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爆发，我军以2400人伤亡的较小代价，取得了全歼印军3个旅，重创3个旅，俘印军第七旅旅长达尔维准将，击毙62旅旅长辛格准将的重大胜利。同时还缴获各种火炮300多门，飞机5架，坦克10辆以及汽车400多辆。

令人惊讶的是，我军在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后，并没有主动追击扩大战果，而是立即释放俘虏，将战斗中缴获的军用物资打包还给了印度。值得一提的是，我军在交还印度军车时，还给所有车辆加满了油，甚至有些车辆还刷上新油漆。这种违反战争常态的举动，引起很多人的不解？从后勤上来说，我军背靠青藏高原，补给不易，这些战斗物资正好可以补充我军所需。但是我军却为何要做到这种地步？这种违反战争常态的举动，引起了很多人的不解，难道中国军队是“穷大方”吗？

这当然不是，古语有云：“强者示之以弱,弱者示之以强。”我军这种行为看起来是在示弱，其实是在显示自己的强大。

自印度建国以来，就一直对中国领土存在着野心。在大国意识的驱使下，印度从1950年开始，就在阻挠西藏的和平解放。与此同时，印度还出台“前进政策”，不断向我方一侧推进，蚕食我方领土，建立了很多哨所和据点。

1951年后，印军更是越过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侵占了我国20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不仅如此，印军还一直声称，由我国控制的阿克赛钦地区乃是印度的领土，因此他们多次要求我军退出该地。

印度这个民族，有一个奇特的性格，那就是迷之自信。特别是在中印战争爆发前，印度朝野在边界问题上一直非常自信，始终坚持强硬观点。

从军事上来说，印度人一直声称，一个印度兵可以抵挡十个中国兵。1951年，印度在朝鲜派出观察员，目睹了志愿军痛打美军的神勇表现。于是立即改了口：一个印度兵“只能”对付六个中国兵。

在笔者看来，印度人在军事上如此自信，主要有这么几点原因：

首先，印度曾是英国殖民地，印度人长期作为仆从军，跟随大英帝国南征北战，其中自然也包括中国。无论是两次鸦片战争还是八国联军侵华，印军曾多次击败腐败无能的清军，甚至杀进过北京城。新中国虽然成立了，但在印度人眼里，中国一直都是那个东亚病夫，因此也一直保持着对中国军队的优越感。

其次，从客观上讲，印军确实有一支能征惯战的部队，其中不乏参与过二战的王牌军。在北非、南欧以及东南亚战场，印军都所表现，因此自诩为打遍欧亚非的雄师劲旅。

最后，印军在对外战争中，确实占过一些便宜。例如在对巴基斯坦的战争中，印军总是占尽优势。1961年，印军兵不血刃，解放了葡萄牙殖民者所盘踞的果阿，从而头一次独自打败欧洲人（虽然葡萄牙早已日暮途穷）。从此之后，印度民族自信心爆棚，尼赫鲁更是宣称，印度可以独自击败巴基斯坦与中国的联合进攻。

就这样，印度军人越来越膨胀，印度总理尼赫鲁也越来越自信。在当时，尼赫鲁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因为他是万隆会议的发起人，是不结盟运动的发起国和主要领导国家，在第三世界拥有很大的声望。

为了拉拢印度，美国和苏联都大花血本。美国人称赞印度是“西方民主自由的橱窗。”而苏联在1958年后与中国关系的恶化，因此转而支持印度。1959年8月，印度挑起第一次边境武装冲突时，苏联塔斯社无不由分说，非但没有谴责武装挑衅的印度，反而将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我国大骂了一通。不久后，苏联还许诺，将为印度提供军火

综合以上考虑，印度在边境问题上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以为我国软弱可欺，进一步加强了印度在西藏的侵略扩张。

因此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伟人看来，要遏制印度的入侵，首要的就是要打消印度这种“迷之自信”，让印度人懂得什么叫做知难而退。

面对印度咄咄逼人的攻势，毛泽东一开始并不准备动用武力。作为经历了长期革命斗争历练的领导核心，毛泽东一直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为生命，他当然不会惧怕强权，更不会出卖国家利益。但在当时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保持克制。这是因为从1958年开始，中国的国际形势已经变得极度恶劣。

从国际上看，从朝鲜战争开始，我国就与美国长期敌对，美国也对中国进行了长期封锁；1959年，中苏因为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而翻脸，苏联不仅撕毁了全部援助中国的合同，还撤走了所有的援华专家，两国关系降入冰点。

我国当时的战略重心在东部沿海，也就是盘踞台湾的蒋介石，美蒋势力才是我国的头等对手。相对而言，中印边境是次要方向。我国建国不久，国力有限，很难在两个方向和两个大国（美国、印度）为敌。

与此同时，我国一开始与印度的关系，其实并不算差。中印两国都是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虽然是邻国，却几乎没打过什么仗。曾几何时，印度还充当过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传声筒。对于印度，毛泽东总体上保持了宽容大量的态度，希望印度能迷途知返。

然而随着印度的得寸进尺，毛泽东逐渐意识到，和平和忍让并不能感化尼赫鲁，反而助长了他的嚣张气焰。既然如此怙恶不悛，就休怪我国不客气了。

淮南子有云：“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刚，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强。”翻译过来就是，用兵之道，是让敌人看到你很疲惫软弱， 当敌人来犯，才发现你实际上力量非常强大。

中国自古就讲究辨证法，真正的强者其实并不狷急暴躁，反而平和如水。面对敌人的挑衅，强者的忍让，其实是在蓄积反击的力量。

从政治角度看，毛泽东之所以一再忍让示弱，是为了避免战争，让印度迷途知返。但从军事角度看，毛泽东的示弱也是一种用兵奇谋。毛泽东追求和平，但却绝不害怕战争。在对印度进行和平攻势的同时，也在做着战争的布局。

毛泽东的示弱，实际就是为了麻痹印军，为后来的“示强”做准备。1962年10月12日，印度2万人在尼赫鲁的指示下，从东西两个方向，同时对我方边境发动扫荡。反击的时机终于到来了。

10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开会，面对各位开国元勋，他侃侃而谈：

“多年以来我们采取了许多办法想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度都不干，蓄意挑起武装冲突，且愈演愈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

在做出惩罚印度的决定后，毛泽东又询问西藏军区司令张国华：

“听说印度的军队还有些战斗力，我们打不打得赢啊?”

对于印度军队那两下子，长期戍边的张国华自然心知肚明：

“打的赢，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打的赢。”

在张国华看来，印军的水平大概相当于国民党的一般部队，远不如主力部队，战斗力有限。同时，印度官兵上下泾渭分明，军官多由贵族担任，士兵皆为低种姓，上层养尊处优，下层忍饥挨饿，可谓是上下离心。

与此同时，印度军队十分怕吃苦，不善于长途行军，缺乏高原作战经验综合素质极差。他们推己及人，自己无论如何都不能行军的恶劣地区，中国军队肯定也做不到。

在向中国境内推进时，印军一再违背兵家大忌，仅在一线投入大量兵力，纵深兵力却十分空虚，就犹如一个鸡蛋壳，只要敲破了，就犹如无人之境。印军之所以这么布阵，是因为他们听信尼赫鲁的狂言：“中国绝对不敢动手。”因此，他们想要通过这种线性推进，占据我国更多的土地。

令人发笑的布阵，如此孱弱的士兵，使我军可以更好地发挥自己所擅长的穿插渗透战术。被誉为世界最强轻步兵的解放军，是时候给骄横的印度人上一课了。

在巨大的军事地图面前，毛泽东指着地图上的印军据点，用手做了一个横扫的姿势，自信满满地说：

“扫了它！”

在中南海的会议上，张国华意识到，对印战争不打则已，一打就必须打痛。由于我军在西藏的部队数量有限，后勤运输困难，因此在拟定作战计划时，上级有意见将战争目标设定为歼敌一个营。但是张国华认为，歼灭一个营实在不疼不痒，难以达到以战止战的目的。因此张国华认为，要打就必须歼敌一个旅。

张国华的雄心，得到了毛泽东的赞赏和支持：

“张国华是前线指挥员，让他打嘛！打不好重来！”

回到西藏，张国华集中419部队所属的3个步兵团，11师的2团，山南军分区步兵第二团和军区炮兵第308团一部共1.03万。

按照计划，我军将从两翼突击，并向敌军左翼作主要突击，同时迂回到侧后，采取分割敌人，各个歼灭的战法，首先健美克节朗地区的印军，然后歼灭来自达旺的印度援军。

10月20日7点30分，对印战争在东段的克节朗河谷爆发，我军的60炮连续发射150多发迫击炮弹，顷刻间将印军驻守的阵地化为了火海，随后我军步兵对敌人发动迅猛突击。仅仅两个小时，敌人中部阵地就被我军攻破，敌人阵亡282人，被俘90多人，仅60人逃脱。

就在印军第七旅旅长达维尔调兵遣将，准备顽抗之时，我军157团主力迂回章多，如同神兵天降一般攻入了第七旅旅部。在短时间内，我军便攻克了旅部，达维尔仓皇逃跑。失去了统一指挥的印军成了无头苍蝇，迅速溃败。

在溃逃中，印军惊讶地发现，无论是后方、还是左右两侧，到处都在遭遇着我军的火力打击。在此之前，他们打惯了正面对正面的阵地战，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世界上还有这种迂回绕后的不讲理打法。

原来，我军早就绕过了印军驻守的交通线，转而穿过人迹罕至的雪原以及密不透风的森林，到达了敌人的侧后方。当年长征中经历了那么多艰难险阻，都没有阻止英勇的人民军队。地形复杂、气候恶劣的喜马拉雅山，同样不能难倒英勇的解放军。

就这样，敌人一窝蜂地向后逃窜，而我军则扎紧了口袋，到处堵击敌人。最终，我军全歼第七旅，除了少数印军逃脱外，上至达维尔下至数千名官兵，都做了我军的俘虏。

战斗打得如此顺利，甚至连张国华都有些不敢相信：

“我当兵33年，这样容易取得的胜利，还是头一次。”

印军实在不堪一击，我军迅速越过“麦克马洪线”，解放了重镇达旺。

在西线，我军从阿克赛钦地区发动反击，我军集中兵力，像拔钉子一样，一个个地拔除了印军据点，打得敌人抱头鼠窜。

我方取得了初战胜利，于是准备见好就收，争取和谈。我国于10月24日发表声明，提出和平解决中印边境问题，建议双方武装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接触。

然而尼赫鲁不甘心失败，以为自己只是大意了，手中仍有牌可打。因此他们非但没有撤军，反而在全国调兵遣将，向边境增派部队，运输武器。

既然尼赫鲁想打，我们自然奉陪。而这一次，我军就要彻底打消印度人的胆气。

面对不知悔改的印度政府，第二阶段的反击战随即展开。这一次，印军投入了更多的兵力。但是印度指挥官还是一如既往的“争气”，在西山口至邦迪拉沿线，他们又摆出了一个搞笑的阵型——一字长蛇阵。

在100多公里的防线上，印度依次部署了62、65、 48和67旅，共1.2万，看似兵力雄厚，但实际上却首尾不得相顾，各部之间间隙很大，对于擅长穿插迂回的我军来说，简直是送上门的肥肉。

刘伯承元帅一看地图，竟乐了：“这是铜头、铜头、锡尾、背紧、腹松啊！”只要采取多点突破，就能将敌人分割包围，各个击破。

敌人之所以布下这个“奇阵”，是因为当地自然条件太恶劣，海拔很高，他们依然不相信我军拥有穿越复杂地形的能力，因此掉以轻心。他们相信，我军只会沿着交通线，从正面进行打击。而这种以己度人，最终让他们吃了大亏。

战斗开始前，我军在一个藏民的指点下，找到了德让宗和邦迪拉之间的一条小道——贝利小道。随后11师组织了一支1500人的穿插队伍，经过6天5夜的行军，翻越4870米的高峰，如同神兵天降般在敌人的长蛇阵上打下一个楔子。

11月18日，我军的55师进攻西山口，11师的1500人迅速跟上，与之南北夹击驻守当地的62旅和65旅。在极短的时间内，敌人的两个旅即被击溃。随后，我军迅速追击逃敌，与敌人48旅相遇，随后又在短时间内击溃了该旅。

在我军的穿插打击下，一万多印军彻底被打崩。印度逃兵漫山遍野，我军布下天罗地网，奋起直追。在追击中，我军打下了不少如同神话般的战役。

在邦迪拉东南约30公里处的多龙桥。我军27名官兵在这里堵住了将近241名官兵。面对茫茫多的敌人，团作训参谋康德心做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决定：

“给我围歼敌人。”

随后，第4连副连长史洪信，炮排班长冯长喜等3人，带冲锋枪1支，半自动步枪2支，取捷径直插桥南堵印军南逃；以第4连第3班5人，沿北面山腰迅速迂回至印军主力侧后，抢占有利地形，断敌退路；抽炮排4人沿公路右侧由东向西侧击印军； 迫击炮排、重机枪班在营指挥所附近占领发射阵地，以火力迟滞印军前进，支援各班（组）战斗

在炮火的支援下，我军四面进击，当即打死了少校以下35名印军。敌军见突围无望，只好向我军投降。此战中，我军仅有3名士兵受了轻伤。

到了20日，印军基本覆灭，许多印军士兵窜入深山老林之中，军车、坦克丢得到处都是。东线部队，已经逼近了中印边界的传统习惯线。

在西线战场，新疆边防部队彻底肃清了印军入侵的全部据点，收复大片领土。印军喜马拉雅第三师龟缩在列城、东堤等地，活像惊弓之鸟。

我军越打越顺，从高寒地区一直打到了平原地区。温度越来越高，地势越来越平，许多战士都脱掉了棉袄，兴高采烈地追击着敌人。

反观印度那边，已然完全成了惊弓之鸟。尼赫鲁宣布，在阿萨姆邦的重镇提斯普尔实施焦土政策，印度工兵在工厂、桥梁、医院等地布下炸药，准备全部将之全部炸毁。整个新德里风声鹤唳，人们开始强夺生活物资，政府到处组织人员修筑街垒，仿佛就像末日降临一般。

然而就在此时，我军却在毛泽东的命令下主动撤军了。中印战争的目的并非为了收复领土。从当时的条件看，收复失地的时机并未成熟。马上进入冬季，即将大雪封山，对于我军十分不利。因此我军在仍有余力的情况下，选择了撤军。

可以说，中印战争其实是一场政治战，其战略目的不是为了打败印度，而是以战促和，让印度朝野明白一点，中国绝非软弱可欺。肆意侵犯中国领土，毕竟付出死的代价。而这，也就是示敌以强的用意。

为了显示我军的强大和游刃有余，我军还将缴获的武器军车打包还给了印度。其中，我军还给军车加满了油。这绝不是穷大方，也不单纯是为了显示宽大，而是为了向印度示威。

加满了油，说明我军依然留有相当多的战争储备。我军撤军并不是因为不能打，而是不想打。如果真要打，我们依然奉陪。看起来仿佛是在示弱，实际是在示强啊！

中国惊人的胜利，打断了印度不断上升的民气。这场惨败，给印军留下了旷日持久的阴影。从此以后，印军军费开支居高不下，给国民经济带来了极大负担。而曾经春风得意的尼赫鲁，也在2年后郁郁而终。

可以说，这场边境反击战，不仅打退了敌人，更打狠、打痛了敌人，打出了边境数十年的和平。不得不说，老一辈革命家的决策，就是高明。

多年来，印军虽然一再挑衅，越过边界，甚至多次想要发动战争，一雪前耻。但在战争按钮即将按下的一刻，印度人总会临阵退缩，1962年的惨败实在太刻骨铭心了啊！

强者绝不以愤怒和无限的暴力显示自己的强大，我们隐忍克制越久，未来的雷霆之怒就有多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