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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汴京保卫战，金军没能攻入汴京，这就算北宋赢。

我们不要对北宋抱以太大期望。就金军自身而言，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战略上太过轻敌。北宋比契丹大辽的实力强太多，所以，指望两路总共十万军队就能闪灭北宋，可能性不是没有，但太低。

二是西路军出了问题。粘罕一路没能拿下太原，卡死在了山西高地，没有如约与东路军会师于汴京城下。

三是东路军不够凌厉。斡离不这个人，仅是贪财好色，但对北宋还算友好，完全没有必灭北宋而后快的狠劲儿。

但女真方面的原因不重要，重要的是北宋方面。

即便斡离不对北宋再有好感，那该抢的时候也一定要抢。既然能冲进汴京城内搞抢劫，肯定不会站在汴京城外搞敲诈。

所以，北宋方面的原因最重要。大体上的原因也可以归纳三条：

一是正确的战略战术。不想用正确来形容北宋。因为北宋皇帝一直懵着、北宋庙堂一直晕着，这群蠢货加坑货能有啥战略战术？而且还是正确的？但这跟北宋庙堂的顶层设计没有关系，完全是困兽犹斗的条件反射。

女真兵临城下，总得打吧？女真突击城门，总得堵吧？女真围攻汴京，总要诏令勤王吧？于是，正确的战略战术自然形成，即：城门坚守+勤王援军。

只要北宋皇帝和北宋朝廷不出城投降、不弃城跑路，那就必须按照这个模式组织汴京保卫战。而只要这样组织，就是当时最正确的战略战术。

二是有力的官僚机器。北宋的行政运作一直以低下著称。唯一能够有效率的地方，就是搜刮民脂民膏。但高效敛财也是力量。东汉政府就做不到这一点。所以，我们还是要承认：北宋看似复杂、冗余且低效的官僚机器，非常有力量。

“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其实，非但华夏民族之文化，官僚制，也就是秦制，同样造极于赵宋。虽然有人看不上宋朝的政治，比如钱穆，但历史上哪家王朝快要亡了，还能集中几十万勤王军队和数不尽的战争资源？除了北宋，你找不到第二家，汉唐不行、明清也不行。

只不过赵家官人和北宋庙堂的操作太垃圾。垃圾到自取灭亡，也就真得没救。然而，一旦皇帝危急、朝廷危急，那地方官军真能急急如律令地赶来勤王。第一次是这样，第二次也是这样。

三是实力的绝对碾压。军事实力肯定不行。但除了军事实力，北宋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地有地，哪样实力都是碾压级的存在。说北宋不缺钱，那为什么凑不齐女真人的犒军费？给足金银，女真人不就撤了？

斡离不的犒军费，纯属小孩子算账：两路金军总计五十万人，每人一锭金、两锭银，最后加总是五百万两金、一千万两银。稍微成熟一点儿，他也不会算出这种不着边际的数字。

但小孩子碰到了大傻子。

北宋庙堂还真就雷厉风行地筹金筹银。所以，女真人的刀枪不可怕，天价犒军费才可怕。女真权贵拍脑门子算账、北宋庙堂不折不扣执行，二货加蠢货，汴京百姓也就只能哀叹生错了时代。

但是，以上这些不是最重要的原因。最重要的原因是李纲。

没有李纲犯颜直谏，那宋钦宗真会逃跑。宋徽宗逃跑、宰执就逃跑，宰执逃跑、朝廷就逃跑，然后底层官员和军队马上做鸟兽散。而且，这伙人的逃跑速度肯定比汴京百姓快得多。如果是这样，那第一次汴京保卫战都不是成败的问题，而是干脆没有。

安史之乱的唐玄宗和大唐朝廷就是前车之鉴。

第一次汴京保卫战，李纲的组织非常出色。形势判断、料敌因对、城防布置、短兵交接，统统可圈可点，甚至可以说非常专业。

李纲唯二不专业的地方有两处：

一是封死汴京。直到种师道抵达，汴京才重新打开城门。几万金军，怎么可能围住百万人口的汴京？这一点，李纲没想到。

二是怀州造车，因为没有足够战马，所以李纲支援山西的时候竟在怀州打造战车，准备用新造战车克制女真骑兵。如果战车好用，那就不会被淘汰。这一点，李纲有些业余。

但是，李纲是文臣，不是武将。所以，他够成功组织汴京保卫战，就已难能可贵。

这是第一次汴京保卫战胜利的原因。主观上的根本原因是李纲。至于其他，也很重要。但没有李纲，则全无意义。

那第二次呢？

历史的结果，大家都知道。所以，着重说一下历史的过程。这个历史过程，概括来说就是：官僚主义害死人。

女真东路军抵达汴京的时间是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渡过黄河的时间，据传闻，是十一月十七日。在当时，北宋庙堂已经蠢到只能用传闻了解女真军队的位置。

但是，对于这个传闻，北宋庙堂死活不信：金军不可能来得这么快。

于是，十一月十九日，北宋派出军队侦察，结果确凿无疑，金军已经渡河。到这个时候，北宋庙堂终于确定：金军真得来了。

然后，北宋应该怎么做？

应该赶紧收拢军队守城、集中物资入城。但是，汴京城外刘家寺竟然还摆着五百多门大炮。

北宋原打算秋季阅兵，以刘家寺为阅兵场，所以提前运过去了五百多门大炮。这些大炮都是可以攻城的。所以，当务之急是赶紧把大炮运进城内，运不进来、毁掉也行。

然后，围绕大炮问题，大宋王朝上演了一幕标准的官僚主义流程：

首先是吵架，通过吵架才能确定这件事到底该由谁来负责。既然是大炮，大家集体认为要由兵部负责，怎么吵架也要吵到兵部。

其次是推诿，推诿的目的就是脱责和躲活。兵部对吵架的结果不认账，说大炮属于枢密院，那就该由枢密院把大炮运回城。

第三是扯皮，扯皮是推诿的极端表现方式，简单说就是协调困难，几个部门一起玩踢皮球。枢密院说我连兵都不管还管什么大炮。非要谁主管谁负责，那大炮是皇帝的内廷军器监运过去的。但军器监更牛，因为自家主官早被免职，所以群龙无首，想管也管不了，于是索性不管了。

第四是继续吵架，既然最初责任人军器监已经废掉，那就应该重新确定一个衙门负责。于是，推诿、扯皮又要再来一个轮回：

先是，指派给负责汴京守御的京城所，你们负责修城墙，金军拿到大炮肯定要轰你们的城墙，所以你们去运；

再是，京城所也不是善茬，硬是推给了兵部下属的驾部司，你们管车马、你们管邮驿、你们最专业，那就让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再又是，驾部司同样老油条，我把大炮运进来，也要存放到兵部下面的库部司，既然是这样，那让库部去运，运回来直接入库；

再再又是，库部司或是没来得及推诿扯皮，或是没来得及运炮毁炮，女真东路军已兵临城下，大家谁也出不去。

最后，终于有了结果，那就是五百多门大炮全都送给金军用来轰击汴京。

李纲因为在怀州造战车而没能快速支援太原，所以被宋钦宗免职。之后，北宋终于瞎猫碰死耗子，做了一次极为正确的决定：用老将种师道顶替李纲。

既然要在河东、河北组织战争，北宋起码也要派一个职业将军总览全局。派李纲去纯属主和派使坏，把李纲排挤出庙堂，然后开个会就能把他整死。所以，最后派种师道顶替李纲，总算负负为正、正确一回。

但问题是为时已晚。

种师道接任的时候，不仅太原沦陷，而且真定沦陷。山西与河北的关键要塞已经没了。种师道也无计可施。

但老将军毕竟是老将军，种师道硬是提出了两条足以扭转北宋被动局面的建议：

一是宋钦宗和北宋庙堂移驾关中长安。宋金战争肯定要打，女真人也肯定继续钳击汴京。既然这样，那就趁战事将起未起之时，把皇帝和庙堂移到最安全的地方。

二是向邓州的南道总管和长安的陕西制置司发出勤王诏令，让他们赶紧派军队入援汴京，就在汴京跟女真人死磕一番。打的赢、打不赢，汴京之战肯定要打。

如果能够及时实施这两条建议，那北宋即便丢了汴京，也不会亡国，因为皇帝没事儿；即便战败，也能败得从容，因为金军再强再快也威胁不到关中。

但是，庙堂竟认为种师道怯战，然后把他召回，随即老将军抑郁而终。

这之后，前线战事一败再败。于是，主和派再次主导朝政：对抗肯定不行，咱们还得求和。

虽然决定求和，但也应该软硬两手准备。

一手是软的，即派出求和使者。这件事，北宋做了，而且做得非常认真。东路军、西路军以及金太宗，全都派了求和使团，而且派了好几拨、好几次。

另一手是硬的，黄河天险赶紧布防、汴京城防赶紧加固、勤王兵马赶紧催促。但是，主和派非要彻底主和。

这群蠢货认为：既然求和，那就必须做出求和的样子、表现求和的诚意；在汴京集中几十万勤王军队，这不是故意刺激女真人吗？

于是，已在上路的南道军队和陕西军队，竟被北宋自己拦了回去。

南道总管张叔夜还算机灵，没走太远。接到宋钦宗御札后，立即从新组织三万军队开入汴京。但陕西的军队比较耿直。你让我撤我就撤，直接撤回到秦凤路和熙河路。

所以，不是北宋的官僚机器没力量，而是庙堂操作太垃圾、太愚蠢，垃圾到自寻死路、愚蠢到令人发指。

因此，女真东路军兵临城下的时候，北宋朝廷展现出了极大的求和诚意：汴京周围几乎见不到勤王兵马。

下面是《靖康纪闻》的记载，看完之后，你就知道官僚主义有多可怕：

以南壁言之，都守御则有孙传，提举则有李擢、郭仲旬、乔师中，统制则有王奕、姚友仲，统领则有高特、范琼、何庆彦、石可宝、李湜，其余逐急差到统制、统领官，不下十数员。每一统制下，使臣不下三四十员，效用不下四五千人。每使臣一员，日给钱八百文，或一贯效用，或三百或五百，率多亲戚门生故吏。

北宋的官僚设置本就复杂。虽然仅是仓促搭建，但第二次汴京保卫战的组织架构也是要多复杂有多复杂。守御司下设正副守御使，以及一群干办公事的高级参谋。

这是领导机构。

执行机构则是提举四壁守御衙门，东西南北四面城墙，一面一个，其中有提举、同提举、统制、统领等各级常设干部，还有管城门的环卫官、管秩序的弹压统制，以及想什么时候任命就什么时候任命的临时统制和提举。

此外，还任命刘延庆为提举四壁，刘韐副之。这俩人是干啥的？勉强认为是守御司这个高级却不干事的决策衙门之外的一个执行衙门吧。因为刘延庆、刘韐是武将，还能干点实事。

从守御使到统制统领，这一整个序列的官员，全是干部，甚至都可以说是业务处。所以，业务处就要有具体办事的高级和低级职员，即使臣和效用。但这些人全都不是拿刀拿剑守城的，而是管人管事管钱的。本就兵少，还要设置这么多官，然后大家还怎么干事？

根本就不是干事，而是镀金、捞好处、发大财的。

又有朝廷权贵内侍请求而至者，身未尝亲战，或不出战而受上赏者，用命当锋者未必收录。至于中伤军兵，有轻伤而得重赏者，有战死而复作逃亡申举者，其弊殆不可胜言。其尤甚则有统率官论功第赏，虽子侄亲戚远在重湖千里之外者，诡名诬奏，例被赏典。

金军都准备用大炮轰城了，北宋官僚们竟然还在想着怎么任人唯亲、任人唯私，甚至能让“远在重湖千里之外”的亲戚子侄得到封赏。

我们之所以对腐败深恶痛绝，是因为腐败不公平。但腐败所制造的恶果，不是不公平，而是不作为、乱作为、蠢作为的祸国殃民。

郭京自云有妙术，掷豆为兵，且能隐形，庙朝诸公以为神人，一京翕然共仰重。傅、杨亦挟术自是，枢密除擢，不问能否，微贱自布衣而为统制，由技术而参机谋，以商贾而任将佐，其弊殆不可胜言。列皆领兵往来城市，真类儿戏。有识之士，颇为朝廷忧，而庙堂自以为得计也。

官僚主义泛滥之下，腐败根本不叫事儿，整个北宋庙堂智商跳水才是问题。

在大家都在忙着守城的的时候，当时的宰相何㮚、同知枢密院及守御使孙傅，竟支持郭京搞了一支堪称“手撕金兵”的“奇兵”部队。

这支“奇兵”的规模高达一万二千人。等到闰十一月二十五，北宋派出了这支神兵利器。然后，一伙人死了、一伙人逃了，夸口的“手撕金兵”没有，真实的逛逛打脸真疼，整个北宋庙堂，包括满怀期望的汴京百姓，都被打得心灰意冷。

第二次汴京保卫战，相比第一次的李纲汴京保卫战更为激烈，展现出的同仇敌忾也更为悲壮。但这些统统都是审美上的，现实则一地鸡毛。我们不该以成败论英雄，但败了总归是有败的原因。而最大的原因就是北宋庙堂长期以来的官僚主义愚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