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陈老师的经历自述：有存款的晚年未必有退路，血汗钱成了催命符。
我教了N年数学，在黑板上画了那么多圆，却算不人心这道题。 今年六十五岁查出尿毒症那天，我拿着诊断书坐在医院长椅上，才发现这辈子做教学，最成功的，是教会了两个儿子怎么算亲娘这道题。
妈，你把存折给我保存着吧，我买理财产品呢，利息是银行的两倍。 三年前，小儿子剥着橘子，眼睛亮，好像发现了一个新的定理。 我教过的学生都知道复利公式，可当儿子的手拿着计算器给我演示收益的时候，我还是缴了三十年退休金。 那天，他扶我回家的手，特别稳，就像我牵着他的小手学走路。
大儿子知道后，连夜从省城赶回来拍桌子:“凭什么给老二？ 我在银行当信贷经理20年，不比他会理财？ ”他摔门而出时带起的风，掀起了茶几上全家福的相框。 照片中，老伴抱着两个穿开裆裤的娃娃，我们笑得像中了头彩。
刚开始每月还利息三千，小儿子也一直说：“妈您就安心治病，钱的事有我”。 直到去年冬天，我才看到透析费从退休费中扣除。 给老二打电话，他说钱转不过来；找老大要说法，他冷笑着甩出转账记录——原来三十万早就被哥俩分着买了股票和虚拟币。
“叮当——”十二月下旬的一个黄昏，我站在ATM机旁，数着卡里最后八百块钱，身后排队的人跺着脚。 “妈您别嘈嘈了，大过年的让亲戚们笑话你”，老大发。 我耳机里听着“老二发”发出去的六十秒长的语音。 点开全部是股票跌停的提示音响——医院走廊的穿堂风真冷，吹到透析管都打颤。
让我心寒的是：上月，两兄弟请律师来给我签协议。 白纸黑字“兄弟负担母亲医疗费”中，按手印的位置明显留出放弃房产继承权的空地。 我捏着印泥盒想起他们小学时争着按红手印领取三好学生奖状的样子。
“也只能住在学校分的旧宿舍里，每天对着墙壁发呆。 ”“桃李满天下”的锦旗成了我的“鸡冠”，上个星期班长带着孩子们来探望，大家凑钱给我买了一台制氧机。 当年逃课的捣蛋鬼现在成了包工头，他拉着红眼眶说：“陈老师，我那时要是好好学数学，现在能给您盖一栋养老院。
昨天律师说官司要回来，十五万，但是得先交两万的诉讼费。 我从铁皮盒里翻出七千的医药费，猛然就笑啦！ 这钱还是过年时学生们硬往我塞的红包呢。 窗台上那盆君子兰，姹紫嫣红，正是老伴活着时喜欢侍弄的，她说开就蒂对好兆。
摸着透析管上凝结的血痂，我忽然算明白了一件事:三十万存款除以两个儿子，等于老无所依。 如果当时我把钱缝在棉袄里，现在是不是还能雇个护工？
现在听着楼下“常回家看看”的超市广播，我摸着冰凉的针头，想象着告诉天下的父母：当我们教孩子算账时，是否忘记了教他们算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