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国（左）与王西胜（右）先生在蓝态慈善盛典上

王世国/文

东汉时期，蔡邕最早揭示了书法家最佳与最差的两种创作状态，并且指出，只有在最佳的创作状态下，才能书写出佳作：“书者，散也。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性，然后书之；若廹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佳也。”（《笔论》）因为，真正的艺术家都是有着独立人格、追求自由精神的人，古今中外概莫如此。艺术家在创作时最喜欢“任情恣性”地自由表现和发挥，而不能“廹于事”，即不能受到外在压力和客观条件的制约，否则难有佳作。

达·芬奇《最后的晚餐》

话虽如此，实际情况却是古今中外艺术家的创作都不免受到外在的压力和客观条件的制约，而让他们能够“任情恣性”的时候则很少。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在绘画、雕塑领域的“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他们的传世杰作《最后的晚餐》《创世纪》和《西斯廷圣母》，都是教皇或教廷为教堂定制的作品，都是外在压力和客观条件制约下的创作。

米开朗基罗《创世纪》

即便是主张书法要“任情恣性”的蔡邕，也是在汉灵帝的皇命之下，带领团队将《诗经》《尚书》《仪礼》《乐经》《周易》《春秋》等儒家经典，用隶书书写在46块石碑上，然后镌刻出来的。

达·芬奇与蔡邕不同，达·芬奇认为《蒙娜丽莎》还是一件没有达到自己审美理想的作品，还需要他修修补补，结果到死都未能将它交付定制它的那位贵族。而蔡邕总共耗时9年，终于完成了皇帝定制的《熹平石经》。结果很精彩，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观赏摹拓这20多万字的鸿篇巨制，千乘车马堵塞了长安的大街小巷和周边乡村的道路。

《熹平石经》残石

由此看来，艺术家要完成在形制、大小、内容、字数方面都有明确规定的定制作品，不能“任情恣性”地自由挥洒，他仍然可以创造出佳作。一件艺术作品的成功与否，关键还是要看艺术家的创作态度、创作灵感和创作水平，而并非只要“任情恣性”即可。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世界上最好的艺术家将是一位疯子。尽管我们立刻会想到明代的徐渭和西方的梵高，他俩都患有精神病，但是他俩创作《葡萄青藤》和《向日葵》的时候，一定是理智而又清醒，绝对不是杀害妻子和割下自己耳朵的疯子！

徐渭的绘画

正是上述中外艺术家的创作实践给了我完成蓝态公益基金会定制《文化四句》与《圆融四句》的底气和力量。张华理事长还特意发来王西胜先生造访“同喜食品”企业的视频，要我加深理解。

“夯实文化自信，坚守文化定力，承担文化使命，收获文化福利。”

“一切皆悦纳，一切皆善待，一切皆感恩，一切皆关爱。”

王世国书《文化四句》

这两个《四句》看似标语口号，而书法家最不愿书写的正是这样的作品，因为看上去它非常直白，并不文雅。况且，四句话中有多字重复，无论在结字造型和章法布局上都极难处理，很容易写得单调乏味。这对于书家来说无疑是一次挑战。不过，如果能够将有如此深意却又很难创作的两个《四句》，赋予它们艺术的魅力，使之成为“有意味的形式”，那么就更加具有意义。

王世国书《圆融四句》

比起绘画来，汉文字更有一种上达神明、下通心灵的力量，因此当年仓颉造字时“天雨粟，鬼夜哭”。国人崇拜文字，简单直白的文字可以直击心灵，有召示、引导、陶冶，甚至改变命运的重要作用。所以，在欧洲的大街上随处可见的都是各种人物的雕像，而在我国，无论是街市还是景点，书法如影随行，就连太极殿皇帝宝座上高悬的也是《建极绥猷》的书法匾额，时刻提醒皇帝要上承天道，下抚百姓。

从这两幅书法作品中可以看到“一画一世界，一笔一江山”，每一个点画的起伏、顿挫，每一刻运笔的轻重、缓急，每一个字形的大小、正侧，每一行排列的宽乍、疏密，都值得玩味和观赏。而每一次观看，往往会有新鲜发现。若能够透过作品的文字，看到生命的律动和丰富变化之妙，那就已经把握住了它背后深藏着的“书道”，即艺术之美，它是艺术家“本质力量的感性显现”。所以，一幅好的书法作品可以改变屋室的气场和韵味，使之变得文雅而生动，甚至满堂生辉。

人们经常会问：文化是什么？艺术又是什么？它有什么用？它们的确没有日常的吃穿用度，仿佛无用，但是无用之用方为大用。文化艺术就像是空气、阳光，虽然摸不着，甚至看不见，但是一个文明人须臾都不能离开它，它能滋养生命，健全人格，修身养性。《文化四句》与《圆融四句》蕴含着道德、智慧、财富的深刻道理，以及如何获得它们的路径，是企业、家庭和人生的座右铭，值得时时体味，铭记在心，坐言起行。

蓝态公益基金会12周年庆典将在12月7日举行

“志于道”，又“游于艺”，拙书试图将文道与书道的有机相结合起来，让两个《四句》喜闻乐见，直击心灵。而“心能转境”，我相信，就像王西胜先生所说的那样，这两个《四句》具有“扭亏为盈，变逆为顺，转危为安，化凶为吉”的神秘力量，最终让大家收获文化福利。

二O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草于寿春堂

王世国新著《书法解密》，岭南美术出版社出版，网上有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