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们写了一篇《“教师没有寒暑假”会席卷全国吗？》的文章，里面提到在6月份和7月份，河南的安阳市、巩义市和北京市先后公布要开展“暑假托管服务”，然后提出一个设想，寒暑假托管服务会在全国实施。
一石激起千层浪。
支持的和反对的，各占一半。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紧接着，7月9日，教育部在官方网站印发了一份通知，明确“支持探索开展暑假托管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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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我们撰写的文章只是一种猜测，那么，教育部这份通知就是间接性地回应了我们这个提问，而且还给出了一个肯定的答复。
“暑假”没有了，“寒假”还能逃得掉吗？
我们不是幸灾乐祸。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顺应时代向前发展的一个微调。
▲我们对教师的建议
然而，这些都不是我们今天要说的。
今天，我们要重点说一说广州。
当天傍晚（7月9日），广州教育局也印发了《广州市教育局关于做好小学生暑期托管服务工作的通知》，要求广州全市11区都要开展小学生暑期托管工作，并且每个区开放不少于5所暑期托管学校。
同时，还重申了教育部《严禁中小学校和在职中小学教师有偿补课的规定》。
对于违反规定的中小学校，视情节轻重，将相应给予通报批评、取消评奖资格、撤销荣誉称号等处罚，并追究学校领导责任及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
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是：
广州也太快了吧，要么就是早有此想法，要么就是政治觉悟高、懂得紧跟教育部的步伐。
然而，我们细想了一番，反倒觉得，这应该归功于广州历年来强力推进的教育改革。
一是引进基础教育高层次人才。
面对高速发展、人口剧增的情况，广州的师资根本满足不了时下的教育需求。
为此，在2017年8月，广州首次出台了面向全国引进基础教育高层次人才的办法。
根据该办法，入编引进的杰出人才最高可享受税后150万元安家补贴，入编引进的骨干人才最高可享受税后80万元安家补贴。其中，花都、增城更是给出了最高补贴200万元安家费的条件。
在薪酬待遇上，引进的杰出人才或骨干人才，还实施了单独核定或同类技术岗位人员年薪2倍。
2017年应该是广州教育丰收的一年。
百万补贴政策迎来38位名师名校长，其中属于省特级、正高级教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就有19位，属于原省学科带头人的有5位，获得包括国家教学成果奖等奖项在内的有4位，还有多名来自各地的省级以上骨干教师、名校长、名教师。
在当时，广州至少有4位校长的上任，受到全城关注：原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吴颖民挂帅广州中学，原华师附中朱子平校长任中山大学附属学校、珠海中山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原广东实验中学副校长姚训琪任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长，原省实副校长李子良出任广东华侨中学新一任校长。
显而易见，广州第一次尝到了教育的“甜头”。
到了2019年，广州启动第二次面向全国引进基础教育高层次人才计划，再一次强有力地吸引教育人才。
二是培养教育家人才。
除了引进教育人才，广州还在人才保障方面实施“培养一批、储备一批”的战略。
2017年，广州首次创新性地实施“广州教育家培养工程”。
这在当时，已经是广州最高层次的校长队伍建设项目，首批培养对象共36人。第二批培养对象在2019年实施。
这个人才培养项目既高规格又异常严格，不但聘请了24名国内顶尖专家对36名学员进行小班化、结对式、双导师制的订单式培养，还组织他们前往芬兰及国内近百所名校参访，参加国际国内高端论坛近50场，在《中国教育报》等知名报刊发表文章近百篇等等。
在2019年底，该项目首批获得结业证书的仅有18人。在2021年6月，获评优秀的仅有26人。
三是推行摇号入学政策。
为了教育公平，广州在2020年4月颁布了《广州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正式推行民办学校摇号入学制度。
也就是说，对报名人数超过招生计划的民办学校全部实行电脑随机摇号录取。
这在当时，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举措。
结果是，以往一些比较弱的初中也开始出现了比较牛的孩子，看到这样的效果，家长们也不再强求非得让自己的孩子进名校了。
四是推行集团化办学。
推行集团化办学，是一条具有广州特色的公平卓越之路。
早在2017年12月，广州市就开始推行集团化办学，首批推行学校是广雅、执信、二中、六中、广大附中、铁一等6所学校和市教研院，并按照“一集团一章程”方式落实集团内部管理，以章程规定集团办学行为、体现集团办学特色。
最主要是方式是多元组团，也就是说，采取名校+弱校、名校+农村学校、名校+新校以及跨学段组团等不同策略进行组建。
据介绍，2017年底至2021年初，广州一共成立了84个教育集团。
集团化办学通过发挥优质学校示范作用，带动相对薄弱学校和新建学校共同发展，教育集团与乡村的碰撞，扩大享受优质资源群体，响应了广大市民让优质教育资源均衡的呼声。
眼下，教育集团化办学已经成为广州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全辐射的最佳途径之一。在市属学校的示范下，广州全市公办义务教育标准化学校覆盖率已达100%。
五是提前谋划“课后托管服务”。
广州在课后托管领域也快人一步。
早在2014年，广州就出台了《广州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小学午休和课后托管服务财政补助办法（试行）》，拟在全市公立小学建立“政府补贴+免费托管”的课后托管服务体系。但在多重限制下，校外商业托管还是家长无奈的选择。
当时校外托管虽然‘解放’了家长，但鱼龙混杂的市场也埋下诸多安全隐患和社会管理问题。
为此，广州继续探索，打开解决课后托管的“卡点”的思路。
2018年5月，广州出台了《广州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中小学生校内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从越秀到天河、海珠、花都等区，课后校内托管政策陆续出台，不同区的特色也不同，如花都在2018年就探索将单一托管服务为变“三位一体”素质教育服务，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有机融合。
此后，校内托管逐渐为大家所认同。
对课后托管的一系列探索，为之后的实施普惠性课后托管服务项目奠定了基础。
2020年5月，广州市“十四五”规划提出，实施普惠性课后托管服务项目，大力发展普惠性、公益性儿童课后托管服务。
自此，广州正式实施了普惠性课后托管服务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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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广州一共有54900名考生参加高考。
6月25日，广东高考放榜，广州高分段考生数量不仅创下历年新高，而且分布学校广泛，文理齐头并进。
广东省理科前一万名中，广州约2500名考生跻身其中，文科前5000名广州市占800；文理前2000名考生中，广州突破了900人，文理前1000名考生中，广州有超过450人，占比近半。
广州近年来出色的高考成绩，正正体现了广州教育“底座”的坚实。
因为广州人知道，教育的使命不仅在于培养拔尖学生，更要着力于教育均衡发展，让每个孩子受益。
基于广州如此坚实的教育改革，可以预见，广州提出的“公平卓越、活力创新、开放包容的广州教育新体系”很快会变成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