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原中央委员，遵义会议他投了毛主席关键一票，结局却令人惋惜
世人皆知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却鲜有人知这场会议背后还有一个关键人物。他出身安徽农村，却有机会留学苏联，与王明、博古等人同窗；他曾对毛主席存有疑虑，却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力挺毛主席；他官至中央委员，却三次因病赴苏就医；他是中共早期高级将领，却鲜为人知。这个人就是王稼祥同志。究竟是什么让这位留苏归来的高级干部，在那个危急关头，毅然决然地支持了毛主席？他后来的人生又经历了怎样的起伏？
一、少年求学路
世人都说王稼祥是安徽泾县人，可鲜有人知道他的求学路究竟有多艰难。1906年，王稼祥出生在泾县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家中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一个弟弟。那时的农村，能让孩子读书的人家并不多，王稼祥的父亲却偏偏重视教育，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
1912年，年仅六岁的王稼祥就被送进了私塾。谁能想到，这个农家的孩子天资聪颖，不仅能倒背如流《三字经》《百家姓》，还能写得一手好字。私塾先生常常夸赞说：＂这孩子，将来定能出人头地！＂
世人都知王稼祥后来去了南陵县乐育学校，却不知这其中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1918年的一天，王稼祥的父亲听说南陵县有所新式学堂，便带着12岁的儿子徒步三十里路去报名。那时的乐育学校是当地最好的新式学堂之一，校长见王稼祥举止得体，便让他当场写了一篇文章。看过文章后，校长当即拍板录取了这个面黄肌瘦的农村孩子。
在乐育学校的求学岁月里，王稼祥接触到了许多新思想。那时的学校里经常有人传阅《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年轻的王稼祥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书刊。1920年，他考入了芜湖圣雅阁中学，这是一所由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在这里，王稼祥不仅学习了英文，还第一次接触到了＂德先生＂和＂赛先生＂。
1922年，16岁的王稼祥辗转考入了上海大学附中部。当时的上海，可谓是风云际会之地。这一年，上海爆发了著名的＂五卅运动＂，王稼祥亲眼目睹了工人阶级的觉醒。那些在租界被压迫的工人，那些为反帝反封建而牺牲的烈士，让年轻的王稼祥深受触动。
在上海求学期间，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王稼祥的人生。1924年秋天，他在一次学生运动中认识了共产党员恽代英。恽代英见这个年轻人思想进步，便向他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这样，王稼祥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不久后，他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
那时的上海滩，租界里灯红酒绿，繁华似锦，可在这歌舞升平的背后，是无数劳苦大众的血泪。王稼祥和同学们经常深入到工人区，了解工人生活，宣传革命道理。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个农村青年逐渐成长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
1925年春天，组织决定选派王稼祥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临行前，恽代英对他说：＂小王啊，你要好好学习，将来为革命事业贡献力量！＂就这样，这个安徽农村走出来的青年，踏上了去往莫斯科的列车...
二、莫斯科岁月
1925年初夏，王稼祥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漫长旅途。当时的中山大学位于莫斯科郊外，是专门为培养中国革命人才而设立的学府。这所学校不仅有来自中国各地的进步青年，还有许多苏联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担任教师。
刚到莫斯科的王稼祥就遇到了一个大难题：语言不通。为了能听懂课程，他每天凌晨四点就起床，在寒冷的莫斯科街头背诵俄语单词。很快，他就成为了班上俄语进步最快的学生之一。在一次俄语考试中，王稼祥甚至获得了全班第一名的好成绩。
在中山大学，王稼祥遇到了许多志同道合的同学，其中就包括后来在党内颇具影响力的王明和博古。当时的王明还叫陈绍禹，是学校里有名的＂理论家＂。博古则以勤奋好学著称，经常和王稼祥一起讨论马克思主义理论。三人之间还建立了一个学习小组，每周定期交流学习心得。
莫斯科的课程安排十分紧凑。上午是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课程，下午是军事理论和实践训练，晚上还要参加各种学习讨论会。即便如此，王稼祥仍然坚持每天抽出时间阅读列宁的著作。在图书馆里，他常常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读书心得。
1926年的一天，中山大学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苏联著名军事家图哈切夫斯基元帅。这位红军统帅为学生们做了一场精彩的军事理论讲座。王稼祥全程认真记录，课后还主动向元帅请教了许多军事问题。这次经历对他日后的军事理论水平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莫斯科期间，王稼祥不仅刻苦学习理论知识，还积极参与实践活动。1927年春天，他参加了莫斯科工人举办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游行。看着数万工人高举红旗游行的场面，让他对无产阶级革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学习之余，王稼祥还经常和同学们一起参观列宁格勒（今圣彼得堡）的十月革命遗址。在参观完冬宫博物馆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亲眼目睹了十月革命的历史现场，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念。＂
到了1927年下半年，国内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大革命失败的消息传到莫斯科，让所有留学生都感到沉重。这时的王稼祥更加刻苦地钻研革命理论，希望能为中国革命找到正确的道路。
1928年初，中山大学开始分批调派学生回国。临行前，学校专门组织了一次理论考试。在这次考试中，王稼祥的成绩名列前茅。他的论文《中国革命问题》获得了评委们的一致好评。就这样，经过三年的留苏学习，王稼祥带着丰富的理论知识踏上了归国的征程。
在莫斯科的求学经历，为王稼祥日后的革命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不仅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还建立了广泛的革命人脉。这些都为他后来在遵义会议上做出正确判断奠定了重要基础。当年那个在莫斯科寒风中苦读的青年，即将在中国革命的重要关头扮演关键角色...
三、遵义会议上的关键一票
1934年秋，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这次战略转移的开始并不顺利，在湘江战役中损失惨重。当时的中央领导层中，博古、李德等人仍在坚持着不合实际的军事指挥方式，部队的处境愈发艰难。
1935年1月，红军终于走出了湘西苗寨的崎岖山路，来到了贵州遵义。这座并不起眼的小城，即将见证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重要转折。1月15日，在遵义县城柏辉章公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召开。
会议开始时，王稼祥坐在会场的一角，仔细听着与会同志的发言。毛泽东首先发言，他用详实的数据和具体的战例，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随后，周恩来作了自我批评，承认在军事指挥上犯了错误。当博古发言为＂左＂倾教条主义辩护时，王稼祥注意到其论述缺乏实践依据。
作为早年的留苏同学，王稼祥对博古和王明的军事主张一直持保留态度。在长征初期，他就多次看到因教条主义指挥造成的损失。特别是在湘江战役中，由于强行采用阵地战，红军损失了大量优秀将领和战士。
轮到王稼祥发言时，他拿出了一份在长征途中记录的战例分析。这份材料详细记载了此前几次重要战役中＂左＂倾教条主义指挥造成的具体损失。他指出，在游击战争中机械照搬欧洲战争经验是完全错误的。
会议进行到关键时刻，需要表决新的军事领导人选。这时的王稼祥，深知这一票的分量。他果断支持了毛泽东的军事主张。最终，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
鲜为人知的是，就在投票前的休会时间，博古曾专门找到王稼祥。两人是多年的留苏同学，博古希望王稼祥能支持他继续留任。但王稼祥婉言谢绝了老同学的请求，他说：＂现在是革命处于生死关头的时候，必须实事求是。＂
会议结束后，红军继续向川北挺进。在行军途中，王稼祥经常与其他同志讨论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他说，这次会议不仅解决了军事路线问题，更重要的是确立了一个符合中国实际的领导核心。
遵义会议后的战役充分证明了这个选择的正确性。在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等战役中，毛泽东灵活运用军事战略，多次重创追击之敌。每当看到这些胜利，王稼祥就更加确信自己在会议上的抉择是正确的。
然而，这次会议后不久，王稼祥就因旧病复发不得不暂时离开长征队伍。临行前，他将自己记录的会议详细笔记交给了中央档案科。这份珍贵的历史文献，后来成为研究遵义会议的重要史料。
1935年春，养病期间的王稼祥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详细分析了遵义会议后红军战术的改变及其成效。他特别指出，实践证明，只有按照中国的具体情况制定战略战术，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四、国际活动的先驱者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际统一战线工作变得尤为重要。作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主要负责人，王稼祥开始了他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重要工作。
这一年的8月，王稼祥奉命前往莫斯科。在莫斯科期间，他多次与苏联共产党领导人进行会谈，详细介绍了中国的抗日形势。9月15日，他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一份关于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详细报告。这份报告不仅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时局的分析，还提出了具体的国际援助请求。
1938年春，王稼祥转赴欧洲，在巴黎设立了中共驻欧洲办事处。这个办事处成为了党在欧洲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要基地。在巴黎期间，他接触了大量欧洲进步人士和海外华侨。4月，他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援华募捐活动，筹集到大量医疗物资。
同年夏天，王稼祥在伦敦会见了多位英国工党议员。会谈中，他系统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正义性，获得了英国工党的支持。这些工党议员后来在英国议会多次发言，呼吁英国政府对中国抗战给予更多支持。
1939年初，王稼祥回到延安，向中央汇报了国际统战工作的成果。3月，他又马不停蹄地前往重庆，与国民党方面商谈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在重庆期间，他还秘密会见了美国记者斯诺，向其介绍了中共的抗日主张。
1940年，王稼祥组织建立了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外语广播部。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用外语向国际社会发声。他亲自审定了第一批英语、俄语广播稿，使国际社会能够及时了解中国的抗战情况。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急剧变化。王稼祥立即着手调整对外工作策略。他提议在重庆设立中共南方局对外联络处，加强与盟国驻华机构的联系。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批准。
1942年，王稼祥主持编写了《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手册》，这是党的第一本系统的外事工作指导文件。手册中详细规定了对外交往的原则和方法，为党的国际工作提供了重要指导。
1943年，他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介绍中国革命的外文书籍。这些书籍通过各种渠道传到国外，对提升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影响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同年，他还派人到重庆协助美军观察组前往延安，为后来中美合作抗日奠定了基础。
1944年，王稼祥开始着手筹备在美国设立党的办事处。他起草了详细的工作计划，并挑选了一批精通英语的干部进行培训。虽然这个计划因各种原因未能实现，但其中的很多设想在抗战胜利后得到了运用。
1945年抗战即将胜利时，王稼祥向中央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强国际工作的建议》。他指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党的对外工作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必须未雨绸缪，做好充分准备...
五、理论工作的开拓者
1946年春，王稼祥在延安主持创办了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设立专门的理论研究机构。研究室成立之初，他就组织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教材，系统总结了中国革命理论的发展历程。
1947年，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王稼祥带领理论研究室的同志们开展了一项重要工作：整理延安时期的重要文献。他们在窑洞里工作，将散落各处的文件、讲话记录等资料进行分类整理。这些珍贵的史料后来成为研究党史的重要依据。
1948年，王稼祥提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方法。他要求研究人员定期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群众实践。在他的倡议下，理论研究室的成员分批到解放区农村进行社会调查，收集了大量一手资料。
1949年初，他主持编写了《中国革命理论发展史》。这本著作首次系统梳理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历程，特别是详细记录了遵义会议后党的理论发展过程。这部著作成为后来中共党史研究的重要参考文献。
建国初期，王稼祥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他提出要重视理论队伍建设，培养专门的理论研究人才。在他的推动下，全国多所高校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所。这些机构为新中国的理论工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1950年，他组织开展了第一次全国性的理论讨论会。会议探讨了如何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这次讨论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学风，对后来的理论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
1951年，王稼祥提议成立中央编译局，专门从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他亲自审定了多个重要译本，保证了译文的准确性。这些译本为广大干部学习理论提供了可靠的参考资料。
1952年，他组织编写了《辩证唯物主义教程》。这部教材打破了照搬苏联教材的做法，结合中国实际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全国产生了广泛影响。
1953年，王稼祥开始关注理论普及工作。他提出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讲解理论。在他的建议下，各地开始编写通俗理论读物，使理论宣传更接地气。
1954年，他主持制定了《关于加强理论研究工作的规划》。这份规划明确提出要培养年轻理论工作者，建立理论研究梯队。按照这个规划，一大批青年理论骨干得到重点培养。
直到1955年病重之前，王稼祥仍在关心理论工作。他最后一次出席会议时，还在讨论如何加强基层理论学习。他说，理论工作永远要面向实践，为实践服务。他留下的大量理论文章和讲话记录，成为党的理论建设的宝贵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