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地理上讲，俄国是欧洲的一员。从情感上讲，俄国是欧洲的邻居。欧洲自近代崛起以后，俄国人就一直向西看，斯拉夫人羡慕西欧更优越的物质生活，更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更文明的生活方式。西欧人不喜欢俄国人，在他们眼中，贫穷、落后、愚昧、粗鄙是俄国人永远的标签，加上后者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对土地无尽的贪婪，都让他们时刻保持着警惕。
对于俄国人来说，上帝是不公平的。俄国虽然土地辽阔，但生存环境极其恶劣。匮乏的物质基础无法支撑沙俄统治者跻身欧洲强国之列，所以他们不得不极限压榨普通人的生活水平，而且手段越来越简单粗暴。
沙俄的雄心也是日后苏联的雄心，沙俄的困境也是日后苏联的困境，而沙俄的解决方式也是日后苏联的解决方式。统治者的身份改变了，体制改变了，但俄国人的思维方式并未改变，统治者的手段也没有改变。列宁、斯大林以及后来的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都是如此。
二战主要参战国有8个，即德国、意大利、日本、苏联、美国、中国、英国和法国（勉强算一个）。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中，斯大林是最有争议的一个，有人视他为屠夫，有人视他为伟人。其实斯大林就是一个纯粹的俄国人，他在用俄国人传统的思维、传统的方式，试图实现俄国人千百年来梦寐以求的大国梦。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什维利（斯大林原名）于1879年12月9日出生在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西北76公里处的小城哥里。日后主宰欧洲命运的几个领导人中，丘吉尔和罗斯福出身名门望族，等于含着金钥匙长大；希特勒的出身一般，他父亲是一名海关官员；墨索里尼出身低微，他的父亲是个铁匠，据他自己说直到20岁才喝过咖啡。
朱加什维利和墨索里尼一样也出身贫寒，他的父亲维萨里昂是个鞋匠。墨索里尼的父亲虽然没有给儿子提供富足的生活，但他热衷于政治，喜欢阅读关于哲学的书籍，这对墨索里尼产生了很大影响。约瑟夫的父亲则是个酒鬼，赚的钱大多用来买酒喝，而且喝醉了就会对家人拳脚相加。
约瑟夫的母亲叫叶卡捷琳娜·格奥尔吉耶夫娜·格拉泽，是一个农奴的女儿。约瑟夫是这个家庭出生的第4个孩子，前面三个都不幸夭折，所以母亲对约瑟夫特别疼爱，平时称呼约瑟夫为“索索”。
6岁的时候，约瑟夫的父亲去了一家皮鞋厂做工，从此几乎不再过问家里的生活。母亲叶卡捷琳娜只得拼命地干活，为有钱人家洗衣服、烤面包、缝制衣服。即便这样，母子二人也仅能勉强糊口。1886年，约瑟夫7岁，他染上了天花，而且非常严重。病毒没有夺去约瑟夫的生命，但脸上永远留下了明显的麻子。日后他在宪兵队和监狱留下的记录中，“特征”一栏往往会写着“麻脸，有瘢（bān）痕”。
1888年，约瑟夫到了上学的年纪。母亲没有文化，但他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做一名神甫。按照当时的规定，传教士可以结婚、可以掌管一个教区，如果表现得好，还能得到升迁的机会，母亲是一名虔诚的东正教徒，儿子要是成为神甫，将来既可以得到安逸的生活，还能替上帝效力，无疑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这年秋天，哥里教会小学迎来了一对母子，约瑟夫开始接受初级教育，母亲则在这所学校当清洁工。叶卡捷琳娜为儿子申请到了每月3卢布的助学金，自己一个月能赚到10卢布，靠着这点微薄收入，他们度过了小学生活。
约瑟夫的小学生活并非一帆风顺，因为他的父亲认为鞋匠的儿子将来就应该是一个鞋匠。1889年，父亲强行把他带离学校，带进了鞋厂。1890年，父亲因为酗酒被人用刀子捅死，约瑟夫才再次回到母亲身边，继续学业。而父亲的惨死则给他留下了痛苦的烙印。
约瑟夫在学校的学习很刻苦，母亲是一个很有原则的女人，对他很严厉。她要求约瑟夫不仅掌握格鲁吉亚语，还要学好俄语，因为神父必须精通俄语。1894年，约瑟夫拿到了一张优等毕业证书，这一年他15岁。作为优等生，他被学校保送到第比利斯神学院学习。在母亲的眼中，一切都朝着自己期望的方向发展。
同一年，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即位（沙皇一词来源于拉丁语“凯撒”）。
第比利斯是一座古城，人口约15万人，主要居住着亚美尼亚人、格鲁吉亚人和俄罗斯人。沙俄后期随着石油业和采矿业的迅速发展，原本封闭落后的外高加索地区开始变得活跃起来，巴库、第比利斯、巴统都汇集了大量资本和产业工人。与此同时，一些流放者带来了新的思想，当权者、资本家简单粗暴、漠视人性的管理方式让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反抗。
第比利斯神学院在格鲁吉亚人心中有很高的威望，被视为当地的最高学府。但是当约瑟夫走进神学院大门时，这里已经变成了一个反对俄国的中心。校方为了消除“异端思想”，制定了各种严厉的校规，对学生时刻严加管束，探听学生的活动情况，学校已经俨然变成了一座监狱。
1885年，一名学生刺杀神学院院长丘杰茨基（此人曾称格鲁吉亚语是“狗语”）未遂，这名学生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而丘杰茨基在次年的另一次刺杀事件中丧命。1893年，神学院举行为期一周的罢课，警察关闭了学院，并逮捕了87名学生。
神学院的生活是清苦的，每天早上7点，全体学生集中到礼拜堂做长时间的东正教祈祷。全天上课和祈祷交替进行，学生只有特殊情况才能外出，但时间不能超过两小时，而且必须在下午5点前回到学校。如果有人违反校规，就会被关进地下室小黑屋里。学校的伙食也很差，校舍拥挤，甚至缺少新鲜空气。
约瑟夫在学校接触到了很多俄罗斯和西方经典著作。他喜欢的俄罗斯作家包括果戈里、谢德林、契诃夫和托尔斯泰，他还阅读过巴尔扎克、雨果和萨克雷的作品，尤其是萨克雷的《名利场》对他的影响很大。他还阅读过一些自然和人文科学类书籍，包括达尔文的《人类的起源》、门捷列夫的《化学》、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等等。
正是这些书籍让约瑟夫成为一名无神论者，当一位同学提到上帝时，他就打断对方的话说：“你知道，他们在欺骗我们。根本没有什么上帝，我借一本书给你读一读，它会告诉你，这个世界和一切生物与你想象的有很大的不同，关于上帝的话全是胡说八道。”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原本打算遵从母亲愿望成为一名神甫的约瑟夫改变初衷，决定放弃当这个理想。母亲得知他的决定非常失望，直到1936年她去世前，还对守在病床前的斯大林说：“你没有当上神父，真可惜。”
约瑟夫失去了对东正教的信仰，一时还不知道自己将来应该选择什么样的目标。在此期间，他除了接触到一些让他耳目一新的书籍，还结识了两位领路人—萨沙·楚鲁吉泽和拉多·凯茨霍维利。
楚鲁吉泽出身贵族，是一个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他为两家刊物撰写文稿，在第比利斯很有影响力。楚鲁吉泽于1905年死于肺病，当时所有的格鲁吉亚革命者都出席了他的葬礼。
凯茨霍维利也就读过第比利斯神学院，他在学生时代就参加罢课，受到处罚后跑到基辅，却被当地警察局逮捕，关进了监狱。后来他又回到第比利斯，成为诸多像约瑟夫这样的青年学生的启蒙者。
当约瑟夫决心参加革命时，他给自己起了一个绰号—柯巴，在他从事新事业的前十几年都使用这个名字。自1896年起，柯巴成了第比利斯神学院的革命骨干。1898年，他加入社会民主工党（俄共前身）。与此同时，列宁陆续发表的关于俄国局势的分析进入这些青年学生的视野，柯巴逐渐确立的自己的精神导师。
1898年，柯巴参加了“麦撒墨达西社”，这是格鲁吉亚第一个社会民主工党的分支。从这一刻起，19岁的约瑟夫·朱加什维利走上了一条他为之奋斗一生的道路。1899年5月29日，神学院把约瑟夫开除，柯巴也从此放飞自我。
1900年，列宁结束流放生活，他于7月移居德国慕尼黑，住进了施霍宾区施莱斯默大街。13年后的夏天，一位来自奥地利的24岁青年也搬进了这条大街34号、一家缝衣铺，他的名字叫阿道夫·希特勒。
1900年8月，第比利斯铁路工厂举行大罢工，柯巴当着4000多人在集会上发表演讲，这是他第一次公开走到台前。当局对高加索地区的局势非常担心，沙皇尼古拉二世下令镇压，当局随即开始抓捕罢工领导人，柯巴等人不得不转入地下活动。从这一刻起，至1917年2月，柯巴也就是后来的斯大林一直过着秘密的革命家生活。
12月，列宁在德国莱比锡创办《火星报》，报纸在德国印刷，然后偷偷运回俄国。他在报纸上提出了俄国取得革命胜利的途径，就是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党，用暴力手段推翻沙皇的统治。当《火星报》传回国内后，迅速成为俄国革命的喉舌，斯大林完全赞同列宁的主张，经过比较和研究，他认定列宁将是俄罗斯人的未来。
1901年9月，斯大林和凯茨霍维利共同创办《斗争报》。这份报纸是列宁《火星报》的延伸，报纸的大多数文章都出自斯大林之手。列宁也是在这个时候知道了柯巴，在《斗争报》创刊之初，列宁就在《火星报》上向柯巴等人表达了祝贺，称赞他们为斗争发挥了巨大作用。
当年11月，柯巴受委派前往黑海之滨的巴统，这里是外高加索地区另一座大城市。短时间内柯巴就在巴统成立了11个秘密小组。这一年的最后一天，巴统地区的秘密小组召开会议，推举柯巴为社会民主工党巴统委员会领导人。当会议进行到次日（1902年元旦）清晨时，他在会上发表了非常有时代符号的发言，他说：“看，天亮了，太阳很快就会升起来，这太阳将为我们射出光辉。同志们，请你们相信这一点吧。”
巴统是一座工业城市，拥有10家以上的大企业和为数众多的产业工人，这样的地方是开展革命活动的理想场所。1902年3月9日，柯巴领导6000多巴统工人的大罢工。示威者走上街头，但遭到沙皇军队的镇压，当场打死15人，打伤54人。3月12日，柯巴为逝者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他也因此上了当局的黑名单。4月5日，柯巴在巴统委员会会议期间被捕，随即投入监狱。这是他7次被捕经历的第1次。次年秋，他被判流放西伯利亚，为期三年。这是他6次流放的第1次。1904年1月，他从流放地逃回高加索。这是他5次逃亡的第1次。在巴统的监狱档案中，还记录了23岁柯巴的身高——162公分。
从1902年4月至1904年1月，柯巴远离了风暴中心。此时风暴内部正在酝酿着危机，1903年7月至8月，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在布鲁塞尔、伦敦等地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与会代表在斗争原则上产生了分歧，马尔托夫为首的一派认为社会民主工党应尽可能吸纳成员，他们可以不必遵守本党的纪律，也不会受到监督和约束，社会民主工党内应该是一个“相互协助的关系”。列宁为首的另一派则坚决反对，他们主张建立一个组织严密，有统一领导的组织，加入社会民主工党的人就要积极工作，否则就没有资格成为一员。
马尔托夫的主张在会上获得了通过（28票赞成、22票反对、1票弃权），但在接下来选举领导机构成员时，马尔托夫一派因为对列宁不满，一部分代表退出了选举，所以他们成了少数派，即日后的“孟什维克”。而列宁一派成为多数派，即日后的“布尔什维克”。柯巴回到高加索后，选择站在布尔什维克一边。令他失落的是，高加索地区是孟什维克的根据地，即便如此他仍然没有改变自己的主张。
1904年5月，孟什维克在高加索地区遭到当局的大肆逮捕。6月，柯巴来到巴库，将孟什维克把持的巴库委员会解散，另组建了由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新委员会。当年12月，巴库石油工人举行罢工，迫使雇主和工人签订了一项集体协议，这是俄国历史上的首次。柯巴在罢工前并不在巴库，他正在高加索地区作巡回演说，反对孟什维克和无政府主义者。罢工发生后，他立即返回巴库，并领导这次罢工。
更大的风暴发生在北方，1905年1月9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在彼得堡镇压了工人罢工，4600多人的鲜血染红了冬宫门前的广场。斯大林在这段时间极为活跃，他发表的文章也具有极强的指向性—使用一切手段推翻沙皇的统治。
1905年10月17日，迫于全俄10月总罢工的压力，尼古拉二世不得不宣布：“赐给”人民人身不可侵犯，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权利。没有国家杜马的同意，任何法律均无效。
1905年12月，柯巴以高加索地区代表的身份赴芬兰参加全国大会。这是他第一次出国，也是第一次见到列宁。不过这次会面让柯巴有些失望，他心中的列宁应该是一个体格高大、仪表堂堂的巨人。而且“大人物”开会照例是要迟到的，这样才能看到众人望眼欲穿的情形。
当柯巴走进会场时，有人提醒他安静一点，因为列宁正在一个角落跟早到的代表交谈。顺着旁人的指点，他看到了一个衣着朴素、身材矮小，跟普通人没有什么区别的列宁。他后来在回忆中写道：“当我知道他来得更早，正和最普通的代表进行最普通的谈话的时候，老实说，我当时觉得这未免有点违背某些必要的常规……我是多么失望啊。”
这次会议只进行了三天，讨论焦点仍然是当年4、5月份在伦敦会议期间的分歧。孟什维克提出把斗争的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社会民主工党应该采取合法手段，在“国家杜马”的舞台上申诉自己的主张。布尔什维克则主张“抵制杜马”，斗争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通过暴力方式推翻沙皇的统治。柯巴在这次会议上被选入起草“反对杜马”决议的委员会，作为高加索地区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他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
会议进行的同时，莫斯科武装起义也正全面展开，代表们纷纷返回各自地区领导和参加起义。当柯巴回到第比利斯时，莫斯科起义已经被镇压。他总结了彼得堡工人罢工和莫斯科起义失败的原因，认为：当需要不断进攻时，却选择防御；缺乏领导和有组织的行动。而造成这种后果的最重要原因是孟什维克给社会民主工党内部造成的分裂。所以他认为目前最迫切的工作是“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领导组织”。
1906年4月，社会民主工党召开第4次大会，作为高加索地区唯一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另外10人是孟什维克代表），柯巴化名伊万诺维奇，前往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如果说在芬兰的那次参会他还只是一名听众的话，那么斯德哥尔摩会议时的伊万诺维奇则名副其实了履行的代表的职责。
他在会上作了几次发言。在谈到土地问题上，列宁提出日后应实行国有化，孟什维克提出把土地交给地方市政局（即主张“地方自治”）。伊万诺维奇则反对这两种主张，认为应该将土地分配给农民。他这样说并不是为了标新立异（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步入政坛之初就犯过标新立异的毛病），出身贫寒的他知道农民的诉求，他们“做梦都会梦见这些土地是自己的财产”。
在是否“参加杜马”（也就是是否放弃合法手段）的问题上，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明确反对。但他还是最终在投票环节作出了妥协，“力求把自己的候选人选入杜马去”。伊万诺维奇则拒绝妥协，他在投票环节最终选择了弃权。
斯德哥尔摩会议的结果虽然让伊万诺维奇有些失望，但这是他第一次站在同志们面前发表自己的观点，这一年他27岁。在接下来的十年，这群布尔什维克仍然在不懈努力着。同时他们不会忽略一个来自高加索的年轻人，一个有自己观点的实干家。不久之后，更多的人知道了约瑟夫·斯大林的名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