务方向……”等等。
我横下一条心，开始搞议购议销，奔向市场。我说自己是过了河的卒子，只有拼命向前了。于是我通过各种途径，了解掌握市场信息，搞活粮油经营，发展经济，改善职工生活。
1985年春，北京市粮油议价公司到自治区粮食厅求援，急需要300万公斤葵花油，但是自治区粮食厅没有多余的油品，解决不了这个难题，立即把我找去，我满口答应，和北京市粮油公司签订了合同。
当时农场和地方农户都担心油料种下去到时候不要怎么办？我主动提出先付款到收获时随行就市，市场价上浮提价，市场价下浮不变，一下稳定了农户的心。
当年收购油葵300多万公斤，没有仓库就和几个油料加工厂签订了合同搞加工，就地消化加工油品。
从8月份开始往北京发运累计300多万公斤，保证了北京市场的供应。由此加强了和北京市粮油议价公司的密切合作，双方商定原定合同顺延五年。
1985年，五家渠粮食局改变了吃国家补贴的局面，扭亏为盈，年盈利53万元。消息传开，昌吉州、县，全新疆的人来参观取经，我说：“经验只有一条，就是大胆改革，掌握信息,瞄准市场。”
1986年春，五家渠粮食分局的购销员到伊犁、博乐、石河子等地预定了750万公斤的油料，为了使农户放心，先签订单预先付发了20%的定金，100多万元发到农户手中，双方都吃了定心丸。
年底如愿以偿，粮食局的油品不仅运往北京，而且将油品、油渣、麸皮、面粉、红花、豌豆，源源不断地运往两广、两湖、天津、川、晋、陕、甘、青等十多个省市，又从各地购进大米、芝麻、花生、绿豆、红豆等新鲜的群众生活需用品，议价议销越搞越红火，人们都见到改革的成效。
到1986年五家渠粮食局除去政策性开支，盈利85万元，改革承包见成效，怨声载道变成了喜气洋洋。
我坚持取信于民，让利于民。1987年元旦刚过，4个购销组奔赴全疆各地到团场和各地农村订油料合同，为了确保兑现，决定确定基本价，收购是根据市场价格，只向上浮，不向下降。
有些同志想不通，我说：“企业的信誉最重要，它是不能用价格来衡量的”。由于我坚持讲信誉，这一春订购了油料1400万公斤。
到了5月份，情况不妙，由于国家进口油料增加，全国食油滞销，过去每月发8个车皮，当时一个车皮也发不出去。
秋天来了，合同履行不履行？有人主张不收油料了。我明白，不履行合同，就要失去信誉，就要造成农户的损失；履行合同，粮食局就要损失800万元，不是小数，别说我一个栾万章，十个栾万章也赔不起。
经过反复思考，我断然决定，春天说的话，秋天不变挂，照价收购。我的决心来源于对市场信息的掌握和全面分析，开头估计可能有30%的损失。
后来我突然发现，国家在广州查处了一批进口有毒的食油。我脑海里马上反映出一个新信号：进口食油查处后，南方缺油，我们的油有销路了。
于是我召开会议，当机立断，通知20家加工厂抓紧收购加工。果不出所料，11月下旬，广州发来电报，食油销路走俏。不久一位广州客商登门购油，开口就要150万公斤。
正是“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
1989年秋天，在第二轮承包期不久，昌吉州党委提拔我任昌吉州粮食局副局长兼五家渠粮食局分局局长。
我却打报告给州党委，请求免去我州局的副局长职务，理由是我更适合基层工作，这样做很多人不理解，而五家渠粮食分局的干部、职工深知自己的领导只求扎实做事，不求名利的性格。
五家渠粮食分局是个企业，我是‘承包人、法人代表，按说我有很大的决定权，但是我不独裁，提倡民主科学决策，尊重老书记意见，充分发挥集体的智慧，增加了企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同时唯才是举贤不拘一格。粮食局内王龙富、黄厚宽都是有争议的人物，但工作积极，我让他们当了经理和购销员。他们积极工作成绩突出，都成了全局人心服口服的先进工作者。
我致力于培养职工的主人翁精神，1989年，局里吸收了群众26条批评意见，对企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1985年，粮食局下属公司有一批价值40万元的红花籽，被河南密县皮包公司套购去了。“决不能让那些投机分子从中渔利”，我亲自跑河南把400吨红花籽运回了新疆，减少了企业损失。
1987冬，为了一桩棘手的买卖，我拖着瘦弱的身体，从乌鲁木齐经西安、北京，到天津跑回来，8个日日夜夜，为了工作忘了吃饭睡觉。
1990年春，我终于病倒了，在医院手术台前，还一再叮嘱办公室的同志，抓紧为职工修好住宅楼，时时刻刻为人民群众着想。
五家渠粮食局有3条规矩：一是合法经营；二是赚钱合理；三是议购粮油一定要先保证国家计划的完成。
我说：“钱是要赚的，但是要赚得合理，粮食局不能忘了种粮人，钱要赚得上合政策，下合民心。”
为了建立稳固的粮油基地，从1986年起，向团场农工、乡村农民“基地”发放预定金，明确规定：年底无论市场价格怎样变化，五家渠粮食分局的粮油收购价格只升不降，这一规定，受到农场和农村人民的欢迎。
五家渠粮食分局实行全方位的服务，把优质服务和多种经营紧密结合起来，办起了挂面房、馒头店，新开了一批粮店，方便群众。
当时在搞好计划供应的基础上，从内地购进了大米、绿豆、花生、小米等，用低于市场10—15%的价格出售，丰富和改善了当地群众的生活，使五家渠地区的人民群众获得100多万元的利益。
五家渠粮食局经营搞活，经济效益提高，全局面貌焕然一新。1988年，办公大楼拔地而起，坐落在五家渠新城的绿树丛中，各主要街道都设有粮店，宽敞的住宅楼代替了昔日的干打垒、土平房。
一座现代化水平的仓库，库容量为1500万公斤。方便群众生活的挂面房、馒头店不仅享誉新城，连乌鲁木齐的市民也慕名而来买不要粮票的白面馍。
建起了大型饲料厂，购买7辆各色的进口、国产汽车，担负全局的经营运输任务。
到1988年，固定资产投资达506万元，3年增长了7倍多。3年里，在每年平均负担居民粮油倒挂50多万元的同时，共盈利230万元，人均创利2.5万元，名副其实的全疆第一。职工收入明显提高，全局职工人均收入增长了4倍。
五家渠粮食分局通过当年贯彻国家粮油价格双轨制，走活了一盘棋，带动了一大片，通过调剂余缺，互通有无，平抑了当时市场价格，繁荣了市场。
从1985年到1990年的5年左右，使有购销关系的农民增收2132万元，加工单位增收257万元，运输部门增收313万元。还为国家节约粮油补贴费344万元，粮食局获利883万元。
这一切都和我带领全局上下大胆改革、艰苦奋斗、勇于创新是不开的。我的成绩被党和人民所肯定，1988年，我被自治授予“五·一”劳动模范，1998年被评为全国商业模范，我所领导的粮食局成为自治区粮食战线上的先进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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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戈壁红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