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和十二年（356年），东晋名将桓温率舰队自江陵出发，开始了他的第二次北伐。途中，他率幕僚们登上战舰顶层，遥望中原故土，所见残破，他不禁叹道：“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虚，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书记官袁宏却不认同：“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听到这话，桓温顿时拉下脸，讲了一个“段子”：“温作色曰：‘昔刘景升有千斤大牛，啖刍豆十倍于常牛，负重致运，曾不若一赢牸，魏武入荆州，杀以享军。’”

这个故事后来被录入了《世说新语》，主人翁被世人戏称为“刘表牛”，用来形容白白占用大量资源，却大而无用的人或物。

而桓温所说的王夷甫，即西晋时期的重臣、名士王衍。为官，此人历任司空、司徒、太尉兼尚书令、领太傅军司等高位；在学术圈，他被视为西晋玄学的领军人物，众多名士对其趋之若鹜；永嘉五年（311年），他落入羯族枭雄石勒之手，后者以其名位甚高、“不可加以锋刃”，改为推墙将其砸死。而随着西晋灭亡、“衣冠南渡”后，他的同族琅琊王氏更成了南朝的头号豪门，所谓“王与马，共天下”，皇帝是司马氏，但实际掌权却离不了王家。如此看来，王衍真称得上“人生赢家”。

桓温

结合上文的情境与人物地位，桓温显然是把王衍比作了“刘表牛”。那么，桓温为什么要这么讽刺这位“名士领袖”？难道仅仅因为当时王家是他的政敌？

从史料中来寻求原因。而要探究西晋时盛行的“玄学”、“名士”之风，得先看看他们的“精神导师”——魏晋之交的何晏。

早在魏明帝曹叡执政期间，何晏、邓飏等人早就以才华扬名天下，并且他们积极入世、追求上进，史书称其“急于富贵，趋时附势”，用现在的说法，应该是既聪明、又会来事儿。

然而他们生不逢时：在雄才大略、屏绝浮伪的曹叡眼中，这伙人虽名气不小，但都是些浮华之徒，对政权可能存在一时之用，但却有长久之害，故而一直对他们进行压制。

但他们确实聪明：既然入不了皇帝的法眼，那就另外押宝——刻意结交曹睿的族弟、日渐受重用的曹爽。景初三年（239年），曹叡驾崩，曹爽担任了托孤重任，何晏、邓飏等人则迅速进入中央，担任了尚书，从此成为协助曹爽把控朝政的腹心。

曹爽

如曹叡预料的那样，这伙人大权在握后，立即为曹魏政权带来了祸患。所谓得志便猖狂，何晏等人持政的标准是：“附会者升进，违忤者罢退旨”，即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他们广树朋党，动辄更改朝廷制度。正始五年（244年），为了帮助曹爽立威，他们还发起了攻蜀汉之战，结果不但无功而返，反而损失甚重、关中地区为之虚耗。正是由于依仗这些人，曹爽日渐骄横、威信逐渐被损，为另一位辅政司马懿送上了神助攻。

但何晏等人的危害还不限于这些。自大权在握后，他们自谓一时人杰，在工作之余，酷爱以自己的标准，对天下文人进行点评。但他们的标准，既不是帮助曹氏统一北方的王霸之道，更不是数百年来早已被立为封建正统的儒家思想，而是他们自己理解的黄老之术。史书称，他们沉迷老、庄之书，整天和夏侯玄（曹爽表弟）、王弼等人“竞为清谈，祖尚虚无，谓《六经》为圣人糟粕”。

所谓的清谈，可以理解为不谈俗事，也就是不谈国事、民生、执政之道等；他们的聊天内容是关于老庄之术的相关理论问题，并围绕一些议题进行逻辑分析、辩论，直至分高下。通俗点可以理解为空谈。

这群权贵的行为，看起来无比高雅、风轻云淡，而又不会涉及到令人头大、烦闷的国计民生大事，契合了文人的清高心理，而且还能通过这种活动认识同道中人、开启飞黄腾达之路，一时间激发了极大反响：“由是天下士大夫争慕效之，遂成风流，不可复制焉。”

所谓的不可复制，是指即使经过正始十年（249年）的高平陵之变、曹爽及其党羽全部被杀后，清谈之风在士大夫阶层中愈演愈烈，后来的权贵也陆续沉迷其中。

到了司马昭掌权时期，最知名的清谈家莫过于“竹林七贤”，即嵇康、阮籍、阮咸、山涛、向秀、王戎、刘伶。这个王戎来自琅琊王氏，为王衍的堂兄。

这些人绝大部分身居要职，甚至是仆射级别的朝廷肱股之位，但他们在应付工作之余，热衷的只有清谈、游山玩水、饮酒作乐，以及一些离经叛道、惊世骇俗的言行。

如阮籍在母丧期间，喝酒赌博照干不误，羞辱儒家提倡的孝道；阮咸无视门第与礼仪，勾搭姑姑家的奴婢，在听到对方要离开时，抛下正在接待的客人，策马狂追，其后共乘而归，丝毫不顾他人的眼光；刘伶随时随地嗜酒如命，并让人带着铁锹跟随，声称自己醉死在哪就埋在哪。“刘伶字伯伦，沛国人也。身长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澹默少言，不妄交游，与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携手入林。初不以家产有无介意。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锸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其遗形骸如此。”

他们这种挑战儒家观念的举动虽然颇为一些官员诟病，但在士大夫阶层却受到了一致追捧：“当时士大夫皆以为贤，争慕效之，谓之放达。”

咸熙二年（265年）司马炎称帝后，散骑常侍傅玄曾建议遏制魏末以来日益颓废的士风，“举清远有礼之臣以敦风节，未退虚鄙之士以惩不恪”。司马炎虽对此表示赞许，却并没有多少落实的具体行动。

到了晋惠帝司马衷时期，忙于自相残杀的司马氏更无心、无力改变这一颓势。元康七年（297年），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担任了司徒。当时，朝廷内贾南风弄权，司马亮、司马玮先后因夺位而死，八王之乱拉开了序幕；朝廷外氐、鲜卑、匈奴数次动乱，西晋王朝已危机四伏。

但王戎虽贵为三公，却丝毫不愿意发挥自己家族的影响力，从未在匡扶朝廷、安抚黎民等方面进行过哪怕一丝的努力。他最热衷的，是清谈家的特长：游山玩水、点评人物、进行辩论。至于提拔官员，他只采取一个标准：是否有名，也是就在自己圈子里的风评。

这时，王衍也登上了舞台中央。时任尚书令的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清谈方面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以至于“名重当世，朝野之人，争慕效之”；他若对某个人做了点评，那这个结论就会成为如烙印般的权威认证，被世人奉为真理。面对这个新兴的人，老前辈山涛也是既服又怕：“何物老妪，生宁馨儿！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

何晏

而王衍他们的“精神导师”是谁呢？正是当初因玩弄权术被杀的何晏，他的虚无论，如“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贤者恃以成德。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在此时享受了顶礼膜拜的待遇；在新时期领袖王衍的率领下，当时的士大夫“皆以浮诞为美，弛废职业”。

但真的如现今某些观点所言，这是一群为了躲避政治迫害而转而追求内心精神世界，清心寡欲、不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世外高人？完全相反。

受迫害的出世者？迫害他人的入世者！

将清谈之风推向第一个顶峰、并成为后世精神领袖的何晏等人，成名之后最热衷的，是以自己的名气去寻求权位；而曹叡在位时对他们只是弃之不用，并非施加过政治迫害；而当他们通过榜上曹爽掌握大权后，却开始肆无忌惮的党同伐异、排斥不同政见者。这些玄学家、清谈家才是政治迫害的执行者。

而后来的山涛、王戎、王衍，都曾掌管过任免官吏的大权，但他们的选拔标准相当一致：清谈圈内的风评。这不是排除异己又是什么？

而魏晋之交的名士被迫害、躲避官场的印象，可能主要来自于两个人：一是嵇康，他曾被山涛举荐，担任吏部郎一职。但他在给山涛的信件中刻意侮辱儒家圣君的象征商汤、周武王，以此来体现自己对朝廷的不屑。这种践踏红线的行为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

阮籍

除此之外，其他名士甚至屡屡被组织保护，以阮籍为例，身为步兵校尉，却在母丧期间喝酒、赌博，被人弹劾后，却被爱才的司马昭多次保护。

二是刘伶。据说他被朝廷征召时，故意喝得酊酩大醉来逃避，被无数士大夫视为有骨气。但在笔者看来，他这不是不屑于做官，而是担心再度丢脸：在之前，他曾在王戎幕府下任参军；但后来调岗后，可能是脱离了志同道合者的庇护，业绩考核时，他因工作毫无作为而被罢免。

其他人，绝大部分身在体系中。如阮咸先后担任散骑侍郎、始平太守；山涛更优秀，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长期主管官员选拔；向秀曾任黄门侍郎、散骑常侍；出身豪门的王戎更不用讲，他世袭父亲的爵位，当过刺史、吏部尚书、太子太傅、中书令、尚书左仆射等中央高官。

无心黑暗政治的世外高人？醉心权势的政坛老油条！

这里有两个被所有正史记录在案的真实事例。

山涛担任吏部尚书一职十余年，每当产生一个职位空缺时，他虽早已圈定多个候选人，但绝不会轻易透露，而是在探得晋武帝司马炎的喜好后再顺势而为。因此，当时的官员任用，大多并没做到“择优录取”，山涛因此被人在背后痛骂。但这并不是问题，司马炎得知后，反而对山涛更加信任：以朕的偏好来选人，那才是大大地忠心呐！

第二个是王衍，他的故事就更加出名了。永嘉元年（307年），经过八王之乱、自然灾害、少数民族造反等多种天灾人祸的摧残后，西晋王朝已经摇摇欲坠，氐族李雄甚至已在成都称帝、匈奴人刘渊的铁骑也在北方肆掠。但时任司徒的王衍，不仅仍无匡扶时弊的作为，反而更加醉心于维护家族利益。他以任用重臣镇守四方为由，安排自己的弟弟王澄为荆州都督、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甚至还对二人如此谆谆教诲：“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为三窟矣。”即狡兔三窟，无论时局如何动荡，他们家族永远能占据在食物链的顶端，毫无后顾之忧。而他这两个弟弟是什么材料？王澄“日夜纵酒，不亲庶务”，即使乱军杀到境内，也毫不在意；王敦似乎更有“出息”些，他虽有辅佐建立东晋之功，但其后拥兵自重、自立为小王国，甚至还于永昌元年（322年）公然发动叛乱，攻下了建康城。

清心寡欲、藐视富贵的修行者？以权谋利、因私废公的贪财之辈！

张口玄学、闭口虚无的清谈家，是不是该视金钱如粪土，游离于俗世之外才是？并没有，这些掌权的空谈家并非真的不干俗事，但他们最感兴趣的除了权，只有钱。

泰始三年（267年），山涛被人以侵占公田之罪举报，但作为晋武帝司马炎的心腹，这一罪行竟然被公然赦免。官家的田产尚可以肆无忌惮的抢夺，小民可想而知。毫无约束的土地兼并，加上频发的自然灾害，催生了为数庞大的特殊群体：流民，这些失去土地、四处求食的饥民朝不保夕，不得不依附于地方豪强，西南氐族政权成汉的建立，正是依靠涌入四川的流民的支持。

而王戎则可以被视为中国古代的“葛朗台”。虽然对在朝廷里的工作毫无兴趣，但他对私家产业却极度上心，面对遍布全国各地的海量产业，他总是不辞辛劳地亲自记账；甚至日夜敲打算盘，唯恐漏了一分一厘；他家出产的李子个大味美，为了避免种子被他人获得，王戎让人把每个李子都作钻核处理后再行出售。

依靠这样的一群达官显贵治国，西晋王朝的命运也就可想而知。

西晋王朝虽只有短短51年，但却创造了诸多不光彩的记录：

政治上，皇族内的诸侯王为了争夺朝廷的掌控权，不惜持续十余年大打出手，曹魏时期积累的数十万精兵白白牺牲，曾经强盛的国家实力为之虚耗殆尽；朝野士大夫则抛弃了“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的”处世之道，对外以空谈博取虚名，转身却孜孜不倦追求家族私利。

石崇

经济上，是中国封建史上贫富分化最为严重、权贵生活最为骄奢淫逸的时代，王恺与石崇以珊瑚斗富，甚至把晋武帝司马炎的藏品都比了下去；鲁褒的《钱神论》，将那个金钱至上的丑陋时代刻画的淋漓尽致；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底层的老百姓却生活在地狱中，除了流民，后来在战乱中还诞生了“乞活军”这样让人心酸的自救群体。

军事上，腐朽不堪的西晋王朝，最终被内附的少数民族所灭。这是自周平王东迁后的1000年来，华夏族政权首次被少数民族击灭，甚至被首次赶出了发源地黄河流域。

而造成这一局面的罪魁祸首，除了司马氏自己，还有王衍这类身居高位却尸位素餐、空谈误国的“名士”。王衍之死，也侧面佐证了这一点：永嘉五年（311年），东海王司马越在率领十万大军讨伐匈奴刘渊政权的途中病死，临终前将队伍托付给了随行的王衍。其后众人推举王衍为元帅，他却坚决推辞，并与他人互相推诿。其后队伍放弃平乱，转而护送司马越的灵柩返回东海国封地。

一个多月后，王衍一行被刘渊手下的大将、羯族人石勒率领轻骑追上，失去了统帅的晋军十余万将士被对方“围而射之”，没留下一个活口，只有王衍等一众官员被生俘。而这支大军，也是西晋能抗衡少数民族的最后一支劲旅。

其后石勒与这些西晋朝廷大员座谈，探讨西晋为何而落到如今这般田地。而王衍虽细细道来，但全程多次强调与自己无关——自己从小对官场毫无兴趣，都是被逼入仕；最后他甚至还劝石勒称帝，不知他是想复制当初姜维投降钟会后的那一招，还是想以拍马屁躲过一劫。

石勒

但石勒根本不吃这一套，甚至深表震惊：“君少壮登朝，名盖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无宦情邪！破坏天下，非君而谁！”其后他甚至感叹：“吾行天下多矣，未尝见此辈人！”但为了表示对这些名士的“尊重”，石勒舍弃刀剑，命人推墙把他们砸死。

风淡云轻、纵情山水、精于书画、侃侃而谈，这些原本只能当做为政之余的爱好，却成了当时朝廷大员们的主业。依靠这些人阻挡匈奴等游牧民族的铁骑，那无异于自寻死路。

但西晋亡于皇族与名士之手，也算是咎由自取。

春秋末期，周王朝等级森严的分邦制度被破坏，诸侯征战不休、社会秩序混乱，孔子曾发出了礼崩乐坏的哀叹。

而经过战国时期的诸侯角力、短暂的秦朝大一统、秦末楚汉战争、西汉初年的休养生息等历史阶段后，到汉武帝时期，中原王朝终于树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理论，以此为包装，建立起“外儒内法、兼之以道”的国家治理模式。

通过这种历时数百年摸索出的有效体系，两汉王朝不仅得以持续四百年，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也成了士大夫阶层的精神指南，食君之禄、忠君之事，被视为气节的体现，这是自周王朝的礼制后，中国封建时代的又一次思想统一。

曹操

但随着政治经济矛盾的发展与激化，东汉末年陷入了军阀混战，以力量较高下的局面再度重演，士大夫的传统观念再次遭受冲击。但曹操以自身的努力结束北方战乱，是新秩序的实际建立者；曹氏也始终善待汉献帝，维系了君臣之间最后一丝规则。因此曹魏政权持续期间，统治阶层内部仍保持了相对的思想与行动统一，清谈之风仍未占据士大夫的文化主流。

但在志大才疏的曹爽掌权期间，何晏之流得以登堂入室，首次在社会思想层面带来巨大冲击；而其后司马氏身为曹魏臣子，强凌弱、用政治手段实现改朝换代，为士大夫阶层所不齿；在这个过程中，司马昭甚至开创了当众以武器杀害君主的先河，这对整个社会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震撼冲击。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三纲五常”被打破的士大夫阶层，普遍追求更符合个人名利的玄学、清谈之风，以空谈结交名士、获取名声、进入政坛，家族利益也彻底碾过了政权的整体利益。

司马炎

其后的西晋统治者则由于其身不正，无法对社会风气进行纠正；甚至为了维持政权的稳定，不得不迎合在社会结构中掌握话语权的士大夫阶层，严刑峻法的体系无从建立；同时，鉴于曹氏像当初的秦朝一样，由于未设立藩王而被夺权，司马炎大肆设立诸侯王，甚至将兵权下放，希望以家族来巩固政权的稳定性。

然而让他始料未及的是，他刚刚驾崩，诸侯王们就围绕权力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八王之乱，由此拉开了西晋灭亡的序幕；而同样转为以家族利益为重的士大夫阶层，大部分对此采取事不关己的态度，无视唇亡齿寒的现实，坐视中原沉沦。

因此，西晋之亡，源于精神体系的崩溃。而其始作俑者，司马氏首当其冲，占据朝野要职的名士们也难辞其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