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社会，“有嫡立嫡,无嫡立长”这是铁律。

但是汉武帝晚年,却以幼子刘弗陵更换嫡长子刘据。

这究竟是为什么？

武帝对太子不满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太子秉性仁弱,礼让恭谦,性格和自己差异太大。

因为在太子出生后的十几年间,正是武帝统治生涯中的最重要的时期。

武帝充分施展自己的雄才大略,在政治、军事、经济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将西汉王朝推向盛世巅峰。

武帝在意满志得之余,当然希望有一个和自己一样有着雄才大略的接班人接替自己的事业,使之更加辉煌。

但事与愿违,偏偏选定的继承者和自己的秉性大相径庭,武帝的不满也就很自然了。

武帝同时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种种做法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使得国力虚耗、人民疲惫,长此下去,难免蹈亡秦覆辙。

如果接班人也像自己那样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话,只能使老百姓雪上加霜,必将人心离散,土崩瓦解,加速国家的覆亡。

所以,他又觉得太子的仁厚正好是对自己好伐酷暴行为的一个弥补,这样的“守成之君”对以后的统治将大有好处。

从这点着想,武帝这段时间尚无意于动摇太子的地位。

武帝在太子问题上既不满其仁厚又想望其“守成”的矛盾心理。这一时期矛盾的双方,武帝是主动的,太子是被动的。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思想的成熟,太子与武帝的分歧越来越明显。

武帝此时雄心勃勃,四处遣将出兵,征讨四夷,扩地开边,自以为是开万世不朽之基业。

而太子对此却颇不以为然,经常对武帝进行劝谏,希望他不要四处发兵,以减轻百姓的负担。

武帝原以为他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太子,太子应对此心存感激,没想到太子反而时常劝阻武帝的行动,对武帝的做法并不领情,武帝对此十分不悦。

所以每当太子劝谏时,他不但不听,还意味深长地说:“吾当其劳,以逸遗汝,不亦可乎!”武帝在位期间,曾多次巡幸出游。

太子成年以后,武帝每次外出,总将朝中大事托付太子,后宫之事委托皇后。

这时太子总是按自己的意志办事。

武帝回来之后,太子只将大事奏报,其他一概略而不提。

武帝对此既不表示异议,也不过多询问,父子之间缺乏沟通,分歧就逐渐显露出来了。

比如武帝用法严酷,赏识重用的是江充、王温舒那样的酷吏,使得这些人的气焰十分嚣张,朝臣对他们退避三舍,百姓对他们又恨又怕。

而太子则以仁厚著称,执掌国事时多听从那些宽厚长者的意见,对老百姓也是广施仁义,所以得到朝臣中宽厚长者和老百姓的拥戴。

对此,武帝和太子心中都十分清楚,但却都不愿说穿。

皇后卫子夫对此非常担心,她身为皇后几十年,深知武帝个性,怕太子以此获罪,招来祸患。

因而,她每次都提醒太子执掌国事时按父皇意志办事,不应自作主张。

每当此时,武帝总是“是太子而非皇后”

太子受到武帝的肯定,更加坚持自己的做法,并没有想到父亲对这些做法的真正态度。

于是父子间的分歧越来越大,朝臣也自然而然地分为两派,其“宽厚长者皆附太子,而深酷用法者皆毁之;邪臣多党与,故太子誉少而毁多”。

酷吏江充、宦官苏文都是僭毁太子的主要人物。

此时武帝头脑还很清楚,对太子这种“誉少而毁多”的情况心里有数。

如果这时能够及时提醒,多加沟通,也许父子间的关系还不至于走得太远。

但武帝偏偏对此不闻不问,任其发展,致使父子间的分歧越来越大。这一时期,太子外家的情况也发生了变化。

先是元狩六年(前117)太子表兄冠军侯、骠骑将军霍去病英年早逝,其子嬗继承冠军侯爵位。

元封元年(前110),嬗从武帝封禅后薨,其所承袭的冠军侯之爵位废除。

元封五年(前106)卫青去世,由已被废为庶人的长子卫伉袭爵为长平侯,六年(前105)卫伉再次因触犯法律被免去爵位,长平侯国除。

霍去病、卫青两个强势集团的彻底废除,对皇后和太子集团无疑是致命的打击,使其势力大为削弱。

这也是太子“誉少而毁多”的又一个原因。

卫青在世时,酷吏们僭毁太子毕竟还因畏惧大将军而心存顾忌,不敢过于放肆。

卫青死后,这些人肆无忌惮,对太子的攻击就从隐蔽变为公开了,并经常伺机挑拨武帝和太子的父子关系。

例如有一次太子谒见皇后,因和母亲说话,不觉停留的时间长了一些,宦官苏文(酷吏江充的心腹)就在武帝面前说太子与皇后宫中的宫女调情。

武帝以为这是太子嫌东宫宫女太少,变相表示不满,就将太子宫中的宫女人数增加到二百人。

太子发现之后,知道是苏文等人从中挑拨,心中暗暗愤恨。

而苏文等对太子也更不放松,在太子身边安插了心腹常融、王弼等人,暗中监视太子。

太子的一举一动,都要加盐加醋地汇报武帝,增加武帝对太子的反感。

直到幼子刘弗陵出生以后,太子的地位逐渐变得微妙起来。

弗陵是武帝晚年所宠爱的河间女子钩弋夫人所生。

史书记载,武帝巡幸河间时,“望气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由是得幸……”。

这些记载给武帝和钩弋夫人的结合披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似乎钩弋夫人是上天专为武帝所赐。

凑巧后来钩弋夫人生弗陵时怀孕十四月,这又有异于“十月怀胎”的常规。

武帝联想到尧的母亲庆都生尧时,也是怀胎十四月,和自己的这个儿子一样,就认定这个儿子将来必是尧舜之君。

于是将钩弋夫人所居之钩弋宫的宫门改名为“尧母门”。

虽然这时武帝还没有想让弗陵替代太子刘据继承皇位,但对幼子这种特殊的钟爱和期望却让人们做出了种种猜想。

弗陵长到六七岁时,已是身材高大,聪颖过人,体格和智慧都远远超过实际年龄。

武帝对此欣喜非常,常常当着众人之面夸奖他,言弗陵“类己”。

显然,“类己”与“不类己”是武帝判断接班人的重要标准。

对太子不满是因其“不类己”,对幼子的奇爱是因其“类己”。

这样武帝对身后继嗣人选的态度就十分清楚了。

尽管有了立幼子为嗣的愿望,但因此时太子并无大的过失,不好轻易改变初衷。

再说钩弋夫人只有30岁左右,正当盛年。

武帝怕一旦自己去世,弗陵当了皇帝,那时子幼母壮,难免女主当国,恐怕吕后专权的悲剧又要重演。

所以他尽管有了此心,仍然是难下决心,犹豫不定。

但武帝对幼子超乎寻常的重视和钟爱却给那些反对太子的人发出了一个信号。

于是这些人加紧了陷害太子的活动,使武帝和太子之间的矛盾不断升级,终于发展到不可调合的地步。

所谓“巫蛊”,就是用木头刻成小人并埋在地下进行诅咒,希望被诅咒的一方遭到厄运。

此法最初来自匈奴,后来传到中原内地,又进而传到长安宫廷。

古人迷信,认为一旦遭到诅咒,就一定会遭遇不测,所以对此非常忌讳。

正因为如此,巫蛊也就成了宫廷斗争中的重要手段。

一旦发现有人行巫蛊之事,就被认为是诅咒皇帝,行巫者必死无疑。

当初陈皇后的被废即由于此。

后来宫中的几次大狱都是以巫蛊为名,这确实成了置对方于死地的最有力的武器。

武帝后期征和年间(前92—前89),长安城中巫蛊之风盛行,人人谈蛊色变。

为了安定社会秩序、稳定人心,武帝任命了以江充为首的一批酷吏,专门在长安城中惩治巫蛊,进行大规模的搜捕活动,一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活动在国都展开。

征和二年(前91)春天,卫皇后的姐姐卫君孺一家、太子的两个姐姐阳石公主和诸邑公主及太子的表兄弟卫伉先后被江充以治巫蛊之名杀害。

江充又乘武帝晚年身体衰弱,常常疑心有人要加害自己之机,进言说是“巫蛊”作怪,并装模做样地请胡人巫者檀何到宫中查验一番。

檀何也对武帝说皇宫中巫蛊之气甚盛,如不彻底清除,皇上的病就不会痊愈。

武帝于是深信不疑,命江充带人在宫中治蛊。

江充便把打击的矛头直接指向皇后和太子,在皇后、太子所住的宫中,“掘地纵横”,使得皇后、太子“无复施床处”。

结果搜得太子宫中巫蛊最多,而且和武帝经常恶梦中的情形一模一样,自然太子就成了打击的对象。

事发后,皇后和太子多次派人到武帝当时所在的甘泉宫奏报情况,都因苏文从中阻挠而得不到武帝的召见。

这样,一方面是江充在皇后和太子宫中为所欲为,任意捏造罪名;一方面是武帝远离长安,皇后和太子派去的使者无由得见。

太子在慌乱中征求少傅石德意见时,石德认为,这完全是奸臣弄权,目的就是为了对付太子。

而武帝得到消息后,认定太子决心和自己作对,就授权宰相刘屈牦诛杀太子。

在朝廷强大的兵力打击下,太子被迫出逃,自杀于湖(今河南阌乡县)，卫皇后也被迫自杀。

太子三男一女一媳皆死于非命,只剩下襁褓中的孙子刘病己,被收捕在长安狱中。

至此武帝易嗣路上的障碍完全清除。

结语

综上可知,武帝在确定身后继嗣的问题上经历了确定、不满、动摇、打击、更换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的心理活动非常复杂。

他经过多次的犹豫反复之后,最后终于下定决心,以军事行动为手段、以血腥屠杀为代价,达到了更换继嗣的目的。

武帝的这一做法在封建帝王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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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班 固.汉书 · 外戚 传第六十 七上 [ M] .北 京:中华书局, 1983.

[ 3] 班 固.汉书·武五子传第三十三[ M] .北京:中华书局,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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