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在1951年出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1956年，在党的“八大”和八届一中全会上，他又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这说明在建国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对王稼祥是十分信任和器重的。
王稼祥
但在1960年，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康生开始插手中联部的工作，他积极地推行自己“左”的一套。王稼祥对康生的行动高度警惕，他一直坚持尽量和康生的的“左”的东西划清界限，或者对有些不必让康生插手的事情，就尽可能避免让康生插手。
王稼祥的身体一直不是很好，但他又是一个对工作极端负责的人，中联部的工作头绪很多，时间长了以后，他的病情越来越重。1961年10月，王稼祥终于病倒了，他不得不回到家里休养了几个月。
养病时的王稼祥并没有彻底地闲下来，他在这一时期思考了许多问题，当时我国的国际环境明显恶化，两大阵营冷战继续，中苏关系紧张，中印边境冲突加剧，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中国仍处于三面包围中。王稼祥认为，面对这种特殊的形势，我国有必要调整对外的政策，以谋求某种缓和。
1962年初，我国承诺的对外援助多达69亿元人民币，这已经超过了我国需要偿还的外债支出，在当时国民经济还没有恢复的情况下，将会给老百姓带来很大的负担，所以王稼祥认为，我国在对外援助时，要“量力而行”。
王稼祥接见外宾
1962年2月，王稼祥在病情稍好一些后，召集中联部的副部长和正副秘书长一起开会，谈了他在养病期间对国际关系问题的一些思考，大家都很支持王稼祥的观点，有人还作了一些补充和发挥。王稼祥便觉得可以正式向中央提意见了。
王稼祥考虑到这些意见超出了中联部的工作范围，不便写请示报告，他便和两位副部长刘宁一、伍修权一起给中央写了一封联名信，信里主要有这么几条建议：
1.要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采取和缓的方针，注意斗争的策略，以争取度过或减轻困难；
2.要避免中苏关系的公开破裂，要避免把美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地吸引到中国身上，要避免朝鲜式战争，采取谈判手段解决中印争端；
3.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
毛泽东在看完信后，很不高兴，中联部的副部长王力后来回忆说：
当时毛主席掰着指头说： 这是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印度和各国反动派要和，对支持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是“三和一少”。
毛泽东和邓小平、王稼祥
尽管毛泽东不同意王稼祥的意见，但也没有批评他。康生却抓住这个机会，到处煽风点火攻击王稼祥的意见是“投降主义”，他还把“三和一少”发展成了“三降一灭”：
投降帝国主义、投降现代修正主义、投降反动派和消灭民族解放运动。
王稼祥在康生的攻击下，陷入了困境，他虽然没有被免除中联部部长的职务，但已经不主持中联部的工作了。
康生
1966年6月27日，中央正式决定，由刘宁一代理中联部部长。这年7月初，汪东兴来通知王稼祥说：“中央决定, 凡是不直接参加中央常委工作的领导干部，都要搬出中南海，马上就得搬，中央办公厅已为你准备了3处房子，供你挑选。”
王稼祥最后选择了北海后门的一处住宅，离开了工作近10年的中南海。
不久以后，王稼祥受到了冲击，毛泽东知道情况后，心情十分沉重，多次出面对他进行保护。在党的九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说：“王稼祥同志写了份报告给我，这样的老干部只讲过，不讲功，很难得，应该很快让他出来工作。他是有功的人，他是教条主义中第一个出来支持我的，遵义会议上他投了关键的一票，王稼祥功大于过。”
王稼祥和妻子
正是在毛泽东的力保下，1973年8月，在党的十大上，王稼祥当选为中央委员。
1974年1月25日，王稼祥在北京不幸猝然逝世，享年68岁。1月30日下午, 王稼祥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都给他送了花圈。
历史是最好的裁判官，如今当我们回看王稼祥在1962年提出的那些建议时，不难发现，他的主张是从当时国内国际的实际情况出发的，是既经过深思熟虑、又富有胆识的正确主张。
王稼祥的雕像
只买国货
王稼祥张闻天都是真正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