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赵日尧

编发/史乎文乎

（注：为使得大家阅读流畅，文章包含虚构情节。）

1972年12月，我应征入伍。我们这批兵，虽然在1972年12月24日就到达了部队，但按照惯例，还是算1973年兵。

七十年代入伍的兵，兵龄和工龄的计算（冬季征兵），有着很大差别。在计算兵龄时，均从次年的1月开始算起，以此类推。但在计算工龄时，还是以发放入伍通知书的年份为准。因此，我是1972年12月24日到达的部队，就是1973年兵。但我参加工作的工龄，还是从1972年12月算起。

当我身穿新军装、胸戴大红花，跟家乡县城的一百多名新兵一起，半躺在铺着稻草、开往部队的闷罐火车上时，我的心里真是思绪万分、感慨万千。要知道，我能当兵，真是太不容易了。

记得在1972年12月初，我和公社全体报名青年一起，到公社卫生院进行征兵体检（因为是时隔两年的冬季征兵，报名的青年特别多，所以那次征兵体检非常严格）。我的内科、外科、血压和五官科，都是合格，可就在检查最后一项时（测量身高体重），出了问题。

记得当时，轮到我测量体重时，我站上秤一称，显示47.5kg。见状，那位负责测量身高体重的体检医生，就摇着头、皱着眉说，“小伙子，你这不行，体重不合格。”说完，就摆了摆手，示意让我站到一边。当时，在听完体检医生的话后，我的心里真是五味杂陈、七上八下。因为我知道，自己可能当不了兵了。

就在我愣神间，站在体检医生旁边的一位接兵干部（姓吴，也是我新兵连的排长），拿起了我的体检表（后来到了部队后，吴排长对我说，当时他看到我是高中毕业时，觉得我要是因为差这一点体重当不了兵，实在是太遗憾了，才决定帮我一把），笑着对那位体检医生说，“依我看，差这一点体重也没事。要知道，等到了部队后，可是顿顿管饱。”

说完，吴排长又扭头笑着对我说，“小伙子，你先出去喝点水，别紧张，等下再进来测。”吴排长一说完，我也明白了他话里的意思，于是我诚恳地点了点头，随后就跑到卫生院大院，也顾不得天气寒冷（当时正值十二月，可以说是北风呼啸、寒气逼人），对着那水龙头，就咕嘟咕嘟地猛灌了一肚子凉水（喝到直到喝不下）。

等过了五分钟，我回去后一称，显示48.5kg，合格。见状，吴排长也笑着对那位体检医生说，“你看，我就说吧，这小伙子就是因为没吃饭，饿了。”说完，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就这样，因为吴排长的“执言”（直到今天，我都十分感谢吴排长），我才幸运地通过了征兵体检。随后，经过社会调查、家访、发放入伍通知书、领取新军装后，在1972年12月24日，我如愿到达了部队，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当时，到部队后，我们全体新兵面临的，是为期三个月的新兵训练。新兵训练，是新兵的第一课，也是我们由懵懂青年，到成为一名合格战士的必经之路。这三个月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足以在我们这些新兵心中，留下永远不能磨灭的回忆。直到今天，当时新兵连李连长、一排吴排长、我们三班安班长，以及班里十名战友，他们的笑容，还深深镌刻在我的心底，难以忘怀。

三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后，我们面临着的，是分专业、下连队。一些战友，因为在新兵训练中，展露了优点，纷纷有了好去处。比如，当时我们排里有位战友，他一米八二的身高，能说会道（普通话非常标准），说起话来常常是妙语连珠，再加上还会唱歌跳舞。因此，在新兵训练刚到第三个月时，他就被师文艺队的领导，直接给接走了。记得当时，看着那位战友坐着吉普车，离开新兵连时，我们真是羡慕极了。

而我们班的十一名新兵，也都有不错的去处（被分到司训队学开车、被分到团修理所等等），只有我，在下到一连后，直接被分到了炊事班。当时，十八岁的我，还很年轻懵懂，面对这样的结果，说心里没有波动，没有情绪，显然不可能。记得当时，刚来到一连炊事班时，我常常是无精打采、暮气沉沉，就连给家里写信，也没了当兵前的欣喜（记得当时，我怕父母担心，就没有告诉他们，我被分到了炊事班）。

我情绪的变化，连首长们都看在眼里。记得我来到一连炊事班半个月后的一个休息日下午，我正坐在宿舍写信时（给一位高中时比较要好的同学写信，以倾诉心中的苦闷），吴排长笑着走进了我们宿舍（后来我才知道，因为看到我情绪低落，连长和指导员十分担心，在其他新兵那里得知吴排长跟我比较熟后，就立马找来了他，希望能开导开导我）。

那天下午，吴排长跟我聊了很多很多。记得在聊天的最后，吴排长看着我，认真地说，“小赵，你有文化，也知道什么叫厚积薄发。依我看，去到炊事班不是什么坏事，艰苦的环境，才更锻炼人。部队不会埋没任何一个人才，只要你有优点，有特长，坚持不懈，就一定会脱颖而出。”也就是在吴排长的鼓励下，我一改之前颓废、消沉的状态，积极地投入到了炊事班的工作中。

就这样，在炊事班帮厨三个月后，1973年7月初，连里又任命我为饲养员（饲养员，顾名思义，工作就是专职养猪）。当时，连队一般都有“五大员”，分别是饲养员、司号员、通讯员、卫生员和理发员。

七十年代在部队，我们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0.45元。如果仅仅依靠这0.45元的标准，战士们吃饱没有问题，但饭菜里很难有油水，常常是缺油少肉、清汤寡水。因此，为了改善战士们的伙食，为了让大家能吃上肉，在当时，每个连队都会安排饲养员养猪，和开辟菜园种菜。因此，对于当时的连队来说，这养猪工作，也是一份非常重要的工作。

记得当时，我们一连一共养了八头大猪，每到重大节日时（比如春节、八一和十一），都会宰上一头或者两头，来改善伙食。而饲养员的具体工作，就是负责每天照顾猪的饮食起居（包括早、中、晚，一天三顿饭）。在我当饲养员的那一年多里，我认真仔细（我常常在傍晚，还跑到附近的山坡上割猪草，来给那八头大猪加餐），把连里的八头大猪，养的是膘肥体壮、膀大腰圆。

因此，1974年10月，养了一年多猪的我，因为工作突出，连里一纸命令下来，我被任命为我们一连的“上士”（“上士”，也就是给养员，工作是在司务长的带领下，负责连里蔬菜和食物的采购工作）。

为什么会有“上士”这个称呼，那是因为在取消军衔制之前（1965年6月，我国取消了军衔制），连队的给养员大多是由班长级的老兵担任，他们通常是上士军衔，所以平时，大家也习惯性的称呼他们的军衔——上士。但在取消军衔制后，这个称呼由于习惯，仍然没有变动，大部分部队都是如此，还是以“上士”，代替给养员的称呼。

当了“上士”后，当时，因为我们司务长，常年都出差在外（在外带大学生等任务），所以在连队里，实际上是我一个人，完成两个人的工作。除了“上士”的本职工作外，连里发津贴、收发军装、粮食蔬菜采购、伙食统筹规划等工作，也由我完成。因此那一段时间，我每天都是从早忙到晚，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朝五晚九”。虽然比较累，比较辛苦，但看到连里战士们，每天都能吃到可口的饭菜，饭菜里也有油水，我是打心底的高兴，打心底的满足。

就这样，在“上士”的岗位上工作两年后，因为工作突出，我作为连里的首要提干人选，在1976年12月底，提干为一连的司务长（我们连的老司务长，因为是城市兵，再加上他母亲身体不好，就转业回到了地方），每月52元工资。那一年，我22岁。

提干司务长后，我依然全心全意地为连里的战士们考虑着。记得1977年4月，连里安排战士们到附近的村庄劳动三个月。第一个月时，按照标准，我发给每位战士45斤粮票（他们要在地方上吃饭）。可到了月底，一位战士回到连队后，在跟我闲聊时说，“司务长，在地方上吃饭，这45斤粮票根本不够。这个月里，我无论再怎么节约，到了最后几天，还是饿肚子。”

当时，在听完那位战士的话后，我立马又找到其他战士了解情况。最后，我得出了结论，在地方吃饭，这一个月45斤粮票，确实不够。不够吃怎么办，作为司务长，我就要给大家补。可该补多少合适，又成了问题。有句老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因此，在经过考虑后，我决定跟战士们一起，到地方吃两天饭，看看一天到底需要多少粮票。

最后，经过我亲身体验后得出结论，因为支农劳动强度很大，那一碗饭（四两粮票），战士们根本不够吃，每顿至少要吃两碗。因此平均下来，每天至少需要两斤粮票。所以，我每个月就给战士们补了15斤粮票，让大家无论是在连队，还是出差在外，都能吃饱吃好。

在司务长岗位上工作两年后，1979年初，我又被提拔为一连副连长（七十年代在连队，副连长主管伙食工作）。此后，我历任连长（1981年初）、副营股长（1983年初）、正营副科长（1985年初）。1985年底，百万大裁军的浪潮中，在正营副科长（师军务科）职位上工作一年的我，转业离开生活13年的部队，回到了地方。

岁月不堪数，故人不如初。到今天，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可每每想到当年的部队生活，还是让我百感交集、感慨万千。

当兵的日子，难忘。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