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乙化
1934年，一部分失利的义勇军退回山海关以内，相继被解除武装。国民党政府为了强制管理这部分抗日军人，于同年4月在内蒙古河套地区，也就是当时的绥运省乌梁素海东岸安北县扒子补隆，建立了方圆2000顷土地的垦区。
垦区全名叫“缓远和硕公中垦区”，因为这里的东北人多，所以也叫“东北垦区”或“东北新村”。垦区种植有小麦、糜子、洋芋、萝卜，还有一个畜牧场。垦区有三排房子，四周有炮楼，从外表看像是一个军营。国民党政府生害怕抗日义勇军造反生变，内部管理很严格。
垦区有共产党地下秘密组织，有几十名党员，抗日气氛很浓，经常能听到义勇军进行曲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歌声。
在垦区有一首大人小孩子都会唱的歌曲：“乌拉山下、黄河套里，开辟我们的新天地。我们今天流汗，明天流血，在血和汗的上头，开辟我们的新天地。不受剥削，不分男女，镰刀锄头是战胜一切的武器。我们今天流汗，明天流血。结成了钢铁队伍，我们一定要打回老家去！”
这首歌是中国共产党秘密设在垦区的负责人白乙化创作的，歌曲对鼓励垦区斗争作用很大。
垦区有一个鼓舞人心口号是“汗洒在西北，血流在东北”，表达了广大东北义勇军抗日救国的爱国热情。
党组织还在垦区举办农民夜校，组织文艺宣传队，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回应垦区义勇军战士的心声，党的影响扩大了，党组织随之在垦区站稳脚跟。
垦区人员除义勇军战士及其家属外，还有一批人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政策的感召下，由平津地区来到内蒙古西部地区的青年学生。垦区人员流动性较大，先后到过垦区的有1000人左右。
当时，垦区党的主要领导人是白乙化、王志成等人。白乙化的公开身份是垦区理事。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西进。10月中旬，归绥失守、包头告急，垦区的共产党员要求爱国青年马上组织起来，抵抗日本侵略者。10月17日，包头沦陷，位于河套地区的安北县垦区面临危局，与垦区仅隔着乌梁素海的安北一、二区沦为敌占区。
严峻的形势下，垦区内部急剧分化。以垦区负责人任作田为首的一部分人主张集体转移到西安；以国民党特务汪春亭为首的反动分子企图将垦区的人、枪和财物全部交给驻守河套的国民党军；也有人妄图投敌叛变；大多数垦民都想和日军决一死战。中共垦区工委决定将大家组织起来，创建革命武装。
此时，中共垦区工委书记白乙化去太原向中共北方局汇报工作尚未归来，代理书记王志成召集工委成员和党员骨干商讨对策。大家一致认为暴动是唯一出路，但考虑到形势急剧变化的复杂性，首要任务就是做好群众引导工作。
1937年10月15日，白乙化从太原返回垦区，中共垦区工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白乙化传达了中共北方局的指示，王志成汇报了白离开垦区后的情况和大家要求立即举行武装暴动的愿望。
白乙化认为，举行暴动符合上级党组织指示精神，同意大家对形势的分析和所作出的决定。会议对暴动的细节进行了详细研究，如在部队的番号上，大家一致同意叫“抗日民族先锋总队”，但考虑到暴动后部队还处于国民党统治区，最好还是挂上国民党的招牌。
临近垦区的五原县城驻扎着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马部虽然挂着一个军的番号，实际只有一个师的兵员，名份大实力小。中共垦区工委考虑可以利用他急于扩充实力的心理，在该部挂个番号。加之马占山的司令部秘书栗又文、军械处长邹大鹏都是中共党员，有他们在暗中帮助，有利于推进大事。
于是会议决定白乙化速去五原与栗又文、邹大鹏联系，待他从五原回来后，立即举行暴动。
次日，白乙化起身前往五原。
白乙化走后的第三天，即10月19日，中共垦区工委获知一个紧急的情况，汪春亭与警卫股的人正在密谋策划叛乱，企图杀害垦区管理负责人任作田和共产党的工委负责同志，裹挟垦区的群众及财产投靠骑七师。同时从外界传来消息，说日军的先头部队已到达西山嘴，形势顿时险峻起来。
在王志成主持下，中共垦区工委召开紧急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必须马上举行暴动。随后会议就暴动各项事宜进行了详细部署。
1937年10月19日傍晚，开饭钟声响过之后，像往常一样，警卫股的人全部去了食堂。王志成、王亢、吴涛、郑尚谦、师军、庄彝樽、翟飞（翟亚飞）、张化东、才山、刘景平、杨明远等共产党员和“抗日民族先锋总队”队员立即行动起来。
他们一部分人冲进警卫股，缴获长短枪六七支，还有子弹、手榴弹若干箱；另一部分人包围了食堂，将警卫股的人和个别反动分子隔离看管起来。汪春亭看到阴谋暴露，匆忙逃走，其他人看见大势已去，只好俯首投降。
王志成等人来到任作田的宿舍，向他说明了暴动目的是武装起来参加抗日，同时也向他出示了汪春亭等密谋杀害他的证据。开始任作田吓得浑身发抖，脸色苍白，经过解释，他的情绪逐渐平稳，表示愿意支持抗日活动，并交出了手中的两支手枪及武器仓库的钥匙。由于组织严密，措施得当，暴动没费一枪一弹取得了成功。
随后，王志成等召开全体垦民开会，向群众说明了举行暴动的理由，会上还宣布了有关纪律。当天午夜，中共绥远省工委组织部长王德正好从包头赶到垦区。他与王志成同志交换意见后，认为形势险峻，暴动队伍不宜久留垦区，应立即转移，以避免被从西山咀溃退下来的国民党军队缴械。于是决定队伍第二天向五原方向转移与白乙化汇合。
在白乙化、王志成等同志领导下，暴动人员离开垦区向五原地区进发。
为了发展壮大队伍，党组织派白乙化和撤到河套的东北军将领马占山交涉，提出在他的东北挺进军牌子下，给暴动部队一个番号。马占山回信答复：只允许在东北挺进军挂一个别动队称号。为了抗日，暴动部队同意先这么办。
白乙化随即派了一部分有经验的同志去段绳武处，拿着马占山的信，借来四五十支步枪和一批弹药。同时，还通过邹大鹏又搞到一批武器弹药，这样就使得参加暴动的革命部队被武装起来。
暴动部队在五原休整了四五天，便按计划返回垦区。
回到垦区以后，部队进行了整编，正式成立“抗日民族先锋总队”。总队下辖3个中队，兵员300余人。总队长白乙化，副总队长吴梦九，参谋长王德。至此，一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内蒙古河套平原的乌梁素海之畔诞生了！这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河套建立的第一支建制比较完整、战斗力较强的抗日武装力量。
部队整编之后，即开始了紧张的军事训练。部队中有许多义勇军战士，他们不仅军事素质过硬，而且还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在他们的指导下，部队的战斗力明显增强。与此同时，部队中还开展了政治思想工作和纪律教育。
为了避免日军进攻河套，对垦区其他未参加“抗日民族先锋总队”的垦民及家属进行迫害，白乙化果断地将垦区的妇孺老弱200余人，在王方、丘农率领下先行南渡黄河转移到延安地区。
1937年12月初，得悉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要南渡黄河，向陕西榆林一带进驻。白乙化带领“抗日民族先锋总队”率先度过黄河，向南挺进，保卫革命圣地延安。
1938年初，“抗日民族先锋总队”在山西河曲石楼镇脱离马占山部，与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胜利会师。同年秋，“抗日民族先锋总队”配合三五九旅粉碎了日伪军对雁北地区的大举围攻，取得毁敌汽车40余辆的战绩。
在垦区暴动部队中，班以上的干部几乎全是清一色的大学生，连同战士在内共有72名大学生。八路军一二〇师首长贺龙对这支部队的评价很高，先后从这里调出许多干部，作为有文化有知识的骨干充实到八路军一二〇师其他部队中。
1939年3月，垦区暴动部队与冀东人民抗日联军合并编为华北人民抗日联军，李运昌任司令员、白乙化任副司令。1940年元旦，部队正式编入八路军序列，番号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步兵第10团，由白乙化任团长，转战于平北燕山地区，开创了丰（丰宁）滦（滦平）密（密云）抗日根据地，取得了许多重大战役的胜利。这支部队被亲切地称为“老十团”“知识分子团”。
解放战争时期，这支部队发展到2个师9个团，并且参加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后又跨过长江，一直打到福建、广东，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屡立战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这支部队被改编为炮兵，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在著名的奇袭白虎团战斗中，他们提供了强大的“喀秋莎”火箭炮火支持，保证了全歼白虎团战斗的顺利进行。1953年，部队从朝鲜归国后，该团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序列。
200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阅兵队伍里，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受阅导弹部队最前面的战车方队，就是1937年10月从垦区暴动走出去的英雄团队的接班人。
1941年，自乙化团长率部队与日军在鹿皮关激战时壮烈牺牲。许多参加垦区暴动的同志，在革命战争中英勇牺牲。曾经参加垦区暴动的革命先烈，河套地区各族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的英名。
河套垦区暴动革命故址，位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乌梁素海东岸的扒子补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