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张学良连抛6次银元3正3反，下令处决两位元老重臣

1929年1月的一个寒冷午后，张学良独自在书房踱步。他面色凝重，不时掏出一枚银元抛向空中。连续六次，三次正面，三次反面。这一刻，一个重大决定在他心中渐渐成形。当晚，东北军两位元老重臣杨宇霆、常荫槐应邀赴宴，却在大帅府的老虎厅内遭遇不测。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在东北政坛掀起了轩然大波。杨宇霆曾是张作霖的心腹，常荫槐更是位居要职。他们的离世，不仅改变了东北的政治格局，也让人们对这位年轻的少帅有了全新的认识。但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张学良不得不对这两位父辈之臣下此狠手？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权力博弈？

一、东北三大派系的形成与矛盾

东北军的三大派系形成于1920年代初期。最早的是元老派，这些人大多是跟随张作霖打天下的老部下。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出身绿林，或是张作霖早期的结拜兄弟。这些人虽然忠心耿耿，但大多缺乏现代军事素养，随着时局变迁，逐渐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1922年前后，张作霖开始注意到东北军在与其他军阀的对抗中屡屡失利，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军队现代化程度不足。这促使他开始重用一批留日士官学校毕业的军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杨宇霆。杨宇霆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深得张作霖信任，被任命为总参议。他随后又推荐了一批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进入东北军，逐渐形成了以他为首的士官派。

与此同时，张作霖还派遣张学良和郭松龄负责整训新军。郭松龄是中国陆军大学的毕业生，他引进了一批陆军大学和东北陆军讲武堂的学生加入东北军，这些人逐渐发展成为陆大派。由于得到张学良的支持，陆大派在基层军官中影响力很大。

三大派系之间的矛盾主要体现在军事理念和利益分配上。元老派虽然在高层仍有一定影响力，但由于年龄和能力的限制，逐渐退居二线。士官派和陆大派则在军队现代化的道路上产生了分歧。士官派主张以日本为师，强调精兵政策；而陆大派则倾向于中国本土的军事传统，主张以量取胜。

1923年的＂辽沈大演习＂就是一个典型事件。在这次演习中，杨宇霆主持的部队采用日式战术，而郭松龄指挥的部队则采用中国传统战法。最终的演习结果引发了双方的激烈争论。杨宇霆认为应该全面推广日式训练方法，而郭松龄则坚持中国军队应该走自己的路。

在人事安排上，士官派掌握着东北军的主要决策权，而陆大派则在中下级军官中拥有广泛支持。这种权力分配的不平衡导致两派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特别是在军饷分配、军需采购等具体事务上，双方经常发生争执。

随着张学良逐渐参与军务，这种矛盾更加复杂化。张学良虽然倾向于支持陆大派，但考虑到父亲对杨宇霆的信任，不得不在两派之间维持平衡。这种微妙的权力格局，为日后的政治风波埋下了伏笔。

二、郭松龄事件与权力格局的转变

1925年的郭松龄事件，是东北军内部矛盾激化的一个转折点。这场变故的导火索可以追溯到第二次直奉战争。当时，郭松龄率领的部队在战役中屡建战功，尤其在徐州战役中，他指挥的部队连克数城，为奉军取得胜利立下汗马功劳。

战后论功行赏时，其他方面军的将领都被分别任命为各省督办，唯独郭松龄被排除在外。原本预期中的安徽督办一职，在杨宇霆的运作下，转而由另一位将领接任。这一人事安排引发了郭松龄的强烈不满。

在此之前，郭松龄与杨宇霆的矛盾已经积累了很长时间。1924年夏天，东北军进行军备采购时，郭松龄主张向德国购买装备，认为德国武器性价比高。但杨宇霆坚持向日本订购，并在张作霖面前强调日本武器更适合东北军的作战需求。这次争执中，张作霖最终采纳了杨宇霆的建议。

同年冬天，东北军进行军制改革。郭松龄提出要扩编陆军讲武堂，培养更多本土军事人才。但杨宇霆认为应该把有限的经费用于选送军官赴日本留学。这一争议再次以杨宇霆的意见为主导。

到1925年秋天，郭松龄与冯玉祥秘密接触。11月22日，郭松龄突然宣布起兵，声称要＂清君侧＂，矛头直指杨宇霆等人。这场兵变来势汹汹，一度攻占了锦州等重要城市。张学良作为少帅，在这场危机中处境尴尬。一方面，他与郭松龄私交甚笃；另一方面，他必须维护父亲的统治权威。

最终，在日本的支持下，张作霖调集主力平息了叛乱。12月24日，郭松龄在逃往热河途中被俘。按照常规，重要俘虏应该解送沈阳，由张作霖亲自审讯。然而，杨宇霆在未经请示的情况下，便下令就地处决了郭松龄。

这一擅自处决的行为，虽然没有受到张作霖的追究，但在东北军内部引起了极大震动。对张学良来说，这不仅是失去了一位得力助手，更意味着士官派势力的进一步膨胀。杨宇霆此举，表面上是为张作霖清除异己，实则借机铲除了陆大派的重要力量。

郭松龄事件之后，东北军的权力格局发生了微妙变化。陆大派元气大伤，许多中下级军官噤若寒蝉。杨宇霆的影响力达到顶峰，不仅掌控军队人事，还染指民政、外交等领域。在这种形势下，张学良不得不更加谨慎地与各派周旋，同时暗中培植自己的力量。

三、皇姑屯事件后的权力真空

1928年6月4日的皇姑屯事件，不仅夺去了张作霖的生命，也在东北政坛掀起了巨大波澜。事发当天早晨，张作霖的专列从北平返回沈阳，在经过皇姑屯车站时遭遇爆炸。这一变故立即在东北军内部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事件发生后的第一周，杨宇霆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活跃。他一方面紧急召集军队高层会议，商讨善后事宜；另一方面与日本关东军保持密切联系，试图主导事件的调查方向。在这个过程中，常荫槐作为民政系统的要员，也开始频繁出入军政要地。

同年6月中旬，张学良在返回沈阳途中，收到了一份来自东北军情报部门的密报。密报显示，杨宇霆在张作霖遇难后的第一时间，曾与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有过秘密会面。这次会面的内容虽然不得而知，但随后日本方面对东北新政权的态度确实发生了微妙变化。

7月初，南京国民政府派出白崇禧为特使，到达沈阳商讨东北政局问题。在与白崇禧的会谈中，杨宇霆和常荫槐持强硬立场，主张东北应该保持相对独立的地位。这与张学良倾向于与南京政府展开合作的想法形成了鲜明对比。

形势的复杂性还体现在军队内部。原本支持张学良的一些中层军官，在杨宇霆的运作下开始动摇。8月间，辽宁省的几个重要军事据点的防务安排，都在未经张学良同意的情况下进行了调整。这些调整明显有利于杨宇霆一系的力量。

常荫槐在此期间也没有闲着。他利用自己在民政系统的影响力，暗中组建了一个情报网络。这个网络不仅监视南京政府在东北的活动，也将触角伸向了张学良的亲信圈子。到9月份，已经有多位张学良的亲信幕僚被调离重要岗位。

10月，东北铁路管理权问题成为各方角力的焦点。杨宇霆主张维持现状，继续让日本方面参与管理。常荫槐则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建议成立中日合资公司。这两个提议都未征求张学良的意见，显示出两人已经形成了某种默契。

同时，日本方面对东北的压力也在增大。关东军频繁在边境地区进行军事演习，日本驻沈阳总领事也多次暗示，希望东北能够保持＂特殊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杨宇霆和常荫槐的立场与日方的要求越来越接近。

到11月底，东北的政治格局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分化。杨宇霆和常荫槐把持着军政大权，他们通过各种方式限制张学良的行动空间。一些原本中立的军政要员，也开始不得不在新的权力结构中选边站。张学良面临的不仅是权力之争，更是关乎东北前途的重大抉择。

12月，几起看似偶然的事件更加凸显了局势的危急。先是张学良的几个亲信遭到暗杀，接着是边境地区发生军械失窃案，最后是有人在督办公署散布不利于张学良的谣言。这一系列事件的背后，隐约可见杨宇霆和常荫槐的影子。

四、＂大帅府夜宴＂的真相与细节

1929年1月4日的这场宴会，表面上是为了庆祝新年，实则暗藏杀机。当天下午三时，张学良派出心腹手下分别去请杨宇霆和常荫槐。邀请的理由是商讨即将举行的军事会议事宜，这本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由头。

当天的大帅府内，一切都按照平常的规矩布置。从正门到老虎厅的长廊上，卫兵按照惯例每隔十步站岗一人。然而，细心的人们发现，这天值勤的都是张学良的亲信部下。老虎厅内的座位安排也经过精心设计，将杨宇霆和常荫槐安排在进门右侧的座位上，这个位置背对门口。

晚宴定在六时开始。杨宇霆先到，他例行检查了随身携带的手枪，这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习惯。常荫槐随后到达，两人在客厅里交谈甚欢。席间，张学良表现得格外热情，不断向两位长辈敬酒。直到晚上七点半，宴会进行到关键时刻。

就在张学良借故离席的片刻，预先埋伏的警卫队突然闯入。这支队伍由张学良的贴身侍卫长率领，全部配备了最新式的驳壳枪。行动迅速而果断，杨宇霆甚至来不及拔出手枪就被制服。常荫槐虽然试图反抗，但在数名警卫的包围下也很快被擒。

与此同时，早已准备就绪的行动小组分别前往杨宇霆和常荫槐的住所，搜查了两人的私人文件。在杨宇霆的书房里，搜出了一批与日本方面往来的密函。常荫槐家中则发现了大量军需采购的账目，显示出严重的贪污问题。

更令人震惊的是，在两人的密室中都发现了详细的军事部署图，其中包括了调动军队包围张学良住所的具体计划。这些证据表明，他们很可能正在策划一场政变。

当晚八时许，沈阳城内的重要关卡已经全部换上张学良的亲信部队把守。九时，张学良召集军队高层开会，宣布了对杨宇霆和常荫槐的处置决定。整个过程显示出周密的谋划，每个环节都经过精心安排。

在处决前的最后时刻，张学良让人取来一枚银元。根据当时在场者的记载，他连续抛了六次，结果是三次正面，三次反面。这个看似随意的举动，实际上暗含深意。在东北的民间传统中，这种结果往往被视为天意的象征。

随后，杨宇霆和常荫槐被押往东郊的刑场。处决时，杨宇霆始终保持沉默，而常荫槐则高声叫嚷着自己的无辜。枪声响起的时候，正是午夜时分。第二天清晨，沈阳城内就开始流传着各种版本的说法，但真相却远比传言更为复杂。

当天夜里，张学良还下令查封了两人的所有产业，包括多处房产和大量现金存款。这些财产的清单后来成为证明两人贪腐的重要证据。在随后的几天里，与两人有密切往来的军政要员也陆续被撤职查办。

五、东北易帜的历史转折

杨宇霆、常荫槐事件后的东北政局出现了显著变化。1929年1月底，张学良开始对军队高层进行大规模改组。原本由杨宇霆亲信把持的几个重要军区，都换上了留日派和陆大派的将领。这次人事调整不仅改变了军队的指挥体系，也为后来的东北易帜奠定了基础。

2月初，张学良召开军事会议，宣布成立新的参谋部。这个机构由过去在日本陆军大学深造的军官担任要职，其中不少是张学良的同窗好友。参谋部成立后，立即着手制定新的军事训练计划，重点加强了对抗日作战的专项训练。

3月，南京政府再次派出代表团到沈阳访问。这次会谈与以往不同，张学良表现出了明显的合作意向。双方就军队整编、关税统一等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会谈期间，代表团成员注意到，张学良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中国地图，而不是过去常见的＂东三省＂地图。

4月中旬，张学良开始对东北的教育系统进行改革。他下令各级学校必须使用国民政府审定的教科书，并要求所有学校升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这一举措在东北社会引起广泛讨论。一些日本顾问提出抗议，但张学良坚持推行改革。

5月，张学良派出秘密使者前往上海，与当地的金融界人士接触。这些商谈的内容包括东北货币改革、关税调整等经济问题。在此期间，东北也开始悄悄减少对日本银行的依赖，转而与上海、天津的中资银行建立更密切的联系。

6月，几起意外事件加速了易帜进程。首先是关东军在沈阳城外进行的军事演习，其规模和火力展示明显具有威慑性。接着是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提出的一份备忘录，要求东北在经济上给予日本更多特权。这些举动反而坚定了张学良改弦更张的决心。

7月到8月间，张学良派人走访了东北各地的军政要员，试探他们对易帜的态度。大多数人表示支持，只有少数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官员持保留意见。在这个过程中，张学良特别注意安抚了一批老将领，承诺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

9月，张学良开始在军队中推行新式训练。这套训练方案由南京军官学校提供，内容包括现代战术、团队协作等科目。期间，有日本军事顾问提出异议，张学良以＂军事现代化＂为由予以回绝。

10月至11月，东北各地相继举行民意调查，收集民众对统一的看法。这些调查虽然形式上是民间发起，实则是张学良授意进行的舆论准备。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民众支持与全国统一。

12月中旬，张学良派出最后一批密使赴南京，与国民政府商定易帜的具体事宜。29日，张学良正式下令易帜，宣布东北各省归属南京国民政府管辖。这一举动既是对形势的顺应，也是对父亲遗愿的某种完成。当天，东北各地同时升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标志着这片土地在政治上重新统一于中央政府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