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同治二年十一月，苏州陷落的第三天，穹顶阴霾密布，四野严寒暗沉……

而此刻娄门外的淮军大营里，中军大帐被布置一新，淮军主帅李鸿章在此亲自设宴，为主动“弃暗投明”的八位太平天国将领庆功。

由帐外鱼贯而入的背叛者们，各个面露得意之色——就在三日之前，这群亡命之徒合谋杀害了苏州守将慕王谭绍光，随即献城向淮军请降。

一番寒暄宾主次第落座，只是正待举杯之际，帐外忽报有北京廷寄送至，李鸿章无奈致歉，匆忙起身离席，但特意嘱咐作陪的淮军总兵陈学启，定要“好生款待”。

“小插曲”的发生，并未影响众人的兴致，宾主推杯换盏，气氛热烈而融洽，酒过三巡，陈学启抬手示意左右，捧出八套簇新的顶戴花翎，而帐中兵弁更是恰到好处地同声高呼：请大人升冠！

叛徒变节所为何事？不过是苟且偷生、加官进爵，席上八人见状大喜，均意气扬扬地换上袍服，只是正在忘我陶醉之时，不料陈学启突然摔杯为号，数十名全副武装的刀斧手瞬间涌入帐内，长刀毫不犹豫地砍向还依然沉浸在喜悦中的变节者。

惊呼、惨叫、哀嚎，然后便是死一般的寂静，转瞬之间，八颗血淋淋的人头倏然落地，陈学启面无表情地注视血泊之中的尸首，转而阴沉地向外喝道：

城内太平军，杀无赦！

1863年12月6日，以纳王郜永宽为首的八名太平军叛将，在投降不久即被李鸿章设“鸿门宴”所杀，而接下来，一场更为恐怖的血雨腥风即将席卷整个苏州城……

公元1860，是太平天国与清政府交锋的第十个年头。

旷日持久的战争，暂时还看不到任何将要结束的迹象，但对于忠王李秀成而言，命运似乎在这一年的春夏之交，突然为其敞开了一扇华丽无比的大门。

1860年5月，太平天国诸王联袂东征，胜利开辟出苏南后方根据地，而作为东征主力的李秀成兵团，则在战役结束后，顺理成章地占据了这片当时中国最富裕的地区。

在分封制的背景下，拥有更大的地盘，通常便意味着获得更多的财富、物资和军队，而随着苏福省的建立，此前暂据江北逼仄一隅的忠王所部，一跃成为太平军中实力最为强劲的部队。

占领苏州后的第三个月，李秀成就将旧拙政园及周边宅邸悉数划归名下，并动用数千工匠，为其扩充、改建奢华绮丽的忠王府。

整个改造工程延续三年之久，在此期间，大批匠人终日劳作不辍，直到苏州沦陷尚未完全竣工。而忠王府规模如此浩大又富丽堂皇，以至于连见多识广的李鸿章都不禁惊叹“琼楼玉宇，曲栏洞房，真如神仙窟宅”。

而除了府邸之外，李秀成还在苏州广置妻妾十余人，生活更是奢靡不堪——其王冠由纯金打造，冠上伏虎兼用珍珠、水晶、宝石作为点缀装饰，龙纹袍服皆为金丝、银线绣制而成，再配以黄缎靴裤，忠王出行之际，身着全套华贵朝服，周遭护卫前呼后拥，动辄数千人，仪仗之恢宏，恐怕便是咸丰帝亲临，亦要自叹不如。

没有证据证明李秀成是贪财好色之人，只是这些殿宇、金银和成群的妻妾，既是忠王对自己前半生戎马倥偬的犒赏，又更像贫家子弟在一夜暴富后，对权力、财富的极致炫耀标榜。

但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主帅的行为在军队中起到了很坏的示范效应，其麾下部众自进入苏州之后，大多迅速腐化堕落，他们“日高方起，酒食盘游”，相互之间更是炫耀、攀比成风，终日困于脂粉玉帛之中，只求保全财产性命，而再无半点壮志雄心。

暖风熏得游人醉——七百年前杭州的风花雪月，让南宋士大夫们轻易忘却了国仇家恨，而如今江南纸醉金迷的生活，也同样令这些曾经满怀激情，立志要改变旧秩序的起义者们，渐渐迷失在了苏州城的花花世界之中。

只是打下苏州，还远远不是坐享太平的时候，1860年，天京上游最重要的门户城市安庆，正陷于湘军的疯狂围攻之中，可恨燕雀处堂，不知大厦将倾，李秀成麾下这群饱食终日的部众，躲在远离战火的苏福省暂时苟且偷安，却不知他们即将要面对的，是比湘军更为可怕的对手……

为进一步扩大苏福省的控制范围，并彻底占领长江下游地区，继1860年东征之后，李秀成又于1862年正月统兵十万，发起第二次上海战役。

太平军汹涌而来，沪上守备清军不能抵御，眼见周边州县相继沦陷，上海官僚、乡绅急忙遣使向两江总督曾国藩“泣血求援”，只是湘军此刻正计划全力围攻天京，无暇分兵东援，曾国藩只得命幕僚李鸿章返回安徽老家另募新勇，至此，中国近代史上又一鼎鼎大名的地方武装——淮军，应运而生。

湘军并非清朝的官方部队，所以自其草创以来，时时都在为粮秣薪饷发愁，同时因缺乏重型火炮和新式装备，导致曾国藩的部队在面对坚城深池之际，往往只能采取“结硬寨、打呆仗”的长围久困之法。

而同为私兵的李鸿章淮军，境况却截然不同，不仅成立之初便获得了上海乡绅在财物方面的鼎力支持，全军上下更普遍装备了当时最先进的西洋火器和枪械，在上海作战期间，还能随时获得来自英法联军的舰船、火炮支援——比之湘军，淮军虽人数有限，但攻击性和战斗力反而更胜一筹。

1862年4月，首批6500名淮军从安庆出发，乘坐英国商船经水路抵沪，随即投入战斗。此后月余，清、太双方围绕上海外围嘉定、青浦、松江等重镇展开反复争夺。

然而就在上海战事日益胶着之际，湘军悍将曾国荃统帅吉字营万余人，由上游安庆破竹而下，并于当年5月进驻天京近郊雨花台。兵临城下，洪秀全惶恐不安，一日三诏命李秀成火速回师勤王，忠王迫于严旨，只能暂时放弃进攻上海的计划，率主力返回苏州，商议救援天京事宜。

只是忠王撤离之后，太平天国在上海的形势急速恶化，李鸿章为策应西线湘军进攻天京，更为彻底肃清沪上之敌，在雇佣兵“常胜军”以及英法联军的协助之下，对太平军展开强势反扑，而随着周边重要据点的相继沦陷，太平军余部被迫于8月下旬全面撤出上海。

1862年9月，李秀成统帅二十万大军由苏州直扑雨花台，此时，曾国荃所部乃是孤军冒进，又逢江南瘟疫大作，吉字营陈兵天京城下饱受疫病困扰，未战而伤亡近半，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兵力、武器均处于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勤王太平军狂攻四十六日一无所获，李秀成又听闻苏州大本营告急，遂于10月底仓促下令全线撤退。

雨花台解围失败，师老兵疲之际，洪秀全又命李秀成渡江执行“进北攻南”的战略计划，企图迫使围城湘军回救北岸腹地。

不料清军早有防备，于江北奉行坚壁清野战术，北渡太平军路无可休之舍，野无可征之粮，李秀成内外交困，只得引军南返，又在归途之中遭遇湘军埋伏，除忠王率万余人侥幸逃回天京外，近二十万太平军在渡江之时，皆殒命于北岸九洑洲渡口。

接连两次重大挫败，天京逐渐陷入危局，而淮军在取得上海战役的胜利后，又继续从外围向苏福省展开攻势，1863年新年伊始，太平天国的东、西两线已开始同时面临严峻考验……

上海战役结束，李鸿章便陆续招兵买马，而从安庆出发时仅仅六千余人的部队，经“水陆添募，及收抚各城降众，已逾四万”。继曾国藩湘军之后，淮军也成为威胁太平天国安危的另一心腹大患。

此时，苏州仍驻有李秀成麾下精锐四万人，其中一半还配有洋枪，再加上镇守苏南各州县据点的其余部队，整个苏福省太平军兵力不下二十万之数。

只是战场的整体形势已对太平天国相当不利——1861年安庆失守，上游赖以生存的长江防线彻底崩塌，雨花台之役失败，吉字营逐渐站稳脚跟，湘军援兵随即蜂拥而至——京师告急，战事日益糜烂，悲观失望的情绪在军中逐渐蔓延，人心浮动、意志消沉，军心斗志更是大打折扣。

1863年1月17日，太平军将领骆国忠献常熟城降清，完整严密的苏州防御圈从北面落出破绽。紧随其后，1月25日，太仓守将钱寿仁又率2000人出城投敌，此后太平军虽凭城固守，无奈淮军借火炮、舰船之威，几乎无坚不摧，进入5月之后，随着重镇太仓、昆山相继沦陷，苏州东面防线彻底崩溃。

东、北两条用兵通道已完全打开，李鸿章随即兵分三路，对苏福省首府的苏州发起最后总攻。

6月初，淮军先后攻占苏州娄门外三四十里的唯亭、界浦、甪直等镇，刚刚结束“进北攻南”战役的李秀成，闻讯由天京紧急返苏，并亲自督师组织多次反攻，却依然无法挫败外围淮军的攻势，而此后太平军在苏南的整体形势日趋被动。

苏州告急，天京在湘军围困下也同样是水深火热，忠王虽心系苏福省，洪秀全却以首都安危为要务，并于7月时下旨，将返苏不久的李秀成再次调回天京。

此后，作为太平军最高统帅的李秀成，只能频繁往来于天京、苏州两地，但此时太平军军心涣散、战斗力也根本无法与湘、淮两军抗衡，忠王左支右绌却倍感力不从心，历经数月苦战，不仅京师保卫战未见起色，苏州外围的近城据点还被逐一攻陷，时间来到11月，淮军与英法联合部队从东、南、北三面径抵城下，苏州城防愈发岌岌可危。

山雨欲来之际，表面平静的姑苏城，内里却早已暗流涌动。守城诸将中，只有慕王谭绍光意志坚定，执意死守。而像纳王郜永宽、比王伍贵文、康王汪安钧等人，当初加入太平军不过是在乱世中为求温饱苟活，而苏州醉生梦死的生活，又早早耗尽了他们的斗志，此刻四面楚歌，这些人更是意志动摇，开始预谋献城投敌。

11月下旬，纳王郜永宽等通过太平天国叛将郑国魁从中牵线，向淮军主帅李鸿章表达了投诚之意，11月28日，时值李秀成远走天京，康王汪安钧又与淮军程学启在城北阳澄湖秘密会晤，商谈投降事宜，并计划次日淮军再次攻城时，趁乱将主战的慕王谭绍光关于城外，然后率众献城投降。

好在慕王命不该绝，29日凌晨忠王突然返回苏州督战，叛乱计划只得暂时搁浅，但当日战役之中，纳王郜永宽公然拒绝出战，并擅自放弃城北齐门外石垒，令淮军直抵城下。

眼见苏州深处重围，沦陷在即，而郜永宽等人拥兵自重，已很难驾驭，李秀成无奈提议让城别走，只是谭绍光“主张坚守，奋战到底”，而其余诸王早做好献城投敌的打算，更是纷纷反对忠王的意见。

让城别走的决策就这样被部众否决，1863年冬天来临之际，苏州的最终陷落只是时间的问题。

此时以郜永宽为首的叛军，控制着苏州六座城门中的四座，而麾下部队数量更是占到城内守军的四分之三，关键时刻，忠王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对这座城市的掌控。

30日深夜，李秀成率所部万余人经胥门潜出苏州，而在离开之前，忠王将全城的战守之事委于慕王谭绍光，并同郜永宽等人进行了最后一次开诚布公的交谈：

现今我主上蒙尘，其势不久，尔是两湖人，此事由尔便，尔我不必相害。

从谈话的内容来看，李秀成自然是猜测出了叛徒的心思，也察觉到危险即将临近，但作为太平军主帅，他没有试图去制止可能发生的叛乱，却仅仅只是要求手下“不必相害”，而最令人费解的是，忠王并未将谭绍光一并带离凶险之地，甚至从始至终都没有向这位忠心耿耿的下属透露过任何潜在的危险。

李秀成的默许与放纵，无疑加速了叛乱的发生，而毫无防备的慕王谭绍光，却要在接下来的时间，面对一群丧心病狂又心怀叵测的小人。

忠王即走，叛乱集团再无顾忌，策划投降活动也更加频繁、猖狂，12月2日，郜永宽私出齐门，再次与程学启取得联系，商议明日淮军继续攻城，届时纳王各部所辖军队将头扎白巾不予抵抗。与此同时，陈学启也代表李鸿章承诺，事成之后将分别授予八位降将总兵、副将之职，并保证其各自部队的安全，以上协议，由常胜军首领戈登出面担保。

次日淮军分从苏州六门发起猛攻，叛将所属人马果然按兵不动，而慕王决心与城偕亡，调集剩余所有兵力，坚守阵地，激战一昼夜，淮军始终无法得逞。

虽侥幸得保城门不失，但郜永宽等人行踪鬼祟、作战消极，谭绍光到底还是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4日中午，慕王召集众将于府中议事，其间指责郜永宽等人意志不坚，不料康王汪安钧突然离席发难，以袖内暗藏匕首直刺慕王头颈，谭绍光猝不及防顿时血溅当场，其余叛将随即一拥而上，斩下其首级后，便迫不及待于当日深夜开城向淮军投降。

只是投降自然也有投降的规则，偏偏郜永宽、汪安钧这帮卑劣小人，无论在哪个阵营都是漠视规则，不按常理出牌的人物。

诸将投降之后，既不剃发易服，也不主动上交部队，还自以为献城有功，急不可待地向程学启寻求兑现总兵、副将的许诺，同时异想天开的提出要将麾下三万多人的部对编为20个营，并仍由他们统领指挥。

尽管当初有所允诺，但降将桀骜不驯的态度和众多无理的要求，仍令程学启暗生恶感。在他看来，这些人“围困始降，毫无悔罪之意，仍多非分之求”，随即便向李鸿章禀明情况，并建议主帅斩草除根。

而献城当日，李鸿章见这些叛降之人个个年轻气盛，举止粗鲁又缺乏基本的修养，也担心若不能满足对方的要求，日后仍会叛乱，虽然杀降不祥，还会招致背信弃义的污名，但为免再生祸端，淮军主帅最终还是接受了程学启的建议。

1863年12月6日，李鸿章假意设宴为郜永宽等人庆功，席间却埋伏刀斧手突然入帐，将正在做着荣华富贵美梦的八位降将悉数诛杀。

郜永宽等毙命之后，程学启随即下令，将苏州城内各大王府洗劫一空，掠得大量金银钱财和奇珍异宝。而已经缴械的三万多太平军将士，则被以发还遣散路费为名，骗至双塔寺后院，然后遭到集体大屠杀。

无论生死成败，苏州之战都是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攻守双方，没有任何人在这场战争中成为真正的赢家。

李秀成坐视叛乱发生，最终不仅爱将惨死，辛苦经营三年的苏州也成为他人囊中之物。

而如郜永宽之流残杀同袍、叛国投敌的无耻小人，最终同样在“鸿门宴”中遭到了报应，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另一方面，诛杀降人的刽子手程学启，本是太平军叛降之人，双手却沾满了曾经战友的鲜血，结果此人在不久后的嘉兴之战中，意外殒命城下，不知这是否就叫做天理循环，屡试不爽。

程学启

攻克苏州令李鸿章功成名就，但背信杀降也成为淮军主帅一生中饱受诟病且难以洗刷的污点，乃至于三十多年后李鸿章访德，在于“铁血宰相”俾斯麦交谈之间，其大谈镇压太平天国的功劳，而对方闻言则轻描淡写地表示：“我的一生，从来不以杀降作为炫耀的资本！。”不屑之情，溢于言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