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化文/文
张勋
一、张、白关系
据说，我祖父当马弁的时候，张勋有时到那军官家里去，很喜欢我祖父，就要过来当自己的卫兵，逐渐升到卫兵排的排长。任务是在北京张勋的私宅（可能是南河沿老宅，那时还不够大，后来张勋才造了北京西城太平仑一大片小楼房）看家护院。这个地位使他能与张勋接近，便于张勋观察他。后来张勋发现他忠于自己，有带兵能力，就带他到南京、徐州一带，在宣统年间，逐渐升到营长，统领（团长）。并以定武军第四路统领的身份带兵进驻海州，这是他半独立于张勋之始。
所以，某些人一直当面叫他“统领”。这些人，是他在宣统年间进驻海州时的老部下（我们家叫这些人为“老人儿”），属于嫡系中的嫡系，最受我祖父重视，对他们也很客气。
二、打 南 京
一九一三年（民国二年）七月至九月间，国民党二次革命。袁世凯派冯国璋率张勋、雷震春等北洋军攻南京。这次战役是我祖父入伍后参加的第一次大战，也是他爬上去的开始。在我家传述中，对此战极为重视，习称为“打南京”。
当时我祖父是统领（张勋的部队入民国后仍用清朝军衔，不用“团长”之称），是张勋部的先锋。张勋原是清朝的江南提督兼江防大臣，辛亥革命中在南京被革命党打跑了的。此次卷土重来，渴望高升“两江总督”（当然，入了民国，名称改为江苏都督之类）。可这次攻城总司令是冯国璋。张勋也明白，袁世凯内定要把江苏都督给冯。张勋唯一的希望是，袁会遵守“先入关者王之”的许诺，如张勋部能先攻陷南京，都督或可有望。因此，冒伤耗实力之大不韪，严令我祖父不惜牺牲一切，一定要先进南京。当时的分工是：张部攻太平门，重部攻南门，冯部攻北门。自八月十七日起，打了半个月，爬城多次。时当夏季，我祖父打着赤膊上阵，用指挥刀乱砍退下的残兵，部队损失过半，还是攻城不下。最后采纳王馥生（名王馨兰，字馥生）的建议，挖地道，用棺材盛满炸药送到城墙下，轰倒太平门城墙一角，于九月一日首先入城。进城后，遵曾国落“老例”，官兵“放假三天”。据说，我祖父倒是没有搞污辱妇女行为，他惧内，在北洋大小军阀中算是最不好色的。他自己也没去抢，而是守在团部，等着坐地分赃。但他的部下，纪律很坏。
张勋率先攻克南京，袁世凯只好改变原计划，授他勋一位，江苏都督。但干了不到一个月，就因入城放假时某人部下伤了三个日本人，日本帝国主义者联合英美，压袁世凯撤掉张勋，袁世凯正中下怀，仍依原计划用冯国璋换下张勋。张勋被委为“长江巡阅使”，把苏北一带地盘划给张勋。
张勋虽然锻羽而归徐海，但我祖父这一战“有功无过”。所以，从袁到张，都要酬劳他。张勋手下第一员战将是张文生，经常在张身边，代张掌握“定武军”的整个部队和地盘，算是二把手（文的军师是万绳栻）。张文生从一九一二年起即任徐州镇守使，一九一四年改徐海镇守使，管辖徐州到海州一线，后兼定武军总司令（张勋位在总司令之上，称“张大帅”浑名“辫儿帅”）。我祖父是仅次于张文生的第二员武将，已占据海州地盘（但名义上归张文生管），还在南京立下战功。
所以，几经折冲，终于在袁世凯“篡国”“登基”前夕，分批任命的名单上，出现了我祖父的名字。
一九一五年十二万二十三日，我祖父被封为一等男，同名单封张文生为一等子，张勋已于二月十一日封为一等公。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我祖父被任命为新设的“海州镇守使”。而张文生仍任“徐海镇守使”，不恢复“徐州镇守使”原名。从名义上似乎“徐海”凌驾“海州”之上，这是因为张勋和张文生坐镇徐州，不愿我祖父太独立化，且造成分张勋之权的印象，所以才在名义上挖空心思。从此，这两个镇守使的名称沿用到一九二七年取消。邵文说我祖父于一九一八代（民国七年）才被任命为海州镇守使，是不对的。准确地说，镇守使和一等男都是袁世凯以洪宪皇帝的名义“始封”的。张文生的徐海镇守使上任较早，一九一三年为“徐州”使，一九一四年改为“徐海”使，是袁大“总统”以民国名义任命的，洪宪时重新加委而己。此外，我祖父还“荣获”袁世凯特颁的“洪宪”年号瓷器一套。这是袁为登基赏人在景德镇定烧的。据说只定制了二百套，是中国近代瓷器史上名；瓷之一。这套瓷器后来归了我母亲，已残缺，一九六六年抄家时上交。
当时的镇守使，所辖标准兵力为一个混成旅。一九一五年底袁世凯的“策令”说明我祖父占据的地盘已被承认，而且由团长向师长过渡（一个混成旅比一个师小不了多少）。这大都因为“打南京”有功。
三、复辟前后
“复辟”是导致张勋集团解体的一件大事。家人常说：“你爷爷一辈子就想当个海州王，也就算了。”我祖父这时已当了几年“海州王”，张勋对他也客气起来。祖父基本上是“听调不听宣”。对复辟，我祖父和张文生都比较明智，认为很难办到。他们认为，这都是内部万绳栻外加政客康有为等那帮文人哄着大帅“打哄”。所以，张勋去北京时，张文生派的卫队主力只有四个营，计手枪和机枪队一营，小型炮炮兵一营，步兵两营，兵力实仪一千五百人左右。带兵的是统领苏锡麟。此人字玉书，是当时任内务次长的张志潭的姨表兄，原为我祖父部下二营营长，后调归张文生部下，是个十分忠于张勋又能打仗的军宫。苏玉书（我叫他“苏爷爷”），后来闲居天津，“文化大革命”后期（还可能是在拨乱反正后）才死，活了九十多岁。
张文生另委李辅廷统领步兵六营，约二千五百人，作为外围护卫。这个安排欠妥。因为李是个吹拍之徒，既无作战能力，更无作战决心，而且随风倒。
张勋向来视部下大小军官为奴才，遇有政治大事只和督军团的大军阀商量，有些文人、政客给出主意。不过，张勋对这些文人，包括康有为在内，骨子里也是看不起的。张勋复辟前，在徐州虽开了许多准备性的会议，但都是和以上两类人开。张文生还参加一些非核心的会。我祖父因路远又热衷搞自己的布置倒不甚了然。不然，对这种轻率举动，一定坚决反对，起码建议多带兵。对此祖父晚年常说：“四千大兵搞复辟，那能干得过四万万（当时统计中国人口为四亿了）。十万人打一千，一人必口唾沫就把他淹死了。这下可好了，张大帅青史有名了，大伙的功名差不点儿都让大帅给送了。
据王馥生等传说，张勋迷信，复辟前和万绳栻、康有为等扶乩，乩语为唐代大诗人杜甫诗一句：“落花时节又逢君”。
而“落花时节”在何时?乩语又引李口诗；“江城五月落梅花”。一九一七年有闰二月，阴历五月正当阳历六月底七月初。所以，张勋在七月一口（阴历五月十三日）匆匆复辟。他失败后，还以为是对神示领会不透所致。因为，“又逢君”，只是见到了溥仪，这一点张、康作到了。但下场是“落梅花”“只有点忠节遗香而已”。以上传闻，我家中人均耳熟能详，但无法核实。
复辟时，李辅廷的六营兵驻北京天坛，被收买不战而降。
苏玉书四营兵守卫南河沿张宅。据苏玉书说，当时的院系军阀通过张志潭，派人来和苏谈判，以实授一个镇守使为条件，叫他投降。那样，张勋如不自杀，就会被擒。别的军阀有些赞成复辟的文件在张勋手中，如生擒张勋便可迫他拿出来，若张一气自杀更属死无对证。苏考虑到：一怕对不起张大帅；二因这镇守使，皖系是拿不出地盘来的，现成的只有牺牲我祖父，又对不起把兄弟；当然，他也考虑到，若以那种“叛徒”的而目出现，又手无寸铁地去接收，我祖父这伙子人是不干的；三则张勋这时也放风，说文件都交大太太曹夫人放在天津银行里。所以，苏拿出“仗义”的劲头，打了两天，以答应由荷兰使馆派车接走张勋为条件，送走大帅后投降。最后，率被遣散的残兵千把人，坐火车回徐州见张文生交差。张文生和我祖父等都说苏能打、仗义，李辅廷是王八下的软蛋。可是苏玉书已手下无兵，更要命的：一是无枪，张勋部队的精良枪械被他丢光；二是背着参加复辟之名。从此无人重用他。
张勋的定武军当时实际人数约二万五千人，以营为战术单位，共六十营。在北京被消灭十营四千人，尚余五卜营的二万人，由张文生和我祖父分别统率。我祖父所部的五六千人，按地区说，应为江苏省接管。当时我祖父就有投靠新任江苏督军李纯的想法。可是冯国璋、段祺瑞等怕李纯接收不了张勋的部队，就派安徽督军、张勋的老友倪嗣冲来接收定武军。叫两位镇守使继续供职。这种跨省而治的办法容易使人误会为遗散前的临时措置，于是，一九一七年（民国六年）九月二日起，张文生所部首先在徐州哗变，接着波及海州我祖父所部，最后，连倪嗣冲的大本营安庆的倪氏“安武军”也起了连锁反应，发生兵变。倪嗣冲真可谓捉鸡不着蚀了一把米矣。邵文说海州兵变在“民国五年五月二十四日”，那时尚未“复辟”，何来兵变，所记是错误的。我祖父倒确如邵文所记，跑到南京，那是找新主子李纯去了。（徐州政协文史办供稿本县文史办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