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兰屯卧牛河铁桥

著名的“江桥抗战”的第二年，即1932年10月，抗日名将苏炳文重举义旗，宣布抗战，并在海拉尔召开军民誓师大会，在张学良的东北边防军的基础上，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共辖5个旅的兵力，苏炳文任东北民众救国军总司令。

救国军在满洲里、海拉尔、扎兰屯、富拉尔基等火车站同时行动，占领车站，积极组织开展对日军作战。经过两个月的浴血奋战，由于日军不断增援，救国军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无奈且战且退，最后撤至扎兰屯。

日军从齐齐哈尔经甘南，迂回到扎兰屯，切断救国军后路。苏炳文由博克图派专列前往哈拉苏，将从扎兰屯撤下来的官兵接至博克图，同时部署在博克图的最后阻击战。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博克图被日军占领。12月4日，苏炳文所部4000余名官兵从满洲里退入苏联境内。　　

为全面进攻呼伦贝尔地区，剿灭抗日力量，并以呼伦贝尔为跳板伺机进攻苏联后贝加尔地区，日本关东军修建了哈满公路，并于1933年5月开始，在扎兰屯北部哈满公路上修建卧牛河铁桥，当年完工。　　

卧牛河铁桥，位于扎兰屯市以北8公里处，全长90米，宽3.5米，两孔净跨10.65米，下部为钢筋混凝土重力式墩台，上部为贝雷式可拆卸钢梁，中间两孔为净跨31.40米的桁架钢梁，属双孔桁架简支钢梁。卧牛河铁桥的修建，设计、监工均由日本人担任，建桥工人为在当地抓的中国劳工。

由于急于建桥，施工仓促，建桥时未挖深坑建立水泥基础，而是打木桩代替水泥基础，然后在木桩上修筑钢筋水泥桥墩。钢梁为日本国运来的组合钢梁架，可拆卸，钢梁上嵌有铜牌，铜牌上写有“日本横河桥梁制造所昭和九年制作”字样。　　

卧牛河铁桥虽然修建仓促，但坚固耐用，为日本侵略者入侵呼伦贝尔地区提供了交通便利。富拉尔基、扎兰屯抗日前线相继失守后，日军2万余人步兵及数十门野炮、山炮及十几辆坦克、装甲车等，通过卧牛河铁桥，占领博克图和海拉尔。

历史总会惊人地相似，1945年，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8月13日，苏联红军先头部队通过扎兰屯时，数十辆坦克及大炮隆隆驶过卧牛河铁桥，8月16日扎兰屯宣告解放。　　

卧牛河铁桥是扎兰屯市境内修建最早的较大型公路桥，也是日伪统治时期修建的诸多桥梁唯一保存下来并仍在使用的公路桥，至今已有80年的历史。　　

与卧牛河铁桥同时动工的哈满公路建设同样有其军事目的，此项工程扎兰屯至巴林段由扎兰屯日本工业会社承建。

哈满公路建设并非一帆风顺，据齐齐哈尔宪兵队长饭岛满治于1935年5月30日写给日军关东宪兵队司令官岩佐禄郎的报告中称：“扎兰屯日本工业会社为建设扎兰屯至巴林间的国道，由天津及龙江募集1000名左右满人苦力。4月中旬，发生了龙江募集的150人（总人数为350人）逃跑事件。该事件已上报处理。5月27日午前1时左右，天津方面募集的苦力36人，又烧毁苦力小屋逃走，与匪徒合流。工程现场监工已经向会社扎兰屯出张所作了汇报。现将逃走的原因及地点通报各机关，以便严肃处理。”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人是不愿为日本人充当苦力的。　　

占领大兴安岭以东及呼伦贝尔地区后，日军在扎兰屯、博克图、海拉尔驻有守备队、宪兵队等军事机构。日军为防止苏联红军和东北抗日联军进攻，在兴安岭铁路沿线修建碉堡，时至今日仍可看到，孤零零的碉堡还在向人们诉说着当年日寇的暴行。　　

在修筑公路、碉堡、飞机场等工程中，被抓来的外地劳工连同本地老百姓一起，在日本侵略军的刺刀下充作苦力。日本兵根本不把中国劳工当人看，劳工吃的是猪狗食，有病得不到医治。　　

位于滨洲铁路大兴安岭上的乌奴耳军事工程，是锦州劳工相对集中的就劳地。在这一时期，仅锦西县就先后提供劳工6297人去乌奴耳等地服苦役，还有3237人被编入勤劳奉仕队，其中758人被折磨致死。

锦州凌海市彰良乡夏家村，伪满时称夏家窝棚，当时不足百户，人口不足500人。1942年由村公所派出20人左右去伪兴安北省乌奴耳当劳工，在乌奴耳干了一年多，挖山洞、修战壕，条件极其艰苦，死在乌奴耳的有4人，这还不包括本村从外村雇去的一些人。

彰良乡马家湖村当时只有180户人家，据该村曾被征过勤劳奉公的傅向林回忆：村里供出过三次劳工和几次勤劳奉公队，有的农民曾连续几次出劳工。去伪兴安北省乌奴耳的劳工不只一批，共有20多人，死在乌奴耳的就有5人。

松山村穆家窝棚屯伪满时有50多户，1943年，被摊派到乌奴耳的劳工11人。劳工穆荣芳年龄较大，在乌奴耳住席棚子，患了风湿病，经常腰疼，又水土不服，加重了病情。一天在干活时，他感到劳累，直起腰刚想休息，一个日本监工过来一镐把正打在他腰上，他惨叫一声躺倒在地，不久死去。到劳役期满后，去的11人仅回来4人，而且这4人中的穆绍臣带病回家，回来不久就死了。　　

在日军各个要塞中，工程修筑了十多年，死难的劳工数以万计，几乎每个大的工地都形成了万人坑。如海拉尔伊敏河畔的沙地处，以及阿尔山南兴安隧道南侧的山沟、乌奴耳二道梁下的洼地处等等，都曾是大规模埋葬劳工尸骨的场所。

然而，由于军事工程地处偏僻，多数劳工死后被随处扔到荒郊野外，随时被狼群所吞噬，时间久了，乃至尸骨无存。留下较完整的是海拉尔伊敏河畔的万人坑遗址。

在海拉尔敖包山下伊敏河北岸的一片沙地里，遗存着一片掩埋劳工尸骨的万人坑。经幸存劳工指认，这里就是曾埋葬死难劳工的万人坑，许多病死、累死、被打死的劳工被掩埋在这里。这白骨累累的万人坑，就是日本残害中国劳工罪行的铁证。　　　　

据海拉尔幸存劳工张玉甫回忆：1935年春，在郑家屯（今双辽）谋生的400名劳工被招工者以“到东山里去开荒种地，每天是三顿白面馒头，一天八小时的活，工钱是一元五角”为诱饵，骗到海拉尔要塞工地服苦役。

实际上，他们每天劳动十多个小时，连上厕所都有人监管，病死、饿死、被打死的劳工不计其数，劳工死去便被抛进万人坑。张玉甫是因为生病，在病号房中乘警戒的日军哨兵睡着了，钻过层层铁丝网才跑出来的。

海拉尔要塞工程开始于1934年，张玉甫在到达海拉尔要塞工地时，看到山上布满了“长排的工棚，再就是蛛网般的铁丝网和星罗棋布的岗楼”，早已有数千名劳工被迫在那里劳动了。张玉甫和其他无数被骗招到要塞劳工的经历，充分证明他们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成为被强制奴役的劳工。　　

伪满后期，日本军国主义为挽救其失败的命运，在修筑东宁、海拉尔等诸多军事要塞的基础上，在大兴安岭东麓中东铁路沿线、尤其在扎兰屯地区开始修筑大量军事仓储设施，储藏大量军需用品以备战争之需。　

1944年春，侵华日军在扎兰屯近郊徐地营子（现为近郊村）南山和新发村日本沟及羊鼻梁山东侧，共修建32个大小不等的半地下式地堡仓库。仓库为水泥结构，呈拱形乌龟壳形状，被当地人叫做“地堡”、“乌龟壳”。

“乌龟头”是一个宽1.7米、高1.7米的房门，“乌龟”的脖长2米，圆形的“乌龟身子”长8米，龟身上有30厘米见方的通气孔。地堡工程西侧还建有160多平方米的营房和十多个圆木结构仓库，以及车库、马厩、狼狗圈等设施。日本人撤离后，圆木仓库和马厩等设施已毁坏，原址除了几个大坑已看不出丝毫建筑的痕迹。　　

据近郊村石殿革老人的回忆：“当时，日本侵略军从辽宁沟帮子地区抓来劳工约有100多人，在近郊南山和新发村日本沟及羊鼻梁山东侧，修建了多个大小不同的‘乌龟壳’仓库，贮藏了大量军火、被服、食品等军用物资。从日本军人服装、鞋帽等装备，枪支弹药到喂军马吃的苞米、燕麦等精饲料，什么东西都有。

仓库把守得十分严密。我父亲和村上几个人被日本人征去为工地拉砖，那时我只有16岁，也替父亲干了3天拉砖的苦力活，了解了一些仓库的情况，不然当地人根本不知道里面的情况。”　

当年从沟帮子地区被抓来的100多名劳工，平时住在用铁丝网围起的简易棚里，由20多名日本兵和10多个监工看守。由于吃不饱，卫生条件不好，不少劳工死在这里，被胡乱埋在乱坟岗子。

1945年8月的一天，徐地营子的村民远远地看见日本兵在新建的砖瓦房里出来进去，劳工也不上工干活了，原来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里的日本兵惶惶不可终日，放松了管理。第二天这里便人去屋空，日本兵全部撤走，不见踪影。不久，这里的劳工便陆续撤离了库区，各奔东西。　　　　

多行不义必自毙。无论堡垒怎样坚固和隐蔽，侵略者都逃脱不了覆灭的命运。蒲松龄在《聊斋》中《狼》篇说：“狼亦黠矣，而顷刻两毙，禽兽之变诈几何哉？止增笑耳。”信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