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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5月巨济岛发生“杜德事件”之后，新任战俘营司令官波特纳准将从严治理战俘营。
美军决定首先切断志愿军战俘跟朝鲜人民军战俘的联系，将全部中国战俘迁往济州岛关押。
1、在济州岛的日子济州岛位于釜山东南的太平洋中，是一座远离韩国本土的孤岛。现在的济州岛已经成了风光绚丽的旅游胜地，但当年却十分荒凉。
“汉拿山”高耸在济州岛上，美军将经过激烈“国共内战”被分裂成两大对立集团的志愿军战俘们的拘留营场分别建在汉拿山两侧。
“不愿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们来到济州岛后，被美军派去建造新营区。
开始时，他们修建的两派战俘营区在构造上有明显差别：
给“要回大陆”的战俘修建的营区不仅分割成十个小营场，并且设有多达6层的高大铁丝网，而给他们自己修建的营区，只设半人高的单层铁丝网，且只分隔成三个大营场。
反中头目们很满意这样的差别。但是他们满意了没几天，美军当局又通知他们改建，要在他们自己营区周围多加几层高铁丝网，且每个大营场里也分割出五个小营场。
这一下让这些反中头头，顿感失落和不满。他们又组织大家绝食抗议，拒绝施工。但美军管理当局不为所动，干脆连营区供水也断了。大家在炎热的天气里面不但挨饿，还要忍受干渴的痛苦。
美军总管摆出一副公事公办的脸色告诉那些战俘头头：
《日内瓦战俘公约》规定，战俘必须参加与战俘生活有关的劳动、公约也规定战俘必须服从监管当局的命令。
战俘营场建设、战俘迁移、编组分区等均为监管当局正当职权。战俘们必须执行这些命令。所以他们的抗议无理，如果战俘拒不执行命令，监管当局有权强制执行。因此管理当局除了继续劝说警告以外，绝不收回成命。
这些反中战俘们绝食抗议几天后觉得既难受且无效，只好结束抗议，恢复劳动，按照美军的要求，修建起各大队生活区的帐篷城以及联队部、诊疗所、大礼堂、大厨房、大操场、艺工队工场乃至剧场等设施。
最后两个设施是第八战俘营所没有的。这又使他们感受到美军善待他们的一面。
不料就在他们迁入新营场不久，遭遇了一场大台风袭击，营区内数百座帐篷被全部刮倒吹跑，大家只得在狂风暴雨中忍受饥寒。台风过后美军让他们搬运山石修建石头房，又辛苦劳动了一通才安定下来。
2、济州岛流血惨案1952年10月1日，济州岛第八营场发生了一场流血惨案，这年的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周年国庆日。济州岛第八战俘营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共产主义团结会”的总委会，通知各营场在当天升起五星红旗，以“向全世界表达志愿军战俘坚定的回国决心”。
他们也事先通知了美军管理当局，提出：
“我们庆祝国庆的升旗行动符合《日内瓦公约》关于战俘有保留自己信仰之自由的规定，管理当局不得阻拦。”
美军管理当局回答他们：
“我们不会阻拦你们保留自己的信仰，然而《日内瓦公约》也规定战俘不得对管理当局采取任何挑衅活动，升起敌对国家的国旗即是一种重大挑衅行为，我们将予以坚决制止。”
但第八战俘营的战俘们仍然在“十·一”当天升起了九面五星红旗和一面朝鲜人民共和国国旗，各营场还组织了保卫国旗的“敢死队”。
于是，当美军布鲁克斯上尉给战俘们下达的降旗命令未被执行后，他随即命令美军武装持枪冲入最先升旗的第七营场强行夺旗，冲进营场的美军士兵遭受到“敢死队”队员们用石头、石灰包、汽油燃烧瓶等的阻击，士兵们开枪扫射了，那些已经留下“绝命书”的敢死队员们前仆后继地跟美军展开肉搏，整个第八战俘营被枪声、喊杀声、口号声所淹没，直到国旗被美军的火焰喷射器烧毁。
该营场志愿军战俘当场56人牺牲、109人负伤，其中9人伤重不治死于医院！这场流血惨案引起了国际舆论的严重关切和板门店中朝代表的强烈抗议。
65名卫旗牺牲者的遗体被美军运往济州岛慕申浦海边，由他们的昔日战友、现在是“反中战俘”进行挖坑掩埋。几十年来死者们的英灵只能在异国孤岛上听太平洋的潮起潮落，他们至今也没有被自己为之献身的国家迎回他们的遗骸，更不用说追认他们为烈士。
3、关于“中立区”的缘起1952年5月，因战俘甄别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板门店停战谈判实际上陷于破裂，战争双方再次回到战场上去厮杀较量。
1953年3月30日，周恩来总理发表声明：
“中朝两国政府为了清除谈判双方在战俘问题上的分歧，促成朝鲜停战，提议双方要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未遣返的战俘转交给中立国，以保证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
同年4月6日，停战谈判恢复，并达成当月20日开始交换伤病战俘的协议。从4月20日到5月3日，1030名志愿军伤病战俘通过板门店被遣送回来。
当那些躺在担架上或拄着拐杖的战俘们抵达写有“祖国怀抱”字样的牌楼下，跟迎接他们的祖国亲人相拥而泣时，那种人间少见的悲痛情景让在场的美军士兵也为之动容。
1953年6月8日，双方终于就战俘遣返问题达成协议：
重点是对“拒绝遣返战俘”进行个别解释，并且签订了与之相关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这项文件。
根据协议：
双方应在停战协定生效后两个月内遣返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
至于未被直接遣返的战俘（即“拒绝遣返战俘”），应于停战生效后60天内交由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瑞士、瑞典、印度五国组成，而以印度为主席和执行人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朝鲜看管。
然后由战俘所属国家在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接管，那一天起90天内，派人向战俘进行解释，以消除他们的疑虑。
如果90天后仍有未行使被遣返权利的战俘，则由高一级政治会议在30天内解决。凡在中立国看管后120天内尚未行使被遣返权利，又未经政治会议做出处理的战俘。
则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宣布解除他们的战俘身份，使他们成为平民双方随后又议定由美方在板门店中立区修建战俘营场，用以接收朝中方面数万名“拒绝遣返战俘”，该营场将交由印度军队管辖，作为朝中方面派出的代表对战俘们进行解释与再次甄别的场所。
1953年7月24日双方最后一次校正了军事分界线，并确定停战后双方军队同时从军事分界线后撤两公里，从而划定了“中立区”（亦称“非军事区”)范围。即一条割裂开南北朝鲜的、从东海岸至西海岸宽四公里的隔离带。
1953年7月27日，《停战协定》正式签字，结束了长达三年零一个月的朝鲜战争。
4、在中立区的战俘们停战后，双方交换“直接遣返战俘”（即坚决要求回国的战俘）的地点仍设在板门店，从1953年8月5日开始到9月6日为止，朝中方面向对方遣送非朝鲜籍战俘4912名，朝鲜籍战俘7848名，共计12760名。
朝中方面从对方接收的朝鲜人民军战俘70159名，志愿军战俘5640名，共计75799名。
在志愿军归俘中，有战俘营爱国反美斗争中的138位领导和骨干，曾经被美军当成人质关押在济州岛“战犯营场”一直不予遣返，经过我方代表长达21天的严正交涉，美方才在最后一天遣送回来。
他们之中，有志愿军被俘人员级别最高的180师代政委吴成德、中共战俘营地下党总委会领导人赵佐端、魏林、顾则圣、马兴旺等，有参加“杜德事件”后被长期监禁在巨济岛的志愿军战俘代表孙振冠、张泽石…
在遣返战俘的那些日子里，在“祖国怀抱”牌楼前那片土地上不知洒落了多少被俘归来人员的泪水！
自9月10日开始，双方分别在板门店附近中立区的东场里营场和松谷里营场，按照协议将“不直接遣返战俘”移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印度部队看管，并随之从10月15日起进行解释工作。
但是因韩国政府坚决拒绝印军登陆，使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无法执行其任务。
联军为急求停战实现，乃再度与中朝协议，将反中战俘全部送往中立区，接受中方之洗脑，并空运印军前往该处接管，以免与韩国政府正面冲突。
九月八日战俘转移开始，每日由海路输送二千名战俘至仁川登陆，再由火车送往汶山转赴中立区交印军接收看管。
美军在1953年9月将14000名“不愿回大陆”的志愿军战俘从济州岛押运到中立区东场里营场，移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的印度部队看管后，大大地松了口气，他们总算放下了最后一个沉重包袱，因而得以正式从朝鲜战场脱身。
至于这14000名中国战俘未来的下场如何他们可以不去管了。
美国政府其实很清楚：
今后，对这些中国战俘的所谓“解释”“再甄别”，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大陆跟台湾、中国共产党跟中国国民党之间的又一场政治争夺战。
他们将站在旁边“坐山观虎斗”，当然也不妨暗中助台湾一臂之力。
为了取胜这场政治争夺战，海峡两岸都进行了力所能及的准备。
4、大陆方面为争取战俘的努力志愿军总部自1953年5月即在其“停战谈判代表团”下面，专门成立了一个“解释代表团”，任命68军军政委李呈瑞、38军参谋长李际泰担任解释代表团正、副团长。
“解释代表团”团部的直属机构有：
秘书组（组长齐鲁）、调查组（组长叶修直）、宣传组（组长李慎之）、方案组（组长符浩）；同时又从各部队精选出数十名师、团级政工干部前来参与具体的解释工作。
这些“解释代表”们分别组成四个大组。第一大组即有“解释代表”25名，大组长为65军193师师政委贺明。
为了深入了解这14000名“拒绝遣返"的志愿军指战员的情况，还特意留下已遣返归来的原战俘营中共地下党的主要领导和骨干赵佐端、郭兆林、杜岗、魏林、孙振冠、顾则圣、马兴旺、张城垣、张泽石、唐耀、张继良、钟骏骅等27人参加代表团工作。
“解释代表团”经过调查研究，对这14000余名志愿军被俘人员的分类情况做出了如下的估计。
①可能有3000人坚决要去台湾。
这些人大多是做了许多坏事的反动骨干分子，有小队长以上的头头、警备队员、政治教员、情报员及剧社演员等。
这些人现在掌握着战俘营里的实权。其中一些亡命之徒，心毒手狠，抱着“一不做，二不休，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的态度，拼命地控制战俘，以图到台湾邀功请赏，升官发财。
②动摇不定的有8000人左右，他们对回国有疑虑。
一是前途问题，认为被俘是可耻的，会终生被人看不起，悲观失望；
二是对宽大政策有怀疑，自己身上刺了字，写过“去台湾决心书”，按了血手印，污辱了党和领袖，虽是被迫的，回大陆后真能得到共产党的宽恕吗？这些人抱着等着瞧的态度。
③还有3000来人是真心想回大陆的，他们对到台湾有顾虑，更渴望早日回家照顾父母妻儿，他们盼望抓住这最后一次机会，挣脱暴力控制实现自己的愿望。
基于上述分析认识，“解释代表团”决定采取集体解释和个别解释相结合的方针，以尽力打消大多数被俘人员思想顾虑。
集体解释可通过广播，反复播送关于“既往不咎”的“四六声明”（即1952年4月6日朝中方面为争取朝中战俘回国在巨济岛甄别之前发表的《告战俘书》)；个别解释则是在单独面对面条件下针对具体人的具体问题做好消除疑虑的工作。
而“解释代表团”更认识到要贯彻这个方针，最关键的前提条件是必须解除铁杆反中战俘对战俘们的暴力控制，才能确保解释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于是停战委员会的朝中代表向“中立国遣返委员会”提交了，有关隔离战俘营内铁杆反中战俘首领的《备忘录》。
朝中方面力主隔离特务分子与反中首领，消除其影响以确保每个战俘免于遭受暴力的威吓能够自由选择遣返。
1953年9月17日再次在其《备忘录》中提出强烈要求。
在1953年9月20日的第九次委员会会议上，捷克委员提出建议：
要求立即采取步骤解散战俘营中现有组织，以孤立特务分子和反中首领，并将他们予以隔离…
1953年9月21日委员会举行了第十次会议，对上次会议中捷克委员的建议进行了冗长的讨论。
讨论中，波兰、捷克委员力言：
战俘营内的组织及领导本质上是具有恐怖性质者，其整个目的在于胁迫战俘不得实行其遣返的权利。委员会不能承认此等组织及其领导。因为他们是在移交给委员会监管之前所建立，除非解散此等组织并取消其领导者，否则即无法确保完成规定任务…
讨论中，瑞士、瑞典委员认为：
战俘在一种有组织的方式下到达乃是一种事实。根据《日内瓦公约》的一般精神，战俘们应当获准继续留在其有组织的团体内。
讨论中，印度代表团的意见是：
隔离和移开“特务分子”“肇事者”及其首领，虽然合宜甚至是必须之举，却感到在促成此一非常适宜的结果方面，确有一些实际困难，印度监管军，指挥下的力量，尚不足以一方面确保战俘的监管，同时应付战俘或其首领们对于任何改组战俘营行动所可能发动的反抗。
何况战俘们的活动单位是极小的小组，可以避免任何改组程序而依然存在…
在判明特务的秘密人员方面，亦有进一步的困难…完成战俘的监管任务后，监管实力有所增加，在委员会的第二阶段，将尽一切努力以确保每个战俘能在不受任何组织威胁下自由做出决定…
最后，捷克委员的建议在交付表决时未能通过！
事后观察，捷克委员关于改组战俘营、隔离反中战俘首领的建议确属切中要害，但实施难度极大，印度代表团的意见还是较为切合实际的。
然而印度监管部队关于“在正式解释工作开始后，将尽一切努力以确保每个战俘能在不受任何组织威胁下自由做出决定”的承诺只是一厢情愿，根本未能实现。
5、台湾方面的阴险手段1952年2月，巨济岛第72战俘营反中战俘首领曾经向视察该营场的美军李奇微上将，奉上要求去台湾参加反中抗俄的七千人“请愿书”；同年4月，台湾“驻韩大使”王东原又将釜山数百名中国战俘表示效忠蒋介石的“血书”，转呈国民党总裁蒋介石。
同年5月，美军对全部朝中战俘实施“志愿遣返甄别”结束后，出现了中国战俘2/3“不愿回大陆”的结果，蒋介石大喜过望！
当即命令时任“国防部总政治部”（当时称“总政治部”无误，后来改称“总政治作战部”)主任的蒋经国亲自负责，以“国防部”第二厅为主，包括“国防部”情报部门、“外交部”及“驻韩大使馆”等部门负责人共同成立一个专属组织，从速开展争取14000名“不愿回大陆”中国战俘来台的活动。
1953年6月8日，板门店停战谈判，达成了将“不直接遣返战俘”移交给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监管，并进行“再甄别”的有关协议，台湾国民党方面立即加速全面推动争取这14000名志愿军战俘的活动。
1953年6月中旬，台湾首先是派出了特工人员“马老师”“史老师”，以美军聘请的C.I.E.(平民教育部)学校教师身份，由美籍“教师”福特博士，带领从东京飞抵济州岛，前往莫瑟浦的“不直接遣返”战俘营，召集各大队的负责人进行破坏解释工作的演习和辅导。
接着，又以中队为单位进行了“普及演习”。
福特博士对演习的要求是：
“要控制好战俘，只许他们说一句‘我要去台湾’，对于中共解释代表，要尽量地谩骂，殴打，能打伤、打死更好。”
7月中旬，“C.I.E.(平民教育部)”总头目美国人汉生，又专程来到济州岛，召开了各大队负责人的秘密会议，进行了破坏解释工作的动员和部署。
他说：
“美国已经给你们争得了‘自愿遣返’的权利，你们将来见了中共解释人员，只要说，我不回去，就算满足了联合国军的愿望。一个人也不回去，就算为美国争得了光荣。”
8月中旬，在各营场的“代表”会上，再次传达了台湾来的“史老师”的三点指示。
（1）离开济州岛前，要把动摇分子全部杀掉。
（2）加强组织控制，建立核心组、连环保，并普遍进行拒绝遣返的宣誓。
（3）到中立区营地后各营场的联系要用旗语、号音、出差、看病及通信狗。
从志愿军战俘的讲述中还得知，当年为对付中方解释，莫瑟浦战俘营的反中头目们除了动员骨干们喝血酒宣誓忠于蒋“总统”外，还再次掀起了大规模刺字活动，以表示“誓死不回大陆”的决心。
这次刺上的辱骂共产党的字数和国民党党徽、“国旗”更多更大，不止前胸后背，有的甚至刻上了额头！在被送往中立区营场前夕，更组织了严密的“连环保”，以极力阻止战俘们回国。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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