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道学家，大多数人都比较反感。很多人会认为他们教导别人头头是道，真要实践的时候却总是龟缩不前。这也许是事实，但对于那些知行合一的道学家，这样的刻板印象就有失公允了。宋明时期由于程朱理学的盛行，在国家危难或者奸臣当道之时，以身殉节的知识分子大有人在。

明清之交的著名学者黄道周（1585年3月9日——1646年4月20日），在文学、艺术方面都很有造诣，而他的铮铮傲骨和气节，甚至要比他的文化成就更加令人赞叹。

黄道周生于万历十三年二月初九日（1585年3月9日），属于明朝晚期，当时社会矛盾加剧，官场也十分昏暗。天启二年（1622年），黄道周参加科举并考中了进士，主考官是袁可立，袁可立本来是朝中的言官，却因刚直不阿被皇帝多次贬谪。

那时建州女真已经开始不断地骚扰明朝东北边关，威胁了明王朝的统治。袁可立坚定不移地主张与建州女真开战，这个想法深刻地影响了黄道周的政治观点和处事原则。

到了崇祯三年（1630年），明思宗因听信了后金的反间计，将袁崇焕冤杀，而曾经举荐袁崇焕的内阁辅臣钱龙锡也同样受到牵连，被明思宗定为死罪。黄道周得知后，连忙半夜写了一封奏疏呈送进宫，恳请崇祯皇帝释放钱龙锡，不要冤枉好人。黄道周与钱龙锡平日里没有什么特别的来往，关系也一般，这次为钱龙锡辩解，单纯是处于义愤，希望伸张正义，可见其高尚的人格。明思宗对黄道周的劝谏十分震怒，将他连降三级，但他仍然据理力争，最终使钱龙锡免除一死。“三疏救故相钱龙锡，降调，龙锡得减死。五年正月方候补，遘疾求去。濒行，上疏曰：‘臣自幼学《易》，以天道为准。上下载籍二千四百年，考其治乱，百不失一。陛下御极之元年，正当《师》之上九，其爻云：“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陛下思贤才不遽得，惩小人不易绝，盖陛下有大君之实，而小人怀干命之心。臣入都以来，所见诸大臣皆无远猷，动寻苛细，治朝宁者以督责为要谈，治边疆者以姑息为上策。序仁义道德，则以为迂昧而不经；奉刀笔簿书，则以为通达而知务。一切磨勘，则葛藤终年；一意不调，而株连四起。陛下欲整顿纪纲，斥攘外患，诸臣用之以滋章法令，摧折缙绅；陛下欲剔弊防奸，惩一警百，诸臣用之以借题修隙，敛怨市权。且外廷诸臣敢诳陛下者，必不在拘挛守文之士，而在权力谬巧之人；内廷诸臣敢诳陛下者，必不在锥刀泉布之微，而在阿柄神丛之大。惟陛下超然省览，旁稽载籍，自古迄今，决无数米量薪，可成远大之猷，吹毛数睫，可奏三五之治者。彼小人见事，智每短于事前，言每多于事后。不救凌围，而谓凌城必不可筑；不理岛民，而谓岛众必不可用；兵逃于久顿，而谓乱生于无兵；饷糜于漏邑，而谓功销于无饷。乱视荧听，浸淫相欺，驯至极坏，不可复挽，臣窃危之。自二年以来，以察去弊，而弊愈多；以威创顽，而威滋殚。是亦反申、商以归周、孔，捐苛细以崇惇大之时矣。’帝不怿，摘‘葛藤’、‘株连’数语，令具陈。道周上言曰：‘迩年诸臣所目营心计，无一实为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过推求报复而已。自前岁春月以后，盛谈边疆，实非为陛下边疆，乃为逆珰而翻边疆也；去岁春月以后，盛言科场，实非为陛下科场，乃为仇隙而翻科场也。此非所谓“葛藤”、“株连”乎？自古外患未弭，则大臣一心以忧外患；小人未退，则大臣一心以忧小人。今独以遗君父，而大臣自处于催科比较之末。行事而事失，则曰事不可为；用人而人失，则曰人不足用。此臣所谓舛也。三十年来，酿成门户之祸，今又取缙绅稍有器识者，举网投阱，即缓急安得一士之用乎！凡绝饵而去者，必非鱼；恋栈而来者，必非骏马。以利禄豢士，则所豢者必嗜利之臣；以箠楚驱人，则就驱者必驽骀之骨。今诸臣之才具心术，陛下其知之矣。知其为小人而又以小人矫之，则小人之焰益张；知其为君子而更以小人参之，则君子之功不立。天下总此人才，不在廊庙则在林薮。臣所知识者有马如蛟、毛羽健、任赞化，所闻习者有惠世扬、李邦华，在仕籍者有徐良彦、曾樱、朱大典、陆梦龙、邹嘉生，皆卓荦骏伟，使当一面，必有可观。’语皆刺大学士周延儒、温体仁，帝益不怿，斥为民。”

黄道周

这次被贬官之后，他返回故乡，先后在余杭和漳州讲学，直到四年后的崇祯九年（1636年）才重新被启用。

自崇祯十年（1637年）起，明思宗十分宠信兵部尚书杨嗣昌。当时后金已改国号为清，对中原虎视眈眈，而西部又有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作乱。

对此，杨嗣昌主张先与清廷议和，着手收拾农民军。黄道周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他认为清朝对中原虎视眈眈，不能坐等他们实力越来越庞大。于是，他在朝堂上和杨嗣昌争论得面红耳赤。而明思宗则毫不犹豫地偏袒杨嗣昌，还反过来咒骂黄道周有着“一张佞口”。“帝怒。有间，命出候旨。道周曰：‘臣今日不尽言，臣负陛下；陛下今日杀臣，陛下负臣。’帝曰：“尔一生学问，止成佞耳！’叱之退。道周叩首起，复跪奏：‘臣敢将忠佞二字剖析言之。夫人在君父前，独立敢言为佞，岂在君父前谗谄面谀为忠耶？忠佞不别，邪正淆矣，何以致治？’帝曰：‘固也，非朕漫加尔以佞。但所问在此，所答在彼，非佞而何？’再叱之退。顾嗣昌曰：‘甚矣，人心偷薄也。道周恣肆如此，其能无正乎？’乃召文武诸臣，咸聆戒谕而退。”

通过这件事，黄道周自然又得罪了崇祯帝，于是明思宗不由分说把他连贬六级，赶到了江西。这一去又是三年。而三年期间，江西巡抚解学龙只是按照例行规定对黄道周的政绩进行考核，并向崇祯皇帝表示了赞许，竟然被明思宗施以廷杖，并发配到极为偏远的广西。

直到崇祯十四年（1641年），杨嗣昌暴病而死，明思宗才将黄道周官复原职，希望他回来为国效力。

此时，明朝社会动荡，农民军占领了大半领土。黄道周眼见国家日薄西山，无力回天，就称病辞官，返回福建老家。不久，北京陷落，明思宗自尽。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后，请黄道周出山为吏部侍郎。“居久之，福王监国，用道周吏部左侍郎。道周不欲出，马士英讽之曰：‘人望在公，公不起，欲从史可法拥立潞王耶？’乃不得已趋朝。陈进取九策，拜礼部尚书，协理詹事府事。而朝政日非，大臣相继去国，识者知其将亡矣。明年三月，遣祭告禹陵。濒行，陈进取策，时不能用。甫竣事，南都亡，见唐王聿键于衢州，奉表劝进。王以道周为武英殿大学士。道周学行高，王敬礼之特甚，赐宴。郑芝龙爵通侯，位道周上，众议抑芝龙，文武由是不和。一诸生上书诋道周迂，不可居相位，王知出芝龙意，下督学御史挞之。当是时，国势衰，政归郑氏，大帅恃恩观望，不肯一出关募兵。道周请自往江西图恢复。以七月启行，所至远近响应，得义旅九千余人，由广信出衢州。十二月进至婺源，遇大清兵。战败，被执至江宁，幽别室中，囚服著书。”

黄道周

此时唐王想起兵北伐，而郑芝龙只想自保，拒绝出一兵一卒。黄道周自告奋勇地回家募集义勇，从而踏上了他人生最后的最后一次旅程。黄道周募集了九千余名一腔热血的义勇，但他没有一分钱军饷的他没法武装这些人。这些人只能拿着锄头扁担出师打仗，这支被后世称为“扁担军”的北伐军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黄道周一代宗师又岂能不知？但他依然含着眼泪，坚决地带着这支子弟兵前往他命途的终点。

在狱中，他一直坚守着文人的气节，誓死不降。清廷便派已经向大清投降的名臣洪承畴劝降，黄道周却挥笔写下一副对联：“史笔流芳，虽未成名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黄道周巧妙地将在扬州就义的民族英雄史可法和洪承畴化用到对联中进行对比，感情色彩强烈，讽刺意味也极其鲜明，足见其非凡的才华和正直的性格。而洪承畴看到这副对联后，也羞愧万分，竟上书请求清廷免黄道周死刑。清廷也十分爱惜黄道周的才学和人品，几次三番对其进行劝降，黄道周誓死不从，于是清廷在第二年将他执行了死刑。

黄道周绝食十二日后行刑。临刑前，盥洗更衣，取得纸墨，画一幅长松怪石赠人，并给家人留下了遗言：“蹈仁不死，履险若夷；有陨自天，舍命不渝”，并安慰老仆：“吾为正义而死，是为考终，汝何哀？”在行刑时，黄道周十分从容地对南方拜了两拜，撕破衣服，咬破手指写下表明自己忠心的血书“纲常万古，节义千秋；天地知我，家人无忧”交给家人，然后要求刽子手行刑。临刑前大呼：“天下岂有畏死黄道周哉？”

黄道周

“临刑，过东华门，坐不起，曰：‘此与高皇帝陵寝近，可死矣。’监刑者从之。幕下士中书赖雍、蔡绍谨，兵部主事赵士超等皆死。”《黄道周年谱》记，“三月五日完节于金陵之曹街，兀立不仆”。乾隆帝后来都感叹：不愧一代完人。

在仕途上，从魏忠贤到杨嗣昌再到郑芝龙，黄道周从未害怕过任何权贵。但在国家大义面前，他做出了一个正直的儒家士子所能做出的最壮烈的选择，即使明知这是一场必败之仗，他也坚定不移地打了下去。这种精神，即使在千年以后，依然值得后人效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