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谢幕，金庸谢世，留下他的十五部武侠小说：“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和《越女剑》。

武侠小说是中国独有的一种文学题材，要写好它并不容易，大多数的武侠小说给我们的印象都是低俗不堪的，不过至少金庸的作品应该例外。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可以读出原汤原汁的中国味道，可以读出深厚的历史惑和文化意蕴。

武侠在中国历史上，最迟可以追溯到司马迁《史记》中的《游侠列传》，通常游侠被认为是没落的墨家所衍化而来的。金庸笔下的侠客形象，似乎更多的休现了儒家那种“兼济天下”的参与精神和优患意识，侠并不是江湖仇杀中的白方或黑方，金庸为侠正名；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衍生物，侠是法的补充，社会的正常运转，离不开官府与法制，同时也需要民间的侠士见义勇为，打抱不平，除暴安良，造福苍生。不管历史上侠是否起过这么重大的社会作用，侠之所以为人敬仰的伟大人格即体现在这里。

另一方面，在金庸的武侠世界中，侠又是古代中国最富有独立人格、骑士精神的一个群体，他们特立独行，率性任侠。他们既要行走江湖行侠仗义，又要抵抗江湖对于个体人性的吞噬，以笑傲的姿态超然于江湖。正如金庸强调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济世理想，“笑傲江湖”也是金庸为侠者表达的人格宣言。

金庸两部最重要的作品——《射雕英雄传》与《笑傲江湖》塑造的郭靖与令狐部，正好分别代表了侠的两种理想形象：郭靖为国为民，乃侠之大者；令狐冲放浪不羁，笑傲江湖。两者互为补充，组成近乎完美的侠客形象。

然而，江湖之中，真的进可兼济天下、退可独美其身吗？人在江湖，是可以“笑傲”，还是会“身不由己”？在金庸的武侠世界中，侠最终不可能对抗整个江湖，所以金庸写到最后，总是让主人公归隐山林，或者干脆一死了事，几乎没有第三种选择。只有最不像侠的韦小宝，才能在江湖与庙堂之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值得玩味的是，最后韦小宝也“老子不干了”。

金庸本人，作为报人，他一手创办了《明报》，并使它成为香港最有影响力的报纸之一。作为时事评论家，他写了大量的评论，影响了无数人对于时政的判断。作为新派武侠作家，他的小说风靡天下，凡有华人处，便有金庸武侠。金庸可谓功成名就。然而，金庸自己能够笑傲江湖吗？

金庸最后一次修订《笑傲江湖》，增补了一段文字：“令狐冲一生但求逍遥自在，笑傲江湖，自与盈盈结褵，虽偿了平生宿愿，喜乐无已，但不免受到娇妻的管束，真要逍遥自在，无所拘束，却做不到了。突然之间，心中响起了《笑傲江湖之曲》的曲调，忽想：‘我奏这曲子，要高便高，要低便低，只有自己一个人奏琴，才可自由自在，然如和盈盈合奏，便须依照谱子奏曲，不能任意放纵，她高我也高，她低我也低，这才说得上和谐合拍。佛家讲求涅盘，首先得做到无欲无求，这才能无拘无束。但人生在世，要吃饭，要穿衣，告顾到别人，岂能真能无欲无求？涅盘是‘无为境界’，我们做人是‘有为境界’。在有为境界中，只要没有不当的欲求，就不会受不当的束缚，那便是逍遥自在了。’”

这段话，其实也代表了金庸对于“笑傲江湖”的新感悟，隐隐中透出一种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