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封建社会，诸侯一直是帝王的心腹大患。

但是在汉文帝刘恒在位的23年里,他却对诸侯王优容有加。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汉初,刘邦制定的政治制度是郡县与诸侯王国并行制,即:除郡县之外还有诸侯王国的封建。

汉初,高祖定天下,曾封一些有实力的同盟军领袖为王,如:楚王韩信、燕王卢绾、淮南王黥布、梁王彭越、长沙王吴芮等,史称“异姓诸位王”。

以后,刘邦逐渐以各种理由诛灭异己,并杀白马为盟:“非刘氏为王者,天下共诛之”。

这些刘姓诸侯王,“大者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小者亦五六百户”,“掌治其国,有太傅辅王,内史治国民,中尉掌武职,丞相统众官,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

可见诸侯王在自己的国境之内,其政治权力及百官设置皆如皇帝。

也就是说,刘姓诸侯王不仅所辖地域广大,而且君国子民,自置官署,招兵买马,截留国赋,逐步发展了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势力。

刘邦去世后,其继任者吕后所面临的政治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刘氏诸侯王对中央的离心力越来越大。

一方面,诸侯王的政治和经济势力大大发展,逐渐可以与中央势力抗衡;另一方面,随着刘邦的去世,中央丧失了能够制约各诸侯王(他们分别是刘邦的子、弟、侄)的最佳人选。

诸侯王已渐成尾大不掉之势。

所以,在吕后执政的八年中,她主要的政策是在削弱诸王,完成对诸侯王的打击,从而使西汉的政权走向中央集权制。

因此,她大肆杀戮刘氏诸王并分封诸吕。

虽然从表面情况来看,形势并没有改变,只不过是由刘氏诸侯变成了吕氏诸侯,但由于当权者是吕后,吕氏诸侯对中央的政治向心力要比刘氏诸侯大得多。

这样就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形成内重外轻的局面。

但是,吕后死后,刘氏诸王立即群起而攻之,她的苦心经营被摧毁一尽,天下大势又回复为外重内轻的局面。

汉文帝以藩王入承帝统,仅仅因为诸臣总结吕氏擅权的教训,我们也由此看出,汉文帝初继帝位,威信未立,羽翼不丰。

相比较而言,刘氏诸王已经几代藩封,基础已固,又因新诛诸吕,诸侯气焰正盛。

因此,汉文帝只能任由功臣和诸侯王对时局矫枉过正,矫正吕后抑制诸侯的政策,不得不采取优容诸侯的措施。

还有一个不可不提的原因:刘恒也是诸侯王出身,他于高祖十一年春被立为王,到高后八年被召回长安,做了十七年的代王。

由一个诸侯王而做天子,他的思维不可能迅速转变,意识到诸侯的政治离心力对中央集权的危害。

所以,在汉文帝即位初期,“尽以高后时所割齐之城阳、琅邪、济南郡复与齐,而徙琅邪王王燕”,吕后苦心经营的齐燕形势被完全破坏。

同时,“益封朱虚侯、东牟侯各二千户”,更增加了诸侯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实力。

这些事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诸侯王们对抗中央政权的嚣张气焰,同时也说明中央在和诸侯王的势力较量的过程中长期处于弱势地位。

汉文帝时期的中央经济不足以制约诸侯也是他优容诸侯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由于秦的残暴统治和秦末长期的战乱,汉高祖刘邦建国之初,经济相当凋敝。汉文帝即位时距离高祖建国不过23年,社会经济还未完全恢复,遑论发展。

因此,高祖、吕后、文帝都相当重视农业经济的繁荣,汉文帝曾数次下诏书劝农,他本人也是中国历史著名的俭朴皇帝,这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中央政府财政状况确实比较拮据。

而诸侯王占据着天下的财源赋税。

诸侯王占城连陌,土地众多,人口繁庶,严重影响了中央的财政收入。其中,最富有的是吴王。

吴王刘濞拥有三郡五十三城,史载“吴王擅山海之利,能薄敛以使其众”、“吴有豫章郡铜山,即招致天下亡命者盗铸钱,东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予平贾。岁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它郡国吏欲来扑亡人者,颂共禁不与。如此者三十年”。

地连山海,有煮盐铸铜之利,国用充足。

所以由此看来,吴国当时的主要收入是煮盐铸铜。他在给其他诸侯的信中也承认,自己的金钱很多,赏赐不尽。

由此看来,吴王之所以敢于发动针对中央的叛乱,是有雄厚经济实力来支撑的。

汉与匈奴和亲后,匈奴多次背约入盗,然而汉文帝只是命令守住边防,而不愿发兵深入大漠,打击匈奴。

吴王刘濞长期称病不朝,汉文帝也就顺其心意,赐给他几杖。

从这些事实基本上可以反映出汉文帝善于忍耐、具有内向性的气质特点。

以上分析就足以说明他的气质类型接近于黏液质典型型,其特点是稳重、安静,反映缓慢,情绪不易外露,注意力稳定但不易转移,善于忍耐,具有内向性。

从黏液质“情绪不易外露;注意力稳定但不易转移,善于忍耐”等特征中,我们也可以初步得到他优容诸侯王的个性原因。

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

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请,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已来远方之良?

但是,过度的宽容和虚心就容易导致对臣下和诸侯王的纵容。

可以说,在刘邦的儿子当中,刘恒是最不引人注目的一个,他既不是长子,又不是嫡子,更不是宠子。

这可能与他母亲薄姬在刘邦宫廷中的地位有很大关系。

一方面,刘恒的母亲薄姬无宠于刘邦,很难见到刘邦,因此她的地位一直是“姬”,并没有升到“夫人”。

在宫廷权力斗争中,母亲的地位与儿子的地位息息相关,因此刘恒也不受刘邦以及吕后甚至吕后的情敌戚夫人的注意。

二是薄姬出身贫寒,父母早逝,只有一个弟弟薄昭,据《史记·外戚列传》和《汉书·外戚传》等记载,薄昭似乎没有什么作为。

因此薄姬没有强势的娘家撑腰,不如吕后,娘家兄弟子侄众多。

因此刘恒母子二人喜欢走道家“清静无为”的路线,清心寡欲,与世无争,对权力争斗避之惟恐不及。

刘恒七岁时被封为代王,带着薄姬离开了长安这个政治中心。

这样,在残酷的宫廷权力斗争之中,母子二人因为不积极争宠谋权才得以保存性命。

这种家庭环境基本造就了汉文帝做事过分小心、犹豫不决、不积极进取、自信心不足等性格特点,同时也为优容诸侯王奠定了一定的心理基础。

谦虚过度容易导致自卑、缺乏自信,如陈平、周勃等人迎立汉文帝时,他自称“寡人不佞,不足以称宗庙,愿请楚王计宜者,寡人不敢当”;

做皇帝后,又不急于立太子,并一再提及楚王刘交、吴王刘濞、淮南王刘长等有资格做皇帝未能如愿以偿的刘姓诸侯王。

这不仅是一个谦让姿态,也流露了汉文帝自信心不足的特点。

在汉文帝的性格因素中,做事过分小心、犹豫不决等性格特点,为他在政治活动中的主动积极性奠定了初步的心理学基础。

据历史资料记载,汉文帝对客观现实的态度中有消极、被动的一面。

当然,他也在消极被动中得到了好处。

刘恒没有积极争过太子之位,他被动地被封为代王;又被动地被陈平和周勃

等大臣相中,继承了皇位。

在对待诸侯王的问题上,他表现出了不愿得罪诸侯,以自己的容忍退让求得政局上的稳定。

结语

汉文帝对诸侯王的优容既有政治、经济的原因,还有汉文帝本人的个性特点。

从而造成他对诸侯王的优容甚至纵容,使得诸侯实力得以逐渐增强,威胁到中央集权,在汉景帝朝终于爆发了吴楚七国之乱。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