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从历史经验来看，君主统治模型的政治周期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兴起—盛世—衰落—崩溃。部分君主统治模型在衰落之后，还会经历中兴，然后是再次衰落和崩溃，因此，又可以分为六个阶段，即兴起—盛世—衰落—中兴—衰落—崩溃。

2、一个王朝之所以能出现中兴，原因往往在于统治集团在经受衰落的打击后做出了较为成功的反应，即通过改革来重新激发帝国或王国的政治活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绝大部分情况下，这种改革又很难让这个王朝真正实现脱胎换骨。

3、治乱兴衰周期都伴随着巨大的社会成本，既包括政治上的动荡、暴力、内乱，甚或是内战，又包括经济社会上的生产不稳定、人民流离失所、饿殍遍地以及其他各种无尽的苦难。就中国古代而言，治乱兴衰周期所带来的苦难往往是巨大的。最为直接的佐证之一，就是中国古代人口的巨大波动。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波动列表

（资料来源：根据葛剑雄《我们的国家：疆域与人口》）

4、综合来看，推动中国上述时期人口增长的因素，一是中国疆域版图的扩张，中国从秦到清实现了较大规模的疆域扩张；二是中国适宜农耕面积的大幅增长，包括得益于长时段历史演化过程中南方、东北和西部的土地开发；三是农业耕作技术、粮食品种引入和生产工具革新所带来的粮食生产效率提升。

5、问题是，如何理解中国人口规模周期性地大幅下降呢？实际上，中国人口骤降跟王朝的衰落、内乱或内战、中原政权与游牧政权的战争是息息相关的。在中国历史上，只要政权稳定、社会和平，人口基本上呈现稳步增加的趋势；只要政权不稳、社会动荡，人口就会出现急剧下降的趋势。中国人口周期性波动的背后，其实是中国王朝治乱兴衰的政治周期。

6、一般来说，战争导致人口的大规模减少有两种机制：一种机制是战争本身会导致大量的人口死亡；但更重要的是另一种机制，即战争会导致生产的大规模破坏，这就会导致粮食不足以及人口正常再生产的难度增加，进而会显著导致人口的大规模减少。

7、从历史经验来看，在中国古代王朝治乱兴衰的政治周期中，导致动荡、内乱、内战与严重暴力的事件主要是以下几种类型：一是皇室或高层争权；二是武将叛乱；三是底层起义或底层造反；四是外族战争。无论是皇室争权、武将叛乱，还是底层起义，都跟君主统治模型的政治逻辑有关。至于外族战争其实也离不开君主制条件下政治权力不断扩张的逻辑。因此，正是君主统治模型的政治逻辑，导致了周期性的治乱兴衰。

8、按照美国实验心理学家斯蒂芬·平克的研究，人类的暴力程度在长期演化过程中是不断降低的。他认为，有五个心魔是催生暴力的，包括捕食、支配欲、复仇心、虐待狂、意识形态，有四位善良天使则是抑制暴力的，包括移情、自制、道德感、理性，而又有五种历史力量是有助于削减暴力的，包括利维坦（即国家）、商业、女性化、世界主义、理性的滚梯。

9、“降低政府的暴力”，主要的方法在于逐渐减弱“政府的专制性”，这样才能“将政府的暴力约束在最低的必要水平之下”。至于到底如何约束政府的暴力，平克认为，立宪政体、法治与分权制衡等现代政治发明都是很重要的制度设计与政治方法，但跟这些相比，更重要的还是不同于君主制的现代民主政体的兴起。

10、不同帝国或王国的君主统治模型之所以难以避免治乱兴衰的政治周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君主统治模型的基本特征决定的。亦即君权至高无上、君权不受法律约束、家族继承制与君主普通肉身特性等基本特征，决定了君主制条件下治乱兴衰的政治周期。

11、君主统治模型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君主制实际运作的第一个定律是君主权力竞赛定律。这一方面在于君主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力实在是一种巨大的诱惑，另一方面还在于君主的产生与继承固然有一套合法的规则与惯例，但说到底它并非来自现代民主共和政体下基于宪法和民众投票的程序合法性，而是来自政治强人对政治军事权力的实际掌控。

12、君主统治模型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君主制实际运作的第二个定律是君主统治效能衰减定律。原因一是源于家族继承制的君主素质的不稳定性；二是因为君主制条件下官僚系统的效能与廉洁程度，常常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呈现逐渐衰减的趋势。

13、君主统治模型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君主制实际运作的第三个定律是君主制国家互相作战定律，亦即君主制国家之间常常发生战争。与之相比，20世纪以来的经验是，民主国家与民主国家之间更少发生战争，即所谓的民主和平论。迄今为止，民主和平论既有逻辑上的解释，又有经验上的论证。

14、外部战争对君主制帝国或王国的治乱兴衰往往有着两种不同的效应。一方面对外战争、军事竞争与外部压力是推动国家构建的重要机制，会使得君主制政体产生一种形成更有效能的国家与自我革新的力量。这或许会对君主制政体的“治”和“兴”产生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巨大的军事竞争压力可能会大大削弱或拖垮一个君主制政体。这些情形都会使得处于被动或失败一方的君主制政体进入“乱”和“衰”的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