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隆会议前后与周总理在昆明
在云南工作期间，同周恩来总理的几次接触，给我留下美好而珍贵的回忆。解放初期，我国领导人出国访问通常经两条要道，一条是香港，另一条就是昆明，而且以昆明这条线为主。周总理参加万隆会议，出访欧亚非各国都选择了这条线路。
1955年，周总理率领陈毅、乔冠华、陈家康、杨奇清、李富昆等同志，出席万隆亚非会议前后，都曾在昆明停留。我在陪同过程中，与总理有过亲切的相处。出国前，在昆明议论各项准备工作时，传来我国先遣队所乘飞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在港被炸、机上人员遇难的消息。总理闻讯异常悲愤，为平缓总理的心情，我陪他在昆明近郊的一些名胜处游览，曾到过大观楼、黑龙潭等处。那时总理刚刚动过大手术，尚未复原，走路都很吃力，每上七步台阶就得歇一会，就连走平地，也得把脚抬高再往下放。我由此感到总理为国事操劳的忘我精神实令人敬佩，按理刚刚动完手术，应静卧休养，但为贯彻我们党和政府的外交路线，不得不在身体衰弱的情况下，出席重要的国际会议，而且在会上气宇轩昂，有理、有利、有节地开展外交斗争，侃侃陈述我们的外交方针，赢得举世瞩目的重大胜利。
总理在昆明期间，我们安排他住在龙云先生原来住过的震庄。那座房子附近的近日楼上安有报时器。一天中午，我陪总理吃饭时，报时器突然鸣响。总理听见后，放下筷子问我和刘明辉（当时云南省的公安厅长）:"这是什么？"我们回答是报时器之后，总理又说："在市区内应该有个安静的环境，你们要这个东西干什么？让它影响工作，扰乱群众的休息。"我连忙向总理解释说："这是原来就有的。"总理听说更加生气地说："什么原来就有的，还不是你们省长大老爷的新政！"总理严肃认真的态度，使我无言以对，报时器确实是原来就有的，我们听惯了习以为常，没有考虑到影响市区的安静和群众的休息，而未采取措施，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由于受到总理的批评，吃晚饭时我有些拘谨。总理则又主动给我和刘明辉斟酒，还很风趣地说："批评是要批评的，酒还是要喝的！"顿然使紧张的气氛消逝。我们也劝总理喝酒，他说身体不适暂不能喝。
总理开完万隆会议后，又回到昆明。万隆会议，确立了国际上国与国之间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是第三世界反帝、反殖斗争的重大胜利。云南省委决定举行大规模的游行庆祝大会，组织三十万人的游行。我们事先搭了个观礼台，距马路约十米，总理也看过了，他很满意，但后来，公安部门的负责同志觉得不安全，因新中国成立初期，斗争形势还比较复杂，恐怕出什么意外。他们找我们商量，建议把观礼台撤到距马路五十米的地方，旨在位于手榴弹的杀伤力达不到的距离处。为确保总理安全，我们只好同意。又连夜把观礼台后撤。但是，庆祝大会开过后，我陪总理吃午饭时，他很不高兴地责问我："你们把台子撤那么远是为什么？这究竟是什么问题？"我只好如实向他作了汇报。不料，总理听后更加生气地说："你们这么做毫无道理，我在国外都不怕死，怎么回到国内倒怕死了。你们把台子撤那么远，使领导人见不着群众，群众也看不见领导，是不是想让领导离群众越远越好？相互间连面都不能见，这是什么问题，这是意识形态问题。"总理的这番批评使我终生难忘，他时时事事考虑的总是群众而不是自己。
当天下午，我又陪总理到云南民族学院参观，学员们都穿上了鲜艳夺目的民族服装，打着象脚鼓，和着优美的音乐载歌载舞，兴高采烈地欢迎总理。总理下车后，一下子就跑到人群之中，和群众手拉手，又是唱歌、又是跳舞。只见他和群众没有任何界限，人家举手，他也举手，人家抬腿，他也抬腿。其实，他并不会跳那些民族的舞蹈，只是跟着一起跳，但却一下子置身于群众之中。这件事尤其对我有深刻的教育，后来我常以总理为榜样自我反省：为什么总理职位那样高，工作那么忙，还能到群众之中，那么容易和群众打成一片，我自己为什么就做不到这一点呢？可见自己的领导干部架子没有完全放下来！
周总理一行回北京的前一天晚上，云南省委设宴为他们饯行。省委的几个同志在一起合计着想搞得热闹些，要尽量让总理喝酒，而且要尽兴方休。为此，特意找了几个酒量大的人陪同，我和秦基伟同志都被推选上了。但在宴会开始时，总理和陈毅同志都不喝，而是乔冠华、陈家康、李富昆等和我们频频碰杯。他们都是海量，咕嘟咕嘟几大杯下去，像没事人一样，而我却已有几分醉意。正在这时，陈老总过来了，他满面春风地说："我向来不喝酒，也不会喝，但我现在来陪你们喝几杯！"这一来，我们云南省委的几个同志也都不示弱，我又一气和陈老总对了六七杯，全是一两多一杯的茅台。酒一下肚，眼前有些摇晃，有些招架不住了，但还要硬撑着。不料，这时总理又举起杯走来说："我身体不太好，本不打算喝酒。但今天这样热闹，我不能不陪大家一起喝几杯。"说着就要和我碰杯。总理来敬酒，我又不好不陪，结果又一连碰了十一杯。这时已感头脑发昏，不知东南西北了。还要举杯，被总理微笑地劝阻了。
第二天一早醒来，突然想到总理要乘飞机返回北京。我连忙赶到宾馆为他送行。心想，总理不知是否也醉了。谁知到那一看，总理若无其事地正在和所有的服务员、炊事员一一握手，合影留念。总理看到我后朗朗大笑说："影秋同志，我们不知你的酒量这样小，竟使你醉了，对不起！对不起！"总理待人，总是那样亲切而热情，充满了情趣和魅力。
事隔九年之后，我调到中国人民大学任党委书记和副校长，有次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又碰到了总理。他看到我后，就指着我说："你不是到底来北京大会堂开会，又碰到了总理。他看到我后，就指着我说："你不是到底来北京了吗？你靠近我坐！"当我走近总理坐下后，他又问我："你为什么不愿意到国务院工作？"（我在南京大学工作时，总理曾调我到国务院任副秘书长。）我说："不是我不愿在总理身边工作，实在是怕耽误您的大事，您精力那么好，每天睡得那么少，我精神不济，误了您的大事怎么办？"总理笑着挥了挥手说："什么精神不济，你不就是失眠吗？每晚睡前喝两杯白兰地，保你能睡好觉。"这时，我又想到昆明对酒的情景，不禁哑然失笑。
1956年，总理到云南参加泼水节时，我正在中央党校学习，总理邀请了缅甸的客人一起到德宏自治州共度佳节，要求云南省委的一些领导和夫人都出陪。一个个都穿着节日盛装，焕然一新，那时凌静同志代表我出席的。因为帮一位夫人穿傣族民族服装，迟到了一会儿。总理见后批评她说："你是主人，怎么到得这样晚呀！"总理办事，一向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很注意礼貌。而我们在这些方面往往注意不够。
我在云南工作期间，还接待过取道昆明出国的陈毅、贺龙、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接待过民主德国的总统皮克等贵宾。陈毅同志曾多次提议我出任驻外大使，他曾诚恳地对我说："现在大使人才很缺，你年轻能干，又有文化素养，正好顶用。"我则感到搞外交工作，自己有些力不从心，便对陈毅同志说："我现在这点事都干不了，还当大使？我怕洋人。"
1955年接待民主德国总统皮克
到中央党校学习
1956年8月，我从昆明北上，先在北戴河参加了中央的体制会议，8月底回北京参加党的八大预备会，连续开了两次预备会后，接着开正式会议，直到9月底会议才结束。
我感到八大会议开得很成功，体会最深的是会议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总结了七大以来以及建党三十五年的历史经验，认真贯彻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达到了党内团结、国内团结和国际工人阶级的团结，适时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方针，指出了我国生产力落后，决定要大力发展科学文化，提高生产力，等等。在八大会议上，出席会议的各兄弟党对我们党共同称道的有如下几点：(1）在党内斗争问题上，充分体现了与人为善、治病救人的方针；(2）坚持群众路线，成功地贯彻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针；(3）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具有中国特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创举。从大会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以及兄弟党对我党的赞许中，我还体会到要继续保持党内外、国内外的团结，要保证党的兴旺发达，其中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遇事同群众商量和谦虚谨慎是十分重要的。遗憾的是，八大会议后不久，我们党以及毛泽东主席在这些问题上都发生了失误，未能很好地坚持和贯彻八大制定的路线。
我在来北京参加八大会议之前，云南省委已作出决定：会后我到中央党校学习。这是我非常渴望的。因为从抗日战争以来，多处于战乱之中。新中国成立后在川南和云南工作这几年，工作又是那么繁忙，很少有机会坐下来认真读点书。因此，参加了国庆观礼后，于10月4日我即到中央党校报到学习。
在中央党校学习将近一年，确实认认真真地读了点书，读了不少基本理论著作，也广泛阅读了一些文史论著和资料。为了鞭策自己，考查自己的勤惰，这一年内，我坚持每天记日记、写读书笔记，每日进行学习小结。
到了1957年春天，社会上有一股议论，以北京高校尤烈，说共产党领导不了学校，甚至要共产党退出学校。当时，我从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心出发，不相信共产党领导不了科学文化和教育事业，也不相信共产党人成不了业务的内行。我想自己到一个学校试试看，因此，向党中央写了报告，请求党中央批准我到教育部门工作。不久，党中央同意了我的请求，决定调任我为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于是，我欣然服从了党中央的决定。1957年8月8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于是，我欣然服从了党中央的决定。1957年8月8日，自北京飞往昆明，对云南省的工作做了交代，随后，告别了我的第二故乡云南，只和凌静同志带着我三个幼小的孩子，经四川重庆乘轮东进。当时，孩子还小，不适应气候的急剧变化与旅途的颠簸，一路啼哭。而我则心潮起伏，既有对云南的恋情，也有对新的工作的向往和联想，随着思绪萦绕，我在轮船上写下《别昆明》:
五华风寂晓云轻，入望湖山感不胜。
系我多情行道柳，两行秋色出昆明。
滇池影落万人家，雨后郊原处处花。
舟下西陵仍西望，故乡难得好山茶。
入群不久又离群，况复西风老白苹，
月上秦淮天似水，昆明湖色想如春。
就这样怀着依依难舍的心情，告别了滇池，告别了云南各族父老兄弟，从此，我又转入了党的教育战线！
【郭影秋(1909- -1985) ，原名玉昆，又名萃章。江苏铜山人，出生于普通农民家庭，1928年肄业于无锡国学专修科，1930年考入江苏教育学院，1932年毕业于江苏教育学院。毕业后在沛县中学教书期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湖西抗日根据地开创了湖西中学。1935年起从事中共地下工作， 后投笔从戎，曾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解放军十八军政治部主任等职。从解放战争开始，郭影秋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政治部主任。解放后历任川南行署主任、云南省长兼省委书记。1957至1963年任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63年调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兼副校长，1978年人大复校后任党委第二书记兼副校长。1985年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