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和国1955年授衔的10个大将中，也有几个是颇具儒将风度的。
谭政大将则就是非常有名的“夫子”。
称他为夫子，倒不是因为他说话总是之乎者也，也不是因为他身上有老知识分子的味道，更不是因为他很注重仪表，讲究整洁……而是说他为人做事很有学者风度，很有知识分子的刚直和谦逊。
一、毛主席的第一个秘书
谭政，1906年6月14日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龙洞乡楠竹山村，他与陈赓是老乡，从小就相识。
1923年，16岁的谭政与陈赓的妹妹陈秋葵结婚，之后不久，即考入毛泽东曾就读过的有着开明办学方针的新式学校——湘乡县立东山学堂。
谭政从老师那里听说了毛泽东的大名，又从岳父陈绍纯的口中了解到关于毛泽东的更多传说。
由此，他产生了像毛泽东那样投身革命事业的强烈冲动。
1927年，他来到当时中国革命的中心汉口，在妻兄陈赓的帮助下参加了革命。
大革命失败后，谭政进入共产党员卢德铭领导的国民革命军武昌警卫团，到9连担任文书。
不久，武昌警卫团开赴湘赣边界，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被编为工农革命军第1师第1团。
由于敌强我弱，起义失败了，老团长卢德铭也壮烈牺牲。
谭政跟随起义部队撤往罗霄山脉。
在江西永新县一个叫三湾的村子里，毛泽东把部队集中起来进行整编。
在这里，谭政见到了他心目中的英雄毛泽东。
1927年冬至1928年春，红军攻遂川、克宁冈、打茶陵，开辟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年轻的谭政在残酷的斗争中迅速成长起来。
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红1团的宣传队队长。
担任宣传队队长不久，谭政就显露出了一个优秀政治工作干部的素质，很快就受到了毛主席的重视。
一天，谭政正带领工作队正在遂川草林圩做群众工作，忽然接到通知，要他去宁冈砻市前委报到。
谭政赶到砻市的时候，毛泽东正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等着他。
“谭政同志，你的老岳父陈绍纯先生还好吗？”不待谭政回答，毛泽东解释说：
“你原来的名字不是叫谭世铭吗？这是调你到前委来，从你的入党志愿书上看到的。你那老岳父可是个对社会、对革命有贡献的人啰！去年上半年，我在湖南家乡搞农民运动考察的时候，也到湘乡去了。见到陈绍纯老先生，他说得很痛快，这个世道是乱透了才能分出个高低、分出个好坏来哩。陈先生对我说，他把大儿子陈赓打发出去了，二儿子、三儿子也出去闹革命了，这不，女婿谭世铭近日也去汉口投奔国民革命军了！”
“这以后，我就注意了你的行动。”毛泽东接着说：“秋收起义的时候，我就从武昌警卫团部队名单里找谭世铭，只看到有个谭政，没想到谭政就是你这个谭世铭。还是这次我要宛希先推选个前委秘书，宛希先说，前不久入党的那个谭政，是个知积分子，湖南湘乡东山学堂毕业的，从军前是个小学教员，参加秋收起义，上井冈山来了，表现很不错。他古文基础好，字也写得工整，很适合协助我做前委工作。随后，我让宛希先把你的入党志愿书拿来看过，看到你的现名和原名，这就对了。看到了你，也就想到了你的老岳父了，哈！哈！”
也许因为心情过于激动的缘故，谭政在毛泽东面前显得十分拘谨。
他扫视了一眼毛泽东的办公室问道：“毛泽东同志，我今天是来前委报到的。前委在哪里呢？”
“前委在哪里？”毛泽东反问了一句，乐了：“前委就在这儿，我一个书记，加上你一个秘书，实际工作的人就我们两个。”
毛泽东并不急于对谭政布置工作，而是说：“你们在草林圩开辟新区发动群众工作搞得不错嘛！你先说说这方面的情况。”
“是！”谭政把他带工作队打土豪分田地、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情况，作了简要汇报。
毛泽东连连点头：“搞得好，搞得好！”
“可是，我们把打土豪得来的银元作为罚款带回来了。”谭政说。
“好！好！那我们每人都可发两元钱的军军饷了。”毛泽东哈哈大笑道。
毛泽东平易近人的态度，彻底打消了谭政的紧张心理。
他走进毛泽东的卧室，看到满桌子堆满了书和起草好的文稿，砚台上搁着毛笔，未完成的文稿堆在几案一旁。
“毛泽东同志，请您分配任务吧！”
“那你就把行李搬过来吧，就住在外面这屋里。你来了，就好了！我是很需要你来帮忙的。你看——”毛泽东指着几案上的一叠草稿说：“这不，为湘赣边区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写个个决议，还没找到人抄写呢，你来了，先把这件事办办。”
从这天起，谭政便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成了毛泽东的秘书。
当时，正值井冈山的斗争最艰苦的时期。
除粮食外，每天每人只有五分大洋的油盐柴菜钱，还是难以为继……从军长到伙夫，除粮食外一律吃五钱钱的伙食……
1928年秋，毛泽东与贺子珍结合时简朴的婚礼，就是谭政这个秘书具体操办的。
他把毛泽东的住处简单地收拾了一下，然后搬出了自己的行李。
见到比自己还小3岁的新娘，谭政竟腼腆得不知怎么称呼。
1929年1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挺进。
因工作需要，谭政从毛泽东身边调到红31团，独当一面，担任党代表。
这一年，他刚23岁。
二、成绩卓著的政工干部
古田会议后，红军扩编，谭政先后任红12军政治部主任、红22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的战斗。
1933年1月，红22军撤军建师，谭政又出任红1师政治部主任。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中，带领红1师打了一系列胜仗。
谭政在红1师工作中还首创了“打收条”制度。
红军时期，曾同谭政并肩工作担任红1师师长的李聚奎回忆说：
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最艰苦的时期，红军没有经费，大家饿着肚子行军打仗，实在受不了，就跑到老百姓地里挖蓄薯吃，还有用了群众食物或者损坏了东西也没钱赔偿的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类事，我们都推给谭政政委去处理。有个别领导人给部队交待任务时说：“看你们这些书呆子，什么纪律不纪律，部队吃饱肚子要紧！”
对这些话，谭政则认为：部队的确很苦，谁不是肚里咕噜噜叫着要东西吃？但是，纪律是军队的生命，不讲纪律，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军队就难以生存。
所以，他坚持原则，动员大家：
……用了群众东西，包括吃了群众的粮，一定要给钱，损坏东西要赔，这是红军铁的纪律、政治生命线，这个制度不能变。如果有的连队没现款，一定要给群众‘打收条’，等以后革命胜利成功了再来偿还！
从此以后，“打收条”的制度就在红军中兴起来了。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战斗失利，红军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谭政与师长李聚奎率领红1师肩负着打先锋的任务。
在他们的带领下，红1师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掩护中央红军踏上了漫漫征程。
遵义会议后，谭政任红1师政治委员。
红1师爬雪山，过草地，屡立战功，是与谭政有力的政治工作分不开的。
他重视党的组织建设，充分发挥党支部的堡垒作用；重视宣传鼓动作用，把红军战士的英勇事迹记录下来，登在《红星报》上，使红1师官兵始终保持高昂的士气。
正如谭政在一次集会中所说的那样：“我们红1师有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又有政治工作强有力的保证，哪有战胜不了的困难？哪有战胜不了的强大敌人？哪有长征不到尽头最后不必胜的道理？”
谭政的这一报告，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对我军政治工作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谭政成了名副其实的“谈政”。
1937年初，谭政在陕北过了第一个春节。
此刻，他没有心思去观赏黄土高原上的明媚春光，而是把自己关在一间屋子里，足不出户、夜以继日地奋笔疾书。
3月26日，他将一份3万余言的《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的意见》，呈报党中央。
谭政的这一报告，受到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在转发《关于红军中新的政治工作的意见》按语中说：“谭政的这篇文章，对我军政治工作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转变，发挥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加紧了发动内战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先夺取和控制东北，抽调大批干部到东北开辟根据地。
谭政奉命赴东北，1946年5月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担负创建和发展东北根据地的任务。
当时，东北地区情况复杂，苏军撤走后，国民党军队在美国帮助下占领了东北的主要大城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自关内进入东北后，尚未休整和统一思想，东北的大片地区还有土匪活动。
作为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的谭政，肩上的担子是很重的。
他根据中央的指示，一方面要求部队做好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工作，消灭土匪武装之后，就地发动群众，协助地方党组织建立乡、区、县人民政府。
另一方面，加紧扩大军队和整顿军队的工作，纯洁组织，发展党员，巩固部队，迎击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
在谭政等人的努力下，东北根据地迅猛发展，部队也增至30多万人。
经过整编和军政训练的东北人民解放军，开始了大规模的兵团作战的行动。
在东北野战军每一次大的战役前，谭政和他领导的东北野战军政治部，总是深入前线各部队，开展战时政治工作。
辽沈战役发起前，谭政起草了《辽沈战役行动前政治动员指示》，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名义发出，号召东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发挥高度的英勇精神和忍受异常困难的精神，争取全歼东北敌军，解放全东北。
战役进行中，谭政又及时提出，参战部队要团结友军，不争功、不争胜利品；对攻坚部队，提出“立战功，当英雄，孤胆歼敌，多抓俘虏”的口号，对部队进行革命英雄主义教育，从而保证了辽沈战役的胜利进行，取得了歼敌47万余人的重大胜利。
辽沈战役后，部队准备休整，突然接到中央军委提前入关作战的命令。
谭政连夜起草《平津作战政治动员指示》，并立即召开政治工作会议，进行紧急动员，提出“打到关里去，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1948年11月20日，东北野战军80万人，以疾风暴雨之势向关内进军，谭政派出野战军政治部工作组，跟随部队行动。
东北野战军进入华北，先后抵达平津地区，完成了对平津、塘沽之敌的分割包围。
天津是华北的第二大城市，市郊多低洼之地，国民党部队在天津构筑了坚固的城防设施，兵力达13万之众。
东北野战军第一次在水网低洼地形条件下实施城市的攻坚作战。
为了减轻对天津城的破坏，战役发起前，谭政对部队进行广泛的城市政策纪律教育。
他主持制定了《入城须知》和《约法八章》，印成小册子下发部队。
他要求部队做英勇作战的模范，团结人民、团结友军，遵守纪律、执行政策的模范。
攻克天津后，谭政亲自检查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并向中央军委写出书面报告。
东北野战军入城后“秋毫无犯”，严格执行城市纪律，顺利接管了整座城市，受到中共中央通令嘉奖。
1949年3月，东北野战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谭政任四野政治部主任，9月任副政委。
四野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突破国民党长江防线，相继占领武汉、广州。
1949年12月，谭政任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第三政治委员、中南局第一书记等职，担负了中南地区剿匪任务。
三、革命成功后回乡祭奠发妻
建国初的一天，谭政回到了阔别三十多年的家乡，为自己的原配妻子秋葵扫墓。
谭政撇下警卫人员、司机，同妹妹一块向葬在涟水边的妻子墓地走来。
陈秋葵是陈赓的妹妹，谭政和她，青梅竹马。
秋葵刚刚15岁就嫁到了他谭家，直到结婚以后秋葵还总是喊他“世铭哥”。
作为长子的妻子，秋葵不仅要侍奉公婆，还要照顾年幼的弟妹，操持家务的劳动也落到了她那瘦弱的双肩。
秋葵不仅仅是个贤惠的妻子，还是一个深明大义的新女性。
如果没有秋葵的支持，他怎能有今天。
是秋葵给在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当营长的哥哥陈赓写信，自己才得以投笔从戎，参加革命。
参军那一天，秋葵把一个包着谭政换洗衣服的小包袱垮在胳膊上，送他一程又一程，直到涟水河边。
如今，涟水河边，不见故人，只有坟茔。
谭政清楚记得二十年前，从汉口发给秋葵的第一封信。
那是写给妻子的第一封信，也是最后一封家书，每个字都深深地印在他的脑海里。
葵妻：
……人伍后我已将名字改为谭政，不再叫那个封建主义的‘谭世铭’。……人伍后，操练繁忙，唯军事生活尚未习惯。但特务营与其他不一股，这里书报齐全，有《向导》、《中国青年》、《共产党ABC》等等，这些从未见过的书刊，我如多日不食，狼吞虎咽阅读。
没想到，这封信刚刚发出，上海便发生了“四·一二”大屠杀，谭政从此和妻子失去了联系。
直到他参加了红军才知道妻子早已离开人世的消息。
三十多年来，他一直有个心事——他一定要把秋葵的死因弄个水落石出！
妹妹似乎也看出了哥哥的心事，她哭着向哥哥诉说了秋葵嫂嫂的死因：
自从武汉发生反革命事变后，汪精卫反动势力更加猖狂。你完全和家中失去了联系。父亲一回家就发脾气，母亲对你从军的埋怨全落到了秋葵嫂身上，‘......世铭要不是娶得这个媳妇，就不会去把兵当。’
嫂子本来听到汪精卫猖狂屠杀共产党人就为你担心，走娘家问父母，陈赓哥也无音讯，也在为你们安全担忧。
秋葵嫂想人命关天，要是丈夫有个长短，我这个支持丈夫从军的儿媳，又如何承受得住这种愤怒的责备和怨言？
在焦虑、忧郁中度日的秋葵，每当繁忙劳动一日后，夜难成寝，她从枕头下拿出你那封不知看过多少遍的来信，一个字一个字地念，读了一遍又一遍。
念完你的名字‘谭政’两个字，双手捂着书信放在胸前，激情的热泪顺着脸颊扑簌簌地流。
而公公、婆婆又怎能体谅到妻子的这种坚贞感情。
在公公、婆婆无始无终地责备和埋怨中，在望眼欲穿的煎熬中，秋葵一天一天消瘦。
一个月，两个月，五个月……秋葵终于病倒了，这一病她再也没有能挺起身来，临咽气的时候，她还是双手把你的书信捂在胸口上，用最后一点微弱的声音喊道：‘……我铭哥是世上最好的人，保佑他吧，让我替他去……’
她闭上了眼，眼角上还挂着泪珠……
听完妹妹的叙述，谭政这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早已泪流满面，他哭着对妹妹说：“可惜啊，你秋葵嫂去世得太早了，要是看到全中国的解放，我们坐江山，她该多高兴啊！你秋葵嫂是我们这个民族中优秀的女性，她性情温柔、性格爽朗，她不仅深明大义，而且为大义能不惜牺牲自己，真是个难得的好妻子呀！我谭政欠下她的太多、太多了……”。
1955年，谭政与妻兄陈赓在同一天被授予大将军衔，时年4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