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开国皇帝常常有一种爱好，叫做：杀功臣。

在这方面，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是两个登峰造极的人物；与此相比，光武帝刘秀和宋太祖赵匡胤，却又以善于柔下和“杯酒释兵权”闻名后世——最爱君想说，到底是什么因素，让不同的开国皇帝，有的喜欢杀功臣，有的却能柔下、和谐共处呢？

帝国与君王的奥秘，经常是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在杀功臣方面，在位31年的朱元璋，前后滥杀十几万人，其滥杀功臣的残酷，最后连太子朱标也看不下去了。

与在腥风血雨中一路走来的父亲朱元璋不同，太子朱标蒙受的是儒家教育，信奉仁慈宽厚，他忍不住劝谏父亲朱元璋说：

“陛下诛杀过多，恐怕会伤了和气。”

朱元璋听后，默默不语，第二天，他把太子叫去，指着放在地上的一根长满刺的荆棘，让朱标捡起来。

朱标怕扎手，犹豫着不知如何下手。

这时朱元璋慢慢开了口，他说：

在朱元璋看来，为了老朱家的江山代代传承，什么功臣，杀个十几万人，又算个啥？

朱元璋，是个苦孩子出身。

苦孩子出身的他，一方面忍辱坚毅；另一方面，却又极度自卑、敏感、疑忌。

从小出身贫寒的朱元璋，只上过几个月私塾，文化素质不高，后来长期务农，给地主放过牛，为了生计，两度出家当过和尚，最悲惨的时候，甚至只能乞讨为生，父母兄长死去，却又无钱安葬，最终是因乱参加了红巾军起义，才得以逐渐起家、飞黄腾达。

▲对于自己的贫寒出身，朱元璋非常敏感。

朱元璋晚年时，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在写的一份奏表内有“作则垂宪”四个字，朱元璋认为“则”与“贼”近音，是在讽刺他农民军出身，毫不客气就杀了林元亮；常州府学训导蒋镇，在写的一份《正旦贺表》，文中有“容性生知”四个字，朱元璋也认为，“生”与“僧”近音，是在讽刺他当过和尚，立马就将蒋镇斩首。

在朱元璋看来，尽管贵为帝王，但这种贫微的出身，是他极度自卑的根源点，谁要是敢掀这个老底，或者是影射讽刺，那立马，就叫他人头落地。

在修自己的帝王出身和谱牒时，朱元璋曾经动过念头，想攀朱熹为祖先，但因为太过勉强，最终只好作罢，后来，他干脆坦言说，自己“本淮右布衣”、“起自田亩”、“出身寒微”，但这种事，只能他自己有所感触的时候，偶尔提一下，别人，是不能说的；说了，那就是揭帝王伤疤——

找死。

朱元璋自卑的根源，隐藏着中国社会的密码：

阶级与出身。

可以说，一个贵族出身的开国皇帝，将直接提高一个王朝的质量，也将左右和影响，一大帮开国功臣的命运。

在这方面，贵族出身的刘秀、李渊，是很明显的例子。

作为刘邦的九世孙，刘秀在出生时，尽管家世已经没落（父亲仅仅是一个县令），但作为皇族后裔，他深知家族的荣誉与期望，19岁时，他就远赴长安，并在太学中刻苦求学达五年之久，他深刻学习《尚书》等古典经文，享受着儒家文化的滋养。

今天我们常说的“以人为本”，而刘秀早在2000年前，就深刻认识到了这个道理，刘秀曾经很明确地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

由这样一个贵族出身，又学识出众的人来创立一个王朝，帝国的素质自然也不差，而对于功臣团队的保全和爱护，在历朝历代也几乎无出其右者。

西汉早期“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但从刘邦诛杀异姓诸侯王开始，到汉武帝太初年间的100多年间，封侯的100多位功臣中，仅仅剩下五位的后代仍然保有爵位；其他100多位封侯的王公贵族，要么被杀、要么被废、要么被贬，结局普遍悲惨。

反观刘秀，他对于功臣团队却是爱护倍加。

他的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爱护，和对人性的尊重。

▲贵族出身的刘秀，不杀功臣。

大将耿弇，跟随刘秀到处东征西讨，“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尝挫折焉”。在当时，耿弇号称“韩信第二”，但到了晚年，耿弇心中自我疑虑，担心自己也会落得跟韩信一样的下场，对此刘秀却对他始终任以兵权，并且直言道，自己绝不会学习先祖刘邦：

刘秀这么说，他本人跟他的子孙，也确实做到了。耿弇本人以及他的子孙，在整个东汉200多年历史中，前后共出“大将军二人，将军九人，卿十三人，尚（娶）公主三人，列侯十九人，中郎将、护羌校尉及刺史、二千石数十百人”，成为东汉时期，显赫无比的大家贵族。

刘秀也衷心爱自己的功臣团队，他的臣子如果有功，刘秀马上就赏赐土地和金银财宝；即使当了皇帝多年，每次只要远方有人上贡珍稀佳肴或是美味，刘秀也一定会把它们先赏赐给各位功臣列候（“远方贡珍甘，必先遍赐列侯”），而终刘秀一朝，功臣们“皆保其福禄，终无诛谴者”，这种对待功臣的优容和宽厚，是各朝各代中是极其少有的。

应该说，这与刘秀出身贵族家庭，并从小接受宽厚仁爱的儒家教育出身，有着很大的关系。

如同对待家人一般，刘秀热爱自己的功臣团队，但却并不溺爱，对此他采取的做法是：

“退功臣”的具体做法是，逐步解除一些功臣的实权，但又给予他们极为丰厚的赏赐和荣耀；然后，刘秀又“进文吏”，转入“文治”，并通过“察举”、“征辟”，大规模选召贤人入朝辅政，其中名儒伏湛就被征为尚书，杜诗被升为南阳太守。

在这种“退功臣、进文吏”的治理下，刘秀最终实现了“高秩厚礼，允答元功（功臣团队）。峻文深宪，责成吏职”的光武中兴局面。

最爱君并非倡导血统论，但毫无疑问，贵族出身、文化底子好的开国皇帝，所奠定的王朝素质，确实是要高于流氓或是贫民开创的王朝，在这方面，有很多例子。

开创大唐盛世的唐高祖李渊，本人就是超级贵族出身。

李渊的远祖，是十六国时期西凉开国君主李暠；李渊的祖父李虎，是西魏时期的太尉、八柱国之一；李渊的父亲李昞，北周时历官御史大夫、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袭封唐国公；李渊的外祖父，则是西魏的骠骑大将军、北周时期的太保、卫国公独孤信；李渊的母亲，是隋文帝独孤皇后的姐姐；

而李渊本人，则是隋炀帝杨广的表哥，七岁时，李渊就袭封唐国公，后来起兵争夺天下时，李渊已经是独镇一方的太原留守、晋阳宫监——史书对李渊的评价是，说他为人洒脱，性格开朗，待人宽容；

而大唐盛世的开创，尽管史书都过分吹捧李世民的功劳，但李渊所奠基的这个王朝，无疑从一开始，就有着一种博大、宽容的胸怀，这不仅表现在对功臣上面，而且表现在整个帝国的大唐气象之上。

▲超级贵族出身的唐高祖李渊，是宽容博大的大唐气象的奠基人。

再看“杯酒释兵权”，而不是跟刘邦一样残杀异姓诸侯王的赵匡胤，他本身也是显贵出身：

赵匡胤的高祖赵朓，在唐朝时曾官至幽都（今北京）县令；曾祖赵珽，是唐朝的御史中丞；祖父赵敬，曾经历任营州、蓟州、涿州刺史；父亲赵弘殷，则是后汉的护圣都指挥使，在后周时任检校司徒、封天水县男爵，是掌管后周禁军的大将。

在这种家庭出身的赵匡胤，本身也是后周掌管禁军的大将殿前都点检，在优越的家世熏陶培育下，可以说，赵匡胤也是个准军事贵族出身的官宦子弟，从小就格局远大，并非猜忌多疑之辈。

赵匡胤提倡热爱读书人，他的精神训导，更是深刻影响了他的子孙，有宋一代，读书人地位很高，而帝王也都相对宽容：

宋仁宗时，四川有个读书人，给成都知府献了一首诗，其中两句写道：

意思是劝成都府进行割据独立，对此成都知府当然是被吓到了，赶紧就将这个读书人抓了起来，并上奏朝廷，没想到宋仁宗听说后却很淡定，说：

对此，宋仁宗不仅没治这个读书人的罪，相反还让他当了一个闲职的司户参军，试想此事若发生在朱元璋手头，老秀才不来个灭族才怪，但赵匡胤的子孙，显然气量比较大。

因为有一个良好出身、雍容大度的祖先，才能影响出一个好王朝。

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家世良好、相对年轻的开国皇帝，往往相对开明、包容；而年纪越大的开国皇帝，往往容易陷入一个猜忌多疑的怪圈。

所以，杀不杀功臣，也关涉到一个很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开国皇帝的年龄。

公元前202年，刘邦正式建立西汉时，已经55岁了（古人算虚岁），在先秦汉初人均寿命低下的年代，这已经是一个垂垂老矣的年纪，所以老来才正式创立帝业的刘邦，难免对自己的汉帝国，和柔弱的太子刘盈保有一种深深的忧虑感。

所以从公元前202年建立西汉称帝，到公元前195年去世，这七年间，刘邦一直忙碌着讨伐各个异姓诸侯王，以剪除威胁：

楚汉战争结束后，刘邦前后共分封了八位功臣为异姓诸侯王，分别是：楚王韩信、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韩王信（与韩信不是同一人）、赵王张敖、燕王臧荼（臧荼后又分封卢绾为燕王）、长沙王吴芮，八个人中：

楚王韩信，韩王信，燕王臧荼、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五个人相继被杀；

赵王张敖因为是刘邦的女儿鲁元公主的丈夫，而得以保命，被废降为宣平候；

长沙王吴芮则装疯卖傻，将自己大部分领地让给刘邦子女，又将自己的部分精锐亲兵分到荆王刘贾（刘邦堂兄）帐下，由此才得以免祸；

继任燕王卢绾，则最终被迫病死于匈奴。

▲55岁才做皇帝的刘邦，对于帝国的传承有着深深的忧虑。

由上可以看出，刘邦在楚汉相争胜利、建立西汉后，立即开始马不停蹄地诛杀功臣，这也与他老来登基，老年人的心理猜忌、多疑，有很大关系。

因为在刘邦看来，儿子刘盈暗弱，而各个诸侯王在外面又独立强盛，如果不加以剪除，势必将危害到汉帝国的安危，所以他才在打败项羽后，前脚刚分封，后脚又大规模屠戮功臣。

与55岁才老来做皇帝的刘邦不同，刘秀称帝时，才31岁；赵匡胤称帝时，才34岁；由于年富力强、品性宽厚，所以刘秀与赵匡胤，对于帝国臣子，普遍没有老人那种多疑猜忌的心理。

另外，朱元璋称帝登基时，也仅仅41岁，起初年轻力壮时，朱元璋与功臣们的关系还算融洽，洪武初年，每当有功臣去世，朱元璋甚至经常感伤不已，例如“鄂国公常遇春卒，灵车之至，（朱元璋）亲临奠···痛哭而还。”大都督府同知康茂才在陕州病逝后，朱元璋甚至“亲为文祭之。”“卫国公邓愈卒，（朱元璋）哭之恸，诏辍朝三日。”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朱元璋越来越冷酷。

应该说，年轻时长期紧张的战斗生活，使得他在残酷的战争中，本来就种下了阴冷残酷的种子，到了晚年后，随着国事的繁冗劳累，朱元璋的身体也每况愈下，当上皇帝不久后，朱元璋就“患心不宁”，得了心跳过速的病症，甚至常发高烧，“每心火炎上，喜怒不常”。心里一烦，早期对待功臣和部属的那种忍让和细心，便开始消失，变成经常想杀人。

而回到开头所说的故事“除刺”，朱元璋与刘邦一样，也认为他的太子朱标太过文弱，担心他难以震慑群臣、帝国江山不稳。

▲晚年朱元璋认为：儿子、孙子都太文弱，他需要杀功臣帮助子孙“除刺”。

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的罪名杀掉宰相胡惟庸，并废除中国存在了1500多年的宰相制度，从而开启了明清两代，皇帝高度独裁集权的历史；为了协助太子“除刺”干掉威胁，洪武二十三年（1396），朱元璋又兴起党狱，以与胡惟庸交通谋反的罪名，杀掉了功臣李善长、陆仲亭等一大批功臣宿将，“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

正当朱元璋努力为儿孙“除刺”的时候，洪武二十五年（1392），太子朱标突然病故，这时，65岁的老头子皇帝朱元璋，无奈下只得立皇太孙朱允炆为继承人（后来的建文帝），感觉到自己时日无多的朱元璋，觉得皇太孙朱允炆也是非常懦弱，在此情况下，朱元璋再次兴起党狱，将大将军蓝玉等全部诛杀，仅被灭族的，就达到了15000多人，整个大明王朝的开国老将及其家族，几乎全被诛杀，“功臣宿将相继尽矣”。

对于这位老来更加猜忌多疑、暴酷残忍的明太祖，清朝学者赵翼曾经评价说：“（朱元璋）借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

应该说，朱元璋的这种残忍，与他老来多病，对子孙后代的忧虑，由此带来的猜忌多疑的加深，有着很大的关系。

对于刘邦的屠戮功臣，后世有人评论说，当时异姓诸侯王各自拥兵、形同割据，刘邦对他们的讨伐和杀戮，其实也相当于，是对汉帝国统一战争的继续。

但最爱君想说，这句话从后世的角度来看当然没错，但从先秦汉初的时代来看，当时分封制是一种习惯做法，而刘邦真正想做的，其实是杀异姓诸侯王，改立自己的子孙亲族等同姓诸侯王，并没有后世想的那么高明和伟大。

公元前196年，就在出兵追击卢绾之前，刘邦甚至强迫自己的臣子们发了个毒誓：“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诛之。”这就是著名的白马之盟，由此可见，刘邦的真正用心所在，是巩固自己的私家江山。

而是否杀功臣，也牵涉到几个问题，那就是作为开国皇帝，究竟是要行“王道”还是“霸道”？是行“集权”还是“分权”？

对于朱元璋来说，他屠戮功臣、废除宰相制度，希望为子孙“除刺”，其实是一种行集权的帝王“霸道”；刘邦也是这样，在剪除异姓诸侯王的过程中，建立一种集权的霸道。

而对刘秀来说，他对于功臣的优厚赏赐，和终其一生的优待，其实是一种行“王道”的仁义统治；赵匡胤也是这样，“杯酒释兵权”的背后，也是一种帝王权术、驾驭安下的“王道”——相比“霸道”，施行“王道”的开国皇帝刘秀和赵匡胤，帝国国祚也照样延续了200多年，并且分权行王道、连文人都不杀的宋朝，还成为一个让后人感念至深的朝代。

▲推行王道的北宋：繁华昌盛。

这种杀不杀功臣的区别，还可以从一个朝代的灭亡时刻，看出分别来：

1644年，李自成进京前刻，从朱元璋时期就开始，喜欢滥杀朝臣的明代，终于走到了最后时刻；崇祯皇帝最终敲遍黄钟，群臣都无人来朝，崇祯对此大喊着说：“诸臣误我！诸臣误我！”最终在煤山脚下上吊自尽，孤家寡人、好不凄凉。

而刘秀得到的回报，是无数开国功臣的后代，历经200多年，即使到了汉献帝末期，仍然为了整个大汉帝国奔走呼吁：其中被刘秀封为“云台二十八将”之一的名将耿弁，他的后代耿纪，面对曹操的威权，更是英勇起兵，试图诛杀曹操，最终反被曹操所杀，被“灭三族”——为了保卫东汉帝国，后代名将辈出、精忠报国的耿弁家族，最终也为刘秀和他的帝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遂与汉俱兴亡”。

不能不说，这也与功臣家族，感念刘秀等东汉帝王的功劳，有着至深的关系。

而宋人对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和优待文人、善待帝国子民的回报，便是在1279年的崖山之战中失败后，十万军民最终集体战死或跳海殉国，从而谱写了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曲慷慨悲歌。

所以，杀不杀功臣，行王道还是霸道，所得到的回报抑或报应，终将在一个帝国的灭亡时刻，淋漓尽致地彰显出来。

这就是，最后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