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57年2月16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各报刊、中国作协、中科院和青年团的负责人开会,讨论文艺思想问题。
在讲话中,毛主席提到了胡适:“我们开始批判胡适时很好,但后来就有点片面性了,把胡适的一切全部抹杀了,以后要写一两篇文章补救一下。对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能抹杀。”
毛主席当然不认为胡适是对的,“我们开始批判胡适时很好”,但是不能“用片面性来反对片面性,这是形而上学的方法,是教条主义的方法”。胡适的思想确实存在片面性,但我们不能用另外一种片面性来反对胡适的片面性,“任何事情都有两重性”,毛主席反对将胡适“全部抹杀”。
说起毛主席和胡适的缘分,可谓由来已久。1936年在陕北的时候,毛主席就曾和埃德加·斯诺谈起过胡适对他的影响:
“《新青年》时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毛主席的这段话,载于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
胡适比毛主席大2岁,1910年获得第二届美国庚款奖学金,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修读农科。不久后,辛亥革命爆发,胡适深受触动,于是弃农从文,改修哲学和心理学,同时辅修英国文学和政治经济学。从康奈尔大学毕业后,胡适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师从杜威。
在校期间,胡适开始参加社会活动,为中国革命进行宣传。这期间,他受到安徽同乡陈独秀的邀请,向《新青年》供稿。胡适的第一篇文章《文学改良刍议》发表后,立刻在国内引起广泛轰动,胡适于是“暴得大名”。也有人因此将《文学改良刍议》的发表,视为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胡适回国后,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并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此后他曾与李大钊就“问题与主义”的问题展开论战,期间,毛主席在长沙成立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列出144个有待研究的重大问题。
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毛主席来到北京大学,当时胡适是全国最有名的青年教授,开新文化运动先河的著名学者。据记载,当时毛主席和萧三曾专门拜访过胡适,与他讨论各种问题,还请胡适为新民学会在京的会友做过报告。毛主席在1919年从北京返回湖南前,又去专门看望胡适,希望他能支持湖南的运动,胡适答应给予协助。
回到湖南后,毛主席就创办了著名的《湘江评论》,胡适看到后写文章大力推介:
“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湘江评论》的长处似乎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湘江评论》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实是现今一篇重要文字。还有‘湘江大事述评’一栏,记载湖南的运动使我们发生无限的乐观。”
胡适所盛赞的《民众的大联合》,正是毛主席的手笔。然而令人感到惋惜的是,《湘江评论》只发行了5期,就被湖南张敬尧查封了。
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20年7月9日,毛主席曾给胡适写信,询问胡适是否收到他的信,并告诉他:“湘自张(敬尧)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后面还写道:“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这封信的原件我们今天还能看到。
可见,当时毛主席和胡适确实时常沟通湖南的情况,胡适也如他答应的那样,尽可能地给予了协助。虽然二人在后来因为观点不同渐行渐远,但毛主席一直认可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并认为不应该将他“全部抹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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