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出生于江苏淮安，但其祖籍是浙江绍兴，绍兴周氏家族有着传统大家族血浓于水、抱团互助的内部关系，这种内部关系也帮助青少年时期的周恩来顺利长大。

周恩来的父亲周劭纲17岁时和族中兄弟们一起参加县试，但他没能考中秀才。不久后，其父周起魁便将他送回绍兴学习幕业。后来，周起魁又给他捐了个正六品官衔的主事衔，进了衙门工作。

1987年，周邵纲听从父母之命，迎娶了清江浦万家小姐十二姑，岳父为官多年，家境富裕，万家小姐聪明能干、生性豁达。她的为人处世给幼年周恩来带来了相当深远的影响。

周恩来的叔父周贻淦病逝后，按照当地的传统习俗，他被过继给叔父，由守寡的叔母陈氏抚养。万氏虽然不舍，但她还是听从了公婆的决定。

陈氏受过教育，周恩来来到身边后，她经常给他讲故事，教他认字、背诗，从文天祥、岳飞等民族英雄到秦桧等反面人物，陈氏通过这些故事教育周恩来嫉恶如仇、爱憎分明。此外，周恩来也才能够诗词歌赋中产生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这些朴素、传统的情感都是在陈氏的言传身教下获得的。

周恩来的生母和嗣母陈氏分别在1907年和1908年先后逝世，父亲周邵纲则为了谋生，辗转于外地艰难求生，周恩来形同孤儿。

尽管两位母亲在他11岁前就已经逝世，但她们对他以后的岁月和成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曾多次提及母亲：

“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

周恩来12岁时，在周家两位伯父的安排和帮助下，随父亲周邵纲前往东北。周邵纲被安排在铁岭的县衙做起了师爷，而周恩来则先后在铁岭和奉天读书。

13岁时，他便在课堂上说出了那句流芳千秋的口号“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当然，这跟他13岁之前的学习经历有着莫大的关系。

周恩来受嗣母陈氏的影响，开始对阅读感兴趣，并在外祖父家中阅读了大量藏书。此外，他还在这里与表哥陈氏周相识，并在他的引导下，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时政新闻。

在周氏家族，周恩来又在追随孙中山的表舅龚荫荪家中受到了思想上的启蒙，表舅更是向他讲述了改造中国的决心。在他的影响下，周恩来的思维中已经有了“国家”、“民族”等概念。多年后，回忆起这段经历，他还感慨“表舅算是我政治上的启蒙老师”。

也正因如此，他才会在13岁时便能够说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样的话。

1913年，周恩来随四伯父来到天津读书，不久后，他考入南开大学，在族中长辈们的支持下得以顺利完成学业。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周恩来成为了当时天津五四运动的领头人物。1920年11月，周恩来赴法国勤工俭学，并开始走上一条职业的革命道路。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等重要职务，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最具影响力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对于周恩来从事革命事业一事，周邵纲“从不阻拦”，甚至他“内心是支持的”。尽管他一生颠沛流离，辗转各地谋生，生活清苦，沉默寡言，但他却是个很有主见的人。因此，在儿子投身于革命后，他时刻关注着时局发展，经常买各种报纸，从上面找寻共产党的活动，以此来了解儿子的革命活动。

1927年，周恩来在上海领导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期间，周邵纲来看望儿子。然而，由于当时蒋介石背叛革命，上海形势骤变，被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主义的氛围中。共产党人每天都面临着被逮捕、被杀害的危险，周恩来也被蒋介石重金悬赏，上了通缉名单。

在周恩来处于最危险的时期，周邵纲果断选择留下来陪着儿子，还帮他做一些秘密的通讯联络工作。一直到周恩来离开上海他才放下心来，回到了吉林，但他心中却时刻惦记着儿子。

1931年，周邵纲再次来到上海，并在这里继续帮助儿子开展秘密联络工作。虽然在工作上帮不了什么大忙，但能够帮儿子做些工作让他心中倍感踏实。即使到后来形势再次恶化，他也一直守在上海，为儿子从事革命工作提供掩护。

后来，周恩来到武汉工作，周邵纲这才离开了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达成第二次合作，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在武汉公开挂出八路军办事处的牌子，他的生活终于开始稳定下来。

很快，周恩来便给在天津的父亲写去了一封信，邀请他来武汉跟自己一起生活。周邵纲欣然前往。

周邵纲抵达武汉当天，周恩来正在参加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二次理事会。席间，他向众人道歉失陪，因为他要去汉口迎接分别多年的老父亲。

此后，周恩来虽然跟父亲偶尔有分别，但基本上一直生活在一起。1940年，随着抗日形势的发展，周邵纲和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家属转移至重庆红岩。在这里，周邵纲虽然年事已高，身体也有些小毛病，但他并不愿休息，还坚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帮忙看门、打扫院子等。

周恩来虽然跟父亲住在一起，但因工作繁忙，他并没有太多时间陪伴父亲，为了不让他感到孤单，周恩来曾特意请正在病休的工作人员帮忙照顾、陪伴。其实，就算周恩来不这样做，工作人员也会多关照其父亲的。因为周邵纲待人和善，跟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相处和谐，亲如一家，大家见到他后都会主动、热情地同他打招呼。

1942年，周邵纲突然生病发烧，后病情加重，或许是预感自己时日无多，老人多次询问邓颖超：“小超，恩来呢？我儿子呢？他怎么不来看看我？”

邓颖超附身在老人耳边，说道：“恩来出差了，他很快就回来了，一回来就来看您了。”

其实，周恩来并没有出差。原来，周恩来因为小肠疝气复发，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出于他的病情考虑，邓颖超和工作人员商量后，一致决定不在他面前提起父亲的病情，同时，也不在老爷子面前提及周恩来的病情。

住院期间，周恩来还在给邓颖超的信中提到了父亲的生日。7月9日，邓颖超给周恩来的信中提到了父亲的病情，周恩来收到信后，十分挂念父亲的病情，第二天便复信邓颖超“很不放心”，并在信中详细写到了对父亲病情变化的关注、吃食、睡眠等照顾的细节。

字里行间满是周恩来对父亲的关心和挂念。然而，令人痛心的是，在他写下这封信的当天晚上，父亲便不幸离世了。

考虑到周恩来的病情，邓颖超和工作人员向他隐瞒了这个噩耗。但三天后，周恩来还是知道了父亲已经病逝，他痛哭流涕，当晚便来到父亲灵前守灵。

周恩来甚至罕见责怪邓颖超：“这么大的事怎么能瞒着我？别人不了解我，你还不了解吗？”

邓颖超很是心疼周恩来，她一边流泪，一边向他道歉认错的。董必武见状，向他解释道：“这也是组织上的决定，为了你的身体考虑。”

周恩来这次不再多说什么。

周邵纲老先生逝世后，蒋介石等国民党内的军政要员、各界知名人士纷纷赶来吊唁，或致悼函。7月15日，周恩来和邓颖超在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父亲周邵纲逝世的讣告。

在侄子侄女的印象中，他们很少能够从周总理的嘴里听到他对父亲的思念和追忆，1964年，他曾感慨了一句“我对父亲是同情的。”

1974年，他与侄子周秉均谈话时，再次提及父亲“他是个老实人，一辈子没有做过坏事，还掩护过我。”

这是侄子、侄女们印象中仅有的两次周总理关于父亲的回忆，当时，他们并没能感受到周总理深藏于心底的澎湃情感。

直到周总理逝世，邓颖超将他随身携带了很久的小皮夹子交给了侄女周秉德，然后说道：“以前做地下工作，带着公文包的话目标太大太明显，所以就需要这样一个小皮夹子。那里面还有一张你爷爷的照片呢。”

说罢，她便将照片拿出来，周秉德看着照片中慈眉善目的爷爷，倍感亲切。当她翻过照片背面时，看到了上面周总理亲笔写下的“爹爹遗像”。仅仅四个字，一下子便让她眼红了，她第一次深刻感受到了周总理对父亲深深地思念之情。

参考资料：《周恩来和他的世纪》《南开学校同学录中的周恩来小传》《南开学校同学录中的周恩来小传》、新华网、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华读书报》2018年05月30日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