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占鳌引领西北诸马步入权力之路后，诸马军阀在西北迅速崛起，历经军力积蓄与政治资本积累两大关键阶段。
此时期，河湟事变与庚子事变两大事件，为他们带来了两次极为罕见的发展契机。
董福祥，西北悍将，身为左宗棠继任者之一，必将在历史上留下深刻印记，书写其浓重篇章。
【河湟事变：积蓄军事实力】
1894年甲午战争起，京城防务告急，清政府遂调董福祥甘军进京，以增强京畿地区防御力量。
西北马家第二代领袖马安良、马麒等于甘军中任职时，首次赴京，开阔了视野。
次年，西北军备不足，河湟地区发生事变，系老教穆斯林起义反抗官军。地方官府紧急求援，清政府即刻命令甘军返回支援。
河湟事变的主要领导人与马安良、马海晏宗教同源，他们间交情深厚，且存在亲属关系。
董福祥令马安良、马海晏及马福禄为前锋，嘱其以国家为重，不徇私情，自身则留后静候战事消息。
马安良抵河州后，凭与回民首领的交情，劝其缴械，并承诺不杀降者。
他手持穆斯林圣典《古兰经》，以“依玛尼”之名庄严宣誓：一旦受降，绝不伤害任何性命。
他私下已与董福祥勾结，于接见厅设伏，将所有回民投降首领一网打尽，全部捕杀。
事件过后，马安良赢得地方官青睐，并获取了众多被镇压者的财产。
他趁机削弱并清除河州各门宦势力，首脑多遭屠戮，门宦林立不再，废除旧掌教制，独揽教权。
马安良因平定叛乱果断且善后处理得当，获赐黄马褂，并晋升为巴里坤总兵，其仕途自此一帆风顺，权势显赫。
【庚子事变：讨好老佛爷，获取政治资本】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攻占北京，清军抵抗失利，此事件被称为庚子事变。
《庚子记事》载：“东巷死者众多，西郊离去者如云，拉车伴驾之人，皆言乃董家之军。”
慈禧与光绪离京西逃避难，甘军统领董福祥下令，令在京的马海晏、马福祥率部随行护卫。
此次护卫行动给予西北“诸马”一次靠近权力核心的机会。
马海晏护驾时病逝，其子马麒接任旗官，并获赠玉麒麟，该玉麒麟后来成为了家族的传世之宝。
留守甘肃的马安良率部远迎慈禧，特制华丽龙舟献上，此举深得最高权力者欢心。
马福祥于慈禧困顿时殷勤关怀，因此马家军上下迅速得到慈禧信任，被视为亲信。
张兰德回忆，马福祥见他受皇室宠信，便提出换谱结拜。避难时，马福祥凭借人脉地利，对皇室保护极为尽心竭力。
1902年太后回京后，对西行有功者予以升迁：马福祥晋升为靖远协副将，马麒接任父职，马安良则由总兵提拔为提督。
【免职董福祥，解放诸马】
庚子事变后，清政府与各国公使进行和谈，董福祥被指为事变主谋，随即被革职并接受查办，且受到永不再被任用的处罚。
董福祥自1885年左宗棠逝世后，成为清廷西北稳定的关键人物，犹如掌控诸马缰绳般，确保该区域安宁，是名副其实的定海神针。
甘军创立将领的去职，消除了西北诸马发展路上的最大阻碍，为他们前进扫清了道路。
1902年，马安良就任甘州提督，驻守兰州，自视为“西北王”。
马麒获荐担任循化营参将一职，其势力随之向青海地区拓展。
马福祥晋升庄浪协台及西宁总兵，声名大噪，与马安良齐名，地位相当。
两次事变后，西北诸马不仅增强了军事实力，还累积了可观的政治资源，逐步在西北政治舞台上占据重要地位。
他们抓住各种机会，巧妙施展谋略，逐步扩张势力，最终在西北成功建立稳固统治地位。
这一时期，西北回族政治格局巨变，马家军阀集团强势崛起，成为近代中国史上不可忽略的重要篇章。
在两次关键事件中，马安良及马氏子弟展现了卓越的政治与军事才能，然而，他们的晋升均建立在同族牺牲的基础之上。
为获朝廷信任与重用，"大义灭亲"之事屡见不鲜。
此能力展现后，他们在西北地区地位渐稳，逐渐成为地方实际掌权者。
马家军阀的兴起是个人与家族荣耀，亦是西北回族在动乱时期探索生存路径的反映，彰显了其在逆境中求发展的集体努力。
他们投身国家事务，逐渐积累政治影响力，于清末民初之际，在历史舞台上成功赢得了自己的位置。
【诸马崛起】
《辛丑条约》签署后，清政府迫于列强压力，调董福祥及其甘军离开京城，返回原西北驻防地。
1901至1911年，马家军在西北精心筹划，积蓄力量，十年间持续备战，以期寻得重新掌握权力的机会。
护驾途中，马安良获升新疆伊犁镇总兵官一职，然而他并未赴任。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令其原部队继续驻防并领取军饷，保留兵力驻守河州镇南关，该部队被命名为“镇南军”。
1908年，马安良调任巴里坤镇总兵，次年又改任宁夏镇总兵。然而，为保持甘肃实力，他均未赴任。
马安良的部属马麒同期获重用，军阶持续晋升，终至循化营参将，驻守青海循化扎巴镇，渐趋半独立发展。
马福祥脱离董福祥的甘军后，着意自主壮大，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他因武举出身，于1902年获朝廷“记名总兵”头衔，从而在官阶上与马安良持平。
马福祥任甘肃庄浪协台时，广交名士，并定制了一枚“戎马书生”印章。
1905年，升允任陕甘总督后，因关系密切，马福祥被调往兰州，担任督标中协协台，负责统领五营兵马。
1906年，他被任命为西宁镇总兵，同时担任阿尔泰护军使及西宁矿务总办职务。
【组建陆军部，建立马家军】
20世纪初，清政府推行“新政”，并设立陆军部，此举使西北马家军阀在军界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和稳固。
1909年，升允整编甘肃军队，设为常备军，含马步四标。其中，马安良统领马队标，马福祥则担任第二标的标统。
同年冬季，长庚接任陕甘总督，改四标为巡防队，马安良与马福祥各领四营，于甘肃新军中占据关键位置。
辛亥革命前，长庚改编甘肃军，马安良镇南军更名精锐西军，马福祥第二标改为昭武军，并准许各军自主招募扩充。
马安良快速扩编四营至十六营，成为陇上最大武装，自任精锐军统帅。1910年父逝后，马福祥拒绝扩编十营，选择政治退路。
辛亥革命前夕，马安良与马福祥已具地方军阀军力，亟需解决的是如何以合法手段获取统治区域。
回民革命活动及清政府在西北的统治危机，为相关势力的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20世纪初，中国社会局势遵循马克思的论述，新的发展契机紧随新的危机之后出现，革命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孕育而生。
辛亥革命后，马家军阀成功登上了西北政治舞台，实现了其长期以来的野心与期望。
董福祥失势后，马家军短期内无缘中央政权，却借此在西北地区进一步巩固并扩大了势力范围。
清政府统治濒危时，马家军迅速崛起，成为重要力量，为日后西北统治奠定坚实基础。
【尾声】
从负面视角分析，马家军受旧时代民族、宗教和阶级意识束缚，为维护自身利益，采用军事高压手段，构建了军阀专制的“独立王国”。
他们加强对民众的剥削，积聚大量官僚资本，实现对甘宁青地区经济的全面控制或垄断。
然而，该控制措施并未有效提升各族群众的生活水平。
随时间推移，马家军日趋反动，终阻碍社会进步潮流，由此被历史淘汰。
辛亥革命前后，马家军填补宁夏、青海及甘肃河西走廊权力空白，阻止外国势力借西藏干涉中国内政，有效维护了西北边疆安定。
马麒于青藏边界纠纷及西姆拉会议时，明确反对他国介入西藏事务，此立场对分裂势力形成制约。
此外，马福祥策划捕获了企图策划内蒙“独立”的活佛王德尼马，这些举措虽有局部考量，但对维护国家统一及主权完整具有积极作用。
马家军拥有强烈的民族宗教情感，掌控西北后，相较于清朝，他们推行了更为宽松的民族宗教政策。
穆斯林群众的生存权、生活习俗及宗教信仰获尊重，社会地位提升，同时，门宦教权扩张得到有效遏制。
民国以降，西北地区未见大规模反政府民众运动，此现象印证了该政策的有效性。
马家军的出现尤为关键，它终结了甘、宁、青地区长期的社会动荡，纠正了道德失范与权利失衡，恢复了秩序。
尽管统治带封建色彩，他们的领导地位却获普遍承认，且在管辖内实施了促进地方建设和社会进步的现代化政策。
这些政策加速了西北地区社会变革，缩减了与内地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