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中将之子秘密入党，有一次接头时竟发现，自己的父亲藏得更深

1946年的上海，暮色渐浓。证券交易所青年职员吴群敢按照组织安排，来到一处偏僻的弄堂与一位神秘同志接头。他的内心既兴奋又紧张——作为一名地下党员，这是他与组织失联多年后的第一次重要任务。然而，当对面的身影渐渐走近时，吴群敢却惊得说不出话来。那个熟悉的身影，不正是自己的父亲、国军中将吴仲禧吗？这令人震惊的相遇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秘密？父子二人又将如何在这场惊心动魄的地下斗争中携手共进？

一、吴群敢的革命道路

1935年，四川成都。17岁的吴群敢就读于四川省立师范学校。这所学校是当时四川省最重要的教育机构之一，也是进步思想的重要传播地。在这里，吴群敢结识了一批进步青年，他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时事政治，关注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亚运动。吴群敢积极参与学生运动，组织同学们参加游行示威，宣传抗日救国理念。这段经历让他逐渐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

1939年春，吴群敢通过同学介绍认识了地下党员刘渥丹。刘渥丹是重庆大学的一名教师，也是共产党在重庆地区的重要联络员。在刘渥丹的引导下，吴群敢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参加了进步读书小组，并开始承担一些简单的地下工作。

同年冬天，经过组织严格审查，吴群敢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被安排在重庆市区从事统战工作，主要负责联络进步学生和知识分子。为了掩护身份，他白天在父亲安排的机关里工作，晚上则秘密进行组织活动。

1940年，由于长期超负荷工作，吴群敢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组织考虑到他的安全，决定暂时中断联系，让他到外地休养。在广州疗养期间，重庆地区的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多名同志被捕。等到吴群敢养病回来时，已经找不到原来的联系人。

为了保护组织和自己的安全，吴群敢只能暂时隐藏身份。他按照父亲的安排，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就读。在校期间，他始终没有放弃寻找组织的机会，但由于当时形势复杂，地下工作异常困难，一直未能取得突破。

1946年初，吴群敢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工作期间，发现自己的伯父王绍鏊经常出入一些可疑场所，举止也十分谨慎。经过仔细观察和试探，他判断王绍鏊可能与地下党有联系。

在一次茶馆聚会中，吴群敢向王绍鏊透露了自己的政治倾向。经过多次接触和互相试探，王绍鏊终于确认了吴群敢的地下党员身份。通过王绍鏊的帮助，吴群敢重新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建立了联系。

组织对吴群敢重新接纳后，立即安排他参与一项重要的情报传递任务。这次任务需要他与一位神秘的地下党员接头。他按照指示，在傍晚时分来到上海城西一处偏僻的弄堂。当他看到前来接头的竟是自己的父亲时，这个发现让整个任务都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转折。

二、吴仲禧的革命历程

1896年，吴仲禧出生于四川省荣县一个地主家庭。1912年，年仅16岁的吴仲禧考入四川陆军学堂。在校期间，他接触到了大量新思想，开始关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1919年毕业后，吴仲禧被分配到川军某部任连长。

1921年，吴仲禧在成都遇到了共产党早期组织者张太雷。张太雷向他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使他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和思想准备，吴仲禧于1922年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了掩护身份，吴仲禧继续在军队服役。他利用军官的身份，在部队内部发展进步力量，同时为党组织提供重要军事情报。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按照组织安排，留在国民党军队内部坚持斗争。

1932年，吴仲禧晋升为旅长。他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暗中帮助党组织转移关键人员和物资。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四川时，吴仲禧借口军事调动，故意放慢追击速度，为红军争取了宝贵的转移时间。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吴仲禧被任命为第二十集团军少将参谋长。他积极支持国共合作，主张集中力量抗击日寇。在他的建议下，所在部队与新四军进行了多次军事配合，共同打击日军。

1941年，吴仲禧升任中将军衔。这一时期，他通过各种渠道向延安传递日军情报，并帮助营救了多位被捕的地下党员。为了避免暴露身份，他刻意在军中保持强硬的反共立场，甚至不得不在一些场合发表反共言论。

1944年，吴仲禧被调任上海警备司令部副司令。这个位置使他能够更好地为党组织提供情报和保护。他暗中安排了多位地下党员进入警备司令部工作，建立起一个秘密的情报网络。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关系日趋紧张。吴仲禧利用职务之便，多次向组织通报国民党军队的调动计划。他还设法拖延和干扰军队的剿共行动，为解放区争取了重要的发展时机。

1946年初，组织决定加强上海地区的地下工作。吴仲禧被指定为重要的联络人之一，负责与其他地下党员进行秘密接头。就在这一年的深秋，他在一次例行的情报交接任务中，意外发现前来接头的竟是自己的儿子吴群敢。

这次惊人的相遇不仅让父子二人都大为震惊，也为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工作带来了新的转机。有了父子双重身份的掩护，他们能够更加安全地进行革命工作，为即将到来的解放战争做好准备。

三、父子携手的地下斗争

1946年10月那次意外相遇后，吴仲禧和吴群敢开始了一段不寻常的革命合作。为了避免引起怀疑，他们仍然保持着正常的父子关系，但在暗中却建立起了严密的情报传递网络。

吴仲禧利用警备司令部副司令的职务便利，定期收集国民党军队的调动信息、武器装备数据以及重要军事会议内容。这些情报通过吴群敢在证券交易所的关系网络，以股票交易记录的形式加密传递给组织。

1947年初，国民党当局加强了对上海地下党的搜捕。吴仲禧根据职务掌握的情报，提前向组织通报了几次重要的搜查行动。在他的预警下，多位地下党员得以及时转移，避免了被捕的危险。

同年4月，上海地下党组织准备营救被关押在提篮桥监狱的重要同志。吴群敢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工作关系，打探到了监狱的详细布防情况。吴仲禧则以例行检查为名，带队进入监狱实地考察，绘制了精确的环境地图。在父子俩提供的情报支持下，组织成功营救出了三名被捕同志。

1947年下半年，上海地区的工人运动日益高涨。吴群敢负责与各工会的地下联络员保持联系，收集罢工消息。吴仲禧则借调查治安为由，暗中打探各工厂的具体情况。他们的情报为组织策划和指导工人运动提供了重要依据。

1948年初，解放军在华东战场取得重大进展。吴仲禧获知国民党准备在上海囤积军用物资，立即通过吴群敢向组织报告。根据这一情报，地下党组织发动工人破坏了物资运输线路，有效延缓了国民党军队的战备进程。

1948年夏天，国民党军队在上海进行大规模整编。吴仲禧获得了详细的部队编制和装备清单，通过吴群敢转交给组织。这些情报对解放军后来攻打上海的战役部署起到了关键作用。

1949年初，上海局势日趋紧张。吴仲禧发现国民党高层已开始秘密转移资产和家属。他立即通过特殊渠道，将这一重要情报传递给吴群敢。组织据此判断出上海解放在即，及时调整了地下工作重点。

1949年4月，解放军向上海推进。吴仲禧以巡视警备工作为由，暗中摸清了国民党军队的防御部署。这些重要军事情报经吴群敢转交给组织后，被直接送达解放军指挥部，为上海战役的胜利提供了重要参考。

5月中旬，在上海即将解放之际，吴仲禧按照组织安排，以家事为由请假离开警备司令部。与此同时，吴群敢也从证券交易所辞职。父子二人分别转入地下，等待解放军进城。这对看似普通的父子，用他们的智慧和勇气，在关键时刻为上海的解放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四、危险中的互相掩护

1946年至1949年间，吴仲禧和吴群敢父子在从事地下工作时，曾多次遭遇险情，但都凭借巧妙的配合化险为夷。每一次危机，都考验着这对特殊的革命战友。

1947年2月的一天，国民党特务部门突然搜查证券交易所。吴群敢正准备向组织传递一份重要情报，危急时刻，吴仲禧突然带队到证券交易所进行例行治安检查。他以军方身份接管了搜查工作，借机将儿子手中的机密文件装进自己的公文包。特务们在吴仲禧的中将军衔面前不敢造次，只得草草收场。

同年7月，一名被捕的地下党员在审讯中供出了与吴群敢的联系。就在特务准备实施抓捕时，吴仲禧以军事调防为名，临时调派一个营的士兵进驻证券交易所周边地区。大批军队的出现，迫使特务不得不暂停行动。趁此机会，组织及时将吴群敢转移到安全地点。

1948年3月，吴仲禧的一名副官开始怀疑他的政治立场，暗中收集其行动证据。这名副官发现吴仲禧经常出入一些可疑场所，准备向上级检举。吴群敢得知消息后，立即通过证券界的关系，查出这名副官有严重的经济问题。吴仲禧随即以军纪检查为由，将其调离要职。

1948年11月，警备司令部的一份秘密文件在传递过程中意外遗失。文件上有吴仲禧的批示笔迹，一旦落入特务手中，后果不堪设想。吴群敢立即组织交易所的同志展开秘密搜寻，最终在一个清洁工手中找到了这份文件。

1949年初，一位自称是地下党员的可疑人士主动接近吴群敢，要求见面接头。吴仲禧通过军方渠道调查，发现此人是特务机关安插的卧底。父子二人随即采取措施，设法将这名特务引入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成功瓦解了一次破坏行动。

1949年3月，国民党高层开始清查军队内部的共产党员。吴仲禧的名字出现在重点调查名单上。危急关头，吴群敢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关系网，放出吴仲禧与某些国民党高官有经济往来的虚假消息。这些传言使调查人员不敢轻举妄动，为吴仲禧赢得了喘息时间。

1949年4月下旬，上海局势日益紧张。特务部门加强了对重要场所的监控。吴仲禧和吴群敢不得不改变联络方式，通过报纸上的股票价格信息传递暗号。这种隐蔽的联络方式，使他们能够在最后关头继续为组织输送情报。

5月中旬，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开始大规模撤离。一些军官认出了改装后的吴群敢，正要将他抓捕。吴仲禧及时出现，以押送重要军事文件为由，将儿子带出险境。这成为他们在旧上海的最后一次配合行动。

五、解放后的历史贡献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吴仲禧和吴群敢父子立即向组织报到。由于他们在解放前夕提供的大量军事情报，为上海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组织决定继续重用他们。

吴仲禧被任命为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负责接管原国民党警备司令部的工作。他发挥自己熟悉旧军队的优势，迅速整顿了警备系统，并协助甄别了一批愿意接受改造的原国民党军官。在他的建议下，军管会采取了稳妥的接管方式，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冲突。

吴群敢则被派往上海市财经委员会工作，主要负责证券市场的接管和改造工作。他利用在证券交易所积累的经验和人脉，成功说服了大批证券从业人员留下来继续工作。在接管过程中，他还发现并保护了大量重要的金融档案资料。

1950年初，上海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吴仲禧根据多年的实战经验，为专案组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分析方法。他编写的《特务活动规律研究》一文，被各地公安部门广泛采用。同时，他还参与制定了审查甄别旧军政人员的具体标准。

吴群敢则在这一时期协助组织摸清了旧上海金融界的底细。他整理出的《上海证券市场情况汇编》，详细记录了各大钱庄、证券行的经营状况和重要人物背景，为肃清经济领域的反革命分子提供了重要参考。

1951年，全国开展经济改造。吴仲禧被调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负责为城市治理出谋划策。他提出了改造旧警察系统的多项建议，为组建新型人民警察队伍做出了贡献。他还参与制定了上海市区划分方案，为改善城市管理打下了基础。

吴群敢在这一时期担任上海市工商局副局长，主持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他根据证券业的特点，设计了一套循序渐进的改造方案，既保护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又推动了私营证券业的和平转型。

1952年，全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吴仲禧被任命为上海市＂三反＂运动办公室顾问。他提供的许多反贪污经验，帮助组织查处了一批重大案件。同时，他还协助起草了《关于加强机关廉政建设的意见》，对端正党政机关工作作风起到了积极作用。

吴群敢则担任＂五反＂运动中工商界的联络员。他深入各行各业调查研究，编写了《上海工商业发展状况分析》，为制定改造政策提供了详实依据。他还通过多种渠道，做好工商界人士的思想工作，推动了运动的顺利开展。

1953年，吴仲禧和吴群敢相继退居二线。他们开始整理多年来的工作经验，为培训新干部提供参考。吴仲禧撰写的《地下工作回忆录》和吴群敢编著的《上海金融史料》，都成为了重要的历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