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3年腊月初九的元大都刑场，文天祥的血尚未凝固，江南文人圈已开始传阅"忠魂可慰"的贺诗。这出南宋末年最吊诡的道德狂欢，在民族英雄殒命时达到高潮。
据《临安舆情研究》统计，仅1279-1283年间，江南士大夫就炮制了23篇催死文天祥的公开信，堪称古代版"信息茧房"的集体创作。
发起者王炎午更是深谙传播之道，他带着1800字的《生祭文丞相文》，在赣江十八处码头张贴大字报，甚至在押解队伍必经的隆兴驿高悬横幅——这种精准投放堪比当代顶流网红的"黑红营销"。
二、圣人制造机：当道德成为杀人工具翻阅那些催命文书，字里行间充斥着"情感勒索"的诛心话术。王炎午为文天祥量身定制“六大必死理由”时，自己却以"孝道"为由早早退出抗元战场，完美演绎"双标"鼻祖的形象。
理学盛行的年代，文人集团急需通过塑造"忠义KPI"来维系话语权，就像后世岳飞被"莫须有"定罪、于谦遭"意欲"诬陷的悲剧重演。
据《南宋士大夫行为研究》披露，当时仅江西一地就涌现出12个"催死KOL"群体，他们通过集体站队将文天祥逼入"非死不可"的绝境。
三、捧杀陷阱：被圣贤光环绑架的英雄这场道德围剿暗含三重诛心逻辑：既要文天祥集状元、宰相、烈士于一身，完成儒家"三不朽"的终极人设；又企图用英雄之死掩盖集体苟且，正如王炎午在祭文中写的"使天下知忠义之可为"。
更深层的则是官僚系统的自保机制——当临安城破时选择沉默的士大夫们，急需用文天祥的血染红自己的道德勋章。《雪楼集》记载，文天祥就义当月，杭州书肆便推出《忠义录》精装版，将悲剧转化为文化资本的收割现场，这与当今"热点追魂"的自媒体运营何其相似。
四、历史照妖镜：谁在消费英雄的血泪重审这段历史，“王炎午”们的大字报选址暗合传播学"黄金500米"法则，押解路线成为天然的流量通道；他们将文天祥包装成"忠义顶流"的操作，本质是古代"人设经济"的雏形。
这种"伪爱国者"思维从未消失。从逼明星捐款的"键盘判官"，到网暴逆行医生的"云道德家"，我们仍在重复"捧杀"的古老把戏。就像《乌合之众》揭示的群体心理：当人们高喊"文丞相该死了"时，真实的生命早已被吞噬。
五、尾声：在被绑架的时代找回人性的微光刑场上的文天祥或许看透了这一切。就义前他向南九叩首，却在衣带中留下"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绝笔——这是对道德绑架最优雅的反抗。
当围观者忙着将他钉上忠义十字架时，他选择用生命完成对信仰的终极诠释。历史的吊诡在于那些忠义绑架者被遗忘在故纸堆，而文天祥的《正气歌》仍在传唱。
任何时代的道德审判终将退潮，唯有人性的微光能穿透黑暗。正如那个在囚室写下"镜里朱颜都变尽，只有丹心难灭"的身影所昭示的——真正的气节，从不需要他人导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