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齐聚一堂，这无疑是难得一见的伟大盛况，只是相信很多人都难以置信的是，就在主席台上居然还有一名国民党人，而此人不是旁的，正是被誉为中国“国母”的宋庆龄先生。
并且值得一提的是，此行还并非是她“心甘情愿”，反倒是我党再三邀请，甚至是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女士亲自拜访的结果，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宋庆龄为何多次谢绝参加赴京，让她最终“妥协”的三个要求又是什么呢？
近代中国“国母”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的国父乃是一生致力于“三民主义”的孙中山先生，一句“天下为公”令他不同于其他国民党人，成为了举国甚至是举世尊敬的革命英雄，而作为他的妻子，宋庆龄同样不遑多让，在孙中山生前，她一直都在背后默默支持，在1926年孙中山去世之后，她亦是坚决执行对方的遗愿，肩负起了令国家自由民主的重担。
为此，宋庆龄不惜以一介女儿身抛头露面，成为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只是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自己从政后遇到的最大阻力不是别的，正是自己丈夫的好徒弟，自己未来的妹夫蒋介石。
1927年4月12日，眼见北伐大业已成定局，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悍然终结了国民大革命的伟大浪潮，于上海发起了针对共产党人、民主党派人士的屠杀行动，见此情形，宋庆龄没有犹豫，立刻表示坚决反对，希望国民党人能够依旧奉行先总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正确道路。
只可惜理想是丰满的现实却是骨感的，自打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早已变了模样，曾经的热血青年大多不再，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群只为一己私利的衣冠禽兽。
或是眼见蒋介石给出的价码不低，又或是屈从于军队的淫威，一时间选择响应宋庆龄的国民党人竟寥寥无几，这也让她倍感失望。
无奈，宋庆龄也只好在发表了一份《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之后黯然离去，离开了蒋介石集团，不久又离开国内远赴欧洲，足足五年，还是直到1931年母亲的去世，这才让她再度回国，并自此定居在了黄浦江边。
闻听此讯，蒋介石还是比较欣慰的，毕竟在他看来，“师母”此举应该算是妥协了，所以，在之后的大多数时间里，他对宋庆龄也只有监视，很少再有光明正大的针对，虽说据资料显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由于宋庆龄呼吁抗日、谴责蒋政府一事，国民党特务曾对其采取过至少三次暗杀行动，但结果却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要么是中途退缩，要么是恐吓为主，最危险的一次亦是被宋美龄及时阻止。
由此可见，对于这位“师母”兼“国母”，蒋介石打心底里还是有些敬畏的，但这也仅限于1948年5月1日之前，原因很简单，这一时期，解放战争中的国民党军已然没了最初时的嚣张，在战场上节节败退的他们不得不重新考虑一些战场之外的事情，而就在此时，中国共产党发出了著名的“五一号召”，打算要在全国范围内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进而实行规范的民主化改革。
至于与会人选的问题，党中央亦是经过了千挑万选，不过不管是谁，不管怎么选，“国母”宋庆龄都是其中绕不过去的一个人，为此，毛主席、周总理二人更是亲自提笔，从西柏坡将一封诚意满满的邀请函发到了宋庆龄的手上，其中内容大致就是说，中国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南京蒋介石政府已经濒临死亡，如今正是重新开始的最好时刻，故而便希望身为孙中山遗孀的宋庆龄先生尽快北上，一方面参与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另一方面也可以对一些细节进行指导。
可以说，毛主席和周总理算得上是给足了宋庆龄尊重，可令人感到诧异的是，对此她却选择了拒绝，原因也很复杂，一方面是由于国民党方面的监视使得她不方便离开沪上，另一方面也和她的一个执念有关，要知道，孙中山先生最终病逝的地点正是北平，这个地方留给了宋庆龄太多太多的悲痛回忆，自这之后，她曾暗暗发誓今生再也不会重返此地，事实上，自1925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她也的的确确再没踏入过京都半步，想来，这也就是其第一次拒绝我党邀请的重要因素吧。
显然，宋庆龄并非是不看好我党，更不是想继续观望，实在是现实因素和心理因素从中阻挡，但此举在蒋介石眼中却有了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她在等待自己的争取，为此，国民党政府也一直在积极试探，可结果显而易见，悉数都被宋庆龄拒绝了，而且言辞十分犀利，直接破碎了蒋介石的幻想。
再次拒绝
鉴于宋庆龄拒不配合的态度，在恼羞成怒之下，国民党高层立刻就利用舆论展开了反击，只见他们在各大党政机关的报纸中疯狂散布谣言，从私生活、理念、信仰等诸多角度讽刺、诋毁宋庆龄，不仅如此，安插在宋庆龄身边的特工也越来越多，怕的就是她突然“投共”。
在那段时间里，国民党方面的神经一直都很紧张，上海那边一有什么风吹草动都会联系到宋庆龄的身上，就比方说有一次宋庆龄不在家，一名特务便误信传言，认为宋庆龄已经北上投靠我党，为此，还没有经过核验，他就将消息告知了蒋介石本人，闻讯，老蒋也不疑有他，吓得六神无主的他直接发出了一纸声明，大致意思就是说宋庆龄是被我党骗过去的，同时也在警告宋庆龄，希望她能够悬崖勒马。
虽说后续这件事被证明只是乌龙，但结果显而易见，宋庆龄对蒋介石、对国民党政府亦是彻底失望，道理不难解释，要知道，宋庆龄乃是三民主义思想的坚定拥护者，何为三民主义呢？简而言之就是“民族”、“民权”、“民生”，可截止自当时，蒋介石却没有取得任何建树，反倒是将孙中山先生的理念毁了个一干二净。
先说民族，所谓民族指的自然是民族独立、反对西方列强与封建势力，反观当时的国民政府，对外已然成为了美帝国主义的走狗，对内名为民国实为专制，哪有一点独立民族的样子呢？
然后是民权，在国民政府之中，莫说是平民百姓了，就连知识分子、中产阶级、爱国企业家都没有任何权利可言，政府的选举是蒋介石的一言堂，国家的税收大半进入了四大家族之手，人民没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说错一句话都会被扣上“通共”的帽子，这还是孙中山先生当初创立的国民党吗？
最后是民生，这一点就更不用提了，自打孙中山去世之后，他心中最为重要的“平均地权”政策就变成了废纸一张，农民依旧处在被压迫的环境之中，地主也仍然继续着残酷的剥削压迫，易子而食、吞食观音土这般的惨剧无时无刻不再上演，底层人民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国民党高层却整日吃香喝辣，简直荒唐的令人发指。
可反观即将建立起来的红色政权呢？却是一副截然相反的模样，对外不卑不亢，对内人人平等，吏治清明、言论自由，并且最重要的是，在解放区中已然上演了人人有地种的美好景象。
两相对比，孰优孰劣一目了然，因此，在这之后，宋庆龄的内心亦是渐渐动摇，到了1949年5月中旬，随着上海的解放她更是产生了前去北平看看的念头，但很遗憾，就在此时，两个原因让她再度放弃了，首先是身体原因，彼时由于巨大的压力，只要一工作或是思考问题，她的荨麻疹就会发作，奇痒难耐根本无法坚持，没办法，她便准备去到苏联治病，这才选择婉拒了我党的邀请。
而其次则是发生在上海解放后的一场误会，解放军刚刚进城时，由于对情况的不了解，一队战士便打算征用宋庆龄先生的住宅，并且语气上也有些强硬，还是直到后续，他们这才知道，这房子居然是宋庆龄和孙中山先生的故居，几人赶忙道歉，甚至就连陈毅都亲自前来赔罪，可事已至此，宋庆龄却根本听不进去分毫，她还以为这是共产党在敲打自己，这种手段与国民党又有什么区别呢？再加上身体本就不好，这便给到了她拒绝赴京的借口。
三个条件
由于种种原因，宋庆龄先后数次拒绝了我党的邀请，不过即便如此，毛主席与周总理也仍未放弃，这不，就在1949年6月19日，二人便再度想到了一个主意，那就是让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亲自前去上海说服对方。
不仅如此，在临行之前周总理还再度给宋庆龄先生写去了一封亲笔信，算是致歉，也算是给足了诚意与尊重，再加上邓颖超的反复劝说，很快宋庆龄便有所动摇了，见此情形，邓颖超亦是趁热打铁，直接电联中央，又是说明情况，又是希望上级能够照顾宋庆龄的身体情况，为她准备头等的卧铺车厢，更有甚者，就连其在北京的衣食住行都安排好了，房子是一栋二层的小洋房，生活上也特地请来了上海的厨师，算得上是尽善尽美了。
而眼见我党诚意满满，宋庆龄的内心也终于坚定了下来，并最终提出了三个条件，据她表示，只要我党答应了，自己就可以立刻动身前往北京参加政协会议。
其一，抵达北京后不要为她举行任何形式的欢迎会，其二，希望能够单独拜访一下张治中将军，其三，不许有人前来迎接，她想要自己乘车去到中央。
很快，这三个条件就来到了周总理的书案前，对此，他也有些为难，道理不难解释，前两个条件倒是无关紧要，主要是最后一点，一方面北平刚刚解放没多久，谁也不知道有没有国民党的特务尚在潜伏，从车站到中南海的路还有很长，他怎么可能放心对方一个人乘车前来呢？
另一方面，宋庆龄有不少好友都在北平，在知道她即将到来的消息后，纵使中央阻拦，相信也一定会有人违反约定私自前来迎接，到时候难免会出现不必要的麻烦。
因此，思虑再三后，周总理还是回绝了这第三个要求，不过也只是商量，商量能不能让宋庆龄自己挑选几个好友前去迎接。
所幸最终的结果是好的，宋庆龄答应了这一改变，并于1949年8月28日抵达了北京火车站，只是令她万万没想到的是，这一次，我党居然“违背”了承诺，虽然没有盛大的欢迎会，却是来了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没错，正是毛主席亲自前来迎接了！
与毛主席一起的还有朱老总、周总理等我党、民主党派的领导人，不为别的，正是想要最大限度体现他们对这位“国母”的尊重。
当然了，对此宋庆龄也并未计较，恰恰相反，当看到毛主席的那一刻，她亦是露出了真诚的微笑，并十分高兴的表示“很开心能看到你，我对您表示由衷的感谢和祝福！”
就这样，经历了一波三折之后，宋庆龄先生终于来到了北京，来到了这个即将成为新中国首都的地方，9月21日，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息后，她亦是参加了著名的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后，看着主席台上悬挂的两张照片，宋庆龄更是热泪盈眶，原因很简单，这上面一幅是毛主席本人的肖像，而另一幅正是她的丈夫，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