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志愿军归国代表团成员与满洲里市领导等在满洲里市政府办公楼门前合影
1947年，在满洲里街头发生了一件怪事。
解放军巡逻战士在满洲里市扎赉诺尔区街上值勤时，遇到一位精神不正常的日籍妇女领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孩子面黄肌瘦，穿着褴褛，浑身脏兮兮的。
女人见到巡逻战士十分慌张，不知所措，嘴里还用日语对孩子说着什么。巡逻战士询问下了解到，这位日籍妇女是1945年“八一五”日本战败时仓皇逃离、没来得及带走家眷的侵华日军军官的太太。
就在巡逻战士忙于了解情况时，日本女人转瞬间不见了踪影。巡逻战士广泛发动群众连续找了几天，还是没有找到。父亲抛弃妻儿逃之夭夭，母亲不知去向，无辜的孩子成了孤儿，怎么办？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弃儿，满洲里市驻防部队十分为难，部队领导亲自拜会满洲里市公安局长潘生辉，与他商量孩子怎么办。潘局长思索片刻，坚定地说：“父亲有罪，儿子无辜，把他收养下来吧！你们若同意，就由你们部队给他安排吃、住，抚养孩子的费用由我们公安局出。”弃儿因此有了着落。
潘局长见这个孩子很可怜，连个名字也不知有没有，于是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革童”，意思是把他培养成革命的儿童。
就这样，这个被父母遗弃的孩子成了共产党公安局长自愿收养的“义子”。孩子很乖巧，称潘局长“局长爸爸”。此时，潘生辉还没有成家，但他欣然接受了这个不争的事实。
有了名字，革童换上了部队战士的旧军装，每天吃住在部队，并由一名叫苏战武的战士专门负责革童的生活起居。当时部队和公安局在一个楼办公，楼上是公安局，楼下驻有驻防部队的一个排。
不久，潘生辉把革童送到了一所小学读书。他和学校的领导、老师说：“这个孩子没有父母了，在你们学校念书，我负责他的学杂费，收下他吧！”学校领导、老师被潘局长的义举感动，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表示一定好好关照这个孩子，请他放心。
从此，革童穿着军装大袍，背着由战士苏战武找来的军人用的旧背包，每天蹦蹦跳跳、高高兴兴地去上学。那时很多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而革童因为有了一位“局长爸爸”，虽然不够年龄却能上学，别说同龄的孩子，就是孩子的家长们也羡慕不已。
革童穿着军装大袍上学，很特殊，很显眼，时间长了，人们都知道了，指着他说：那小孩是公安局长收养的义子。人们议论纷纷，有人对潘局长收养一个日本侵略者的儿子感到疑惑，但大多数人对此是称赞、佩服。对这位年方25岁，血气方刚、年轻有为、还没有成家的、担任市公安局长的小伙子的担当，惊叹不已！
老人们异口同声地说：“这要是在过去，这孩子即使能活，也早就成了小要饭了，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好啊！”
潘局长收养革童之事在铁路沿线城镇广为流传。此时，我党虽然接管了城市，建立了人民政权，但党在社会上还没有公开，社会各种势力鱼龙混杂，国民党残余势力仍在垂死挣扎。在这种混乱还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我党以人民的利益为己任，建立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教育广大群众。这事对宣传党的政策，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激发了群众的善念与良知。
有一天，革童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路过一家裁缝店，店老板把他叫住说：“孩子，你过来，我给你把衣服改一改。”于是量了一下革童的身材，把军装大袍、挽腿裤子改小了，穿上也得体了。
老板说：“孩子，好好上学，长大了好好报答你的局长爸爸。”革童眨着一双机灵的眼睛，很认真地说：“长大我要跟着局长爸爸干革命！”
过了两年，部队转移了。转移时，潘局长和部队战士们在一起合影留念，负责革童生活起居的战士苏战武把革童也拉过去，和“局长爸爸”、部队官兵一起照了一张相，这张照片被懂事的革童视为珍宝保存至今。
多年后，每当遇到困难，每当他想起局长爸爸，他就小心地从箱底小盒中拿出这张用红布包裹的照片，信念、力量、勇气便油然而生。
部队转移后，开始革童每天除上学外跟局长爸爸同吃同住。可时间长了，潘局长要上班、外出、开会，无法照顾革童的生活。他权衡再三后，觉得还是把孩子寄托在老百姓家有利孩子成长。
他仔细调查了解后，把革童送到了扎赉诺尔煤矿的一位叫赵连元的善良、淳朴的煤矿工人家中，留下了钱，并告诉革童以后叫赵连元夫妇“爸爸、妈妈”。此后，赵连元夫妇就成了革童的养父、养母，并为他改名叫赵麟童。
赵麟童有了大名和姓氏，开始了矿工子弟的新生活。他在扎区光荣小学完成了六年学业。其间，局长爸爸多次去看过他，每次都给赵连元留钱。
赵麟童高小毕业后，养父赵连元给他在矿区机械厂找了一份学习钳工的工作。赵麟童参加工作后，赵连元一家和潘局长失去了联系。
随着年龄的增长，赵麟童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更深地体会到自己能有今天不容易。特别是当上矿区钳工后，他非常珍惜这份工作，经常下井去检修，和工友们在一起，思想有了很大进步，懂得是潘局长救了自己，是解放军把自己养大，是煤矿工人赵连元把自己抚养成人。这些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好，于是他萌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
深思熟虑后，他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他努力学习钳工技术，工作上加班加点，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掌握了别人需要三年才能掌握的钳工技术，多次被评为各级先进工作者。
可是因为他的出身问题，申请入党的志愿，一直不能如愿。而此时了解他历史的局长爸爸、中共海拉尔市委书记潘生辉正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煎熬，被强加上莫须有罪名并被隔离审查，遭到残酷批斗，无情打击。这一切，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作为煤矿职工的赵连元一家哪里会知晓……
“文化大革命”后，已担任呼伦贝尔盟副盟长的潘生辉出差到扎赉诺尔煤矿，问起赵连元一家和赵麟童的情况。当矿上知情人告知他赵连元及麟童都在矿上工作时，潘盟长异常兴奋，想要见见赵麟童。
当时正在井下检修的赵麟童得知有人要见他，并要他马上上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他见到多年没见面的“局长爸爸”时，百感交集，往事历历在目。他惊喜、激动，三十六、七岁的壮年汉子竟像小孩子一样，一头扑到潘生辉身上哭了。
晚上，他参加了在矿区招待所举行的宴会，并与当年的局长爸爸单独促膝长谈。他们共同回忆了过去。当谈到入党波折时，潘生辉动情地说：“这件事我跟矿区党组织说清楚。”他亲笔写了赵麟童身世的证明，交给了矿区党组织。
1991年，潘生辉夫妇到义子赵麟童家探望。1992年11月23日，赵麟童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终于实现了他多年的理想和夙愿。
潘盟长与赵麟童久别重逢后，两家重新有了联系，潘生辉和爱人王惠茹非常关心赵麟童一家的生活。
赵麟童有4个儿女，还要照顾晚年的养父、养母，生活比较困难。每年潘生辉夫妇都给他们捎去钱、粮、衣物，用于接济他们一家的生活，潘生辉的儿子潘松岗也把赵麟童当成亲哥哥，经常打电话问长问短。
赵麟童把义父和养父的恩情，化作为党和人民工作的动力，始终坚信“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真理，坚持工作在先，家庭在后，奉行“没有大国家哪来小家庭”信念，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无论分配到哪个单位、哪个岗位工作，他都任劳任怨、无怨无悔。
在露天矿采掘段工作期间，他不分昼夜，哪里电铲需要检修，他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始终身穿粗布工作服，带着满身的油渍和汗渍坚持工作在一线。
有一年在检修坑下电铲中，由于检修作业时间较长，过于劳累的他不慎头部碰到了电机顶部，当场人就昏迷了。工友们连背带抬地将他送到扎赉诺尔矿务局总医院，经医生抢救后，他渐渐苏醒。
他恢复知觉后坚持要回工作现场，说：“设备还没检修完呢，那里还需要我，耽误了生产时间，国家将会受到经济损失。”医护人员强制挽留他在医院观察，他坚持要走，最终还是没有拗过他，只好要求他完成任务后赶快回医院治疗。
后来，赵麟童的头部留下了去不掉的疤痕。由于长时间工作在一线，他落下了静脉曲张、颈椎病等后遗症。他为国家奉献光和热，组织上对他的表现也予以充分肯定。
在周围邻居眼中的赵麟童，则是热心帮助他人的活雷锋。不管谁家有困难，他都会伸出援助之手。
邻居有个小孩每天上学要走很远的路，赵麟童得知主动跟邻居说：“你们如不嫌弃，我正好也从那里上下班，我负责帮着接送吧，你们尽管放心。”就这样，那个邻居小孩每天都由他负责接送，直到小孩上初中，期间从来没有间断过。
退休后，赵麟童主动发挥余热，牵头建设退休老党员支部，经常组织老同志老党员读书看报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尽职尽责。
1997年9月2日，潘生辉病逝，赵麟童得知噩耗后，心情异常沉痛，他赶到海拉尔义父的灵前边哭边说：“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永远忘不了您。”
老年的赵麟童得了脑梗，不能再为社会做事情了，但潘生辉把他从旧社会挽救过来，培养成了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一件件感人肺腑的事，他依然清晰地记在脑海中。他说，他一定要把党和人民，尤其是两个父亲对他的养育之情，讲述给更多的人听。
2024.11.20其他（2043）他是日本弃儿却矢志入党，头受伤还坚持返岗工作，他说恩情报不完
1947年，在满洲里街头发生了一件怪事。
解放军巡逻战士在满洲里市扎赉诺尔区街上值勤时，遇到一位精神不正常的日籍妇女领着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孩子面黄肌瘦，穿着褴褛，浑身脏兮兮的。
女人见到巡逻战士十分慌张，不知所措，嘴里还用日语对孩子说着什么。巡逻战士询问下了解到，这位日籍妇女是1945年“八一五”日本战败时仓皇逃离、没来得及带走家眷的侵华日军军官的太太。
就在巡逻战士忙于了解情况时，日本女人转瞬间不见了踪影。巡逻战士广泛发动群众连续找了几天，还是没有找到。父亲抛弃妻儿逃之夭夭，母亲不知去向，无辜的孩子成了孤儿，怎么办？
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弃儿，满洲里市驻防部队十分为难，部队领导亲自拜会满洲里市公安局长潘生辉，与他商量孩子怎么办。潘局长思索片刻，坚定地说：“父亲有罪，儿子无辜，把他收养下来吧！你们若同意，就由你们部队给他安排吃、住，抚养孩子的费用由我们公安局出。”弃儿因此有了着落。
潘局长见这个孩子很可怜，连个名字也不知有没有，于是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革童”，意思是把他培养成革命的儿童。
就这样，这个被父母遗弃的孩子成了共产党公安局长自愿收养的“义子”。孩子很乖巧，称潘局长“局长爸爸”。此时，潘生辉还没有成家，但他欣然接受了这个不争的事实。
有了名字，革童换上了部队战士的旧军装，每天吃住在部队，并由一名叫苏战武的战士专门负责革童的生活起居。当时部队和公安局在一个楼办公，楼上是公安局，楼下驻有驻防部队的一个排。
不久，潘生辉把革童送到了一所小学读书。他和学校的领导、老师说：“这个孩子没有父母了，在你们学校念书，我负责他的学杂费，收下他吧！”学校领导、老师被潘局长的义举感动，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表示一定好好关照这个孩子，请他放心。
从此，革童穿着军装大袍，背着由战士苏战武找来的军人用的旧背包，每天蹦蹦跳跳、高高兴兴地去上学。那时很多穷人的孩子上不起学，而革童因为有了一位“局长爸爸”，虽然不够年龄却能上学，别说同龄的孩子，就是孩子的家长们也羡慕不已。
革童穿着军装大袍上学，很特殊，很显眼，时间长了，人们都知道了，指着他说：那小孩是公安局长收养的义子。人们议论纷纷，有人对潘局长收养一个日本侵略者的儿子感到疑惑，但大多数人对此是称赞、佩服。对这位年方25岁，血气方刚、年轻有为、还没有成家的、担任市公安局长的小伙子的担当，惊叹不已！
老人们异口同声地说：“这要是在过去，这孩子即使能活，也早就成了小要饭了，还是共产党的干部好啊！”
潘局长收养革童之事在铁路沿线城镇广为流传。此时，我党虽然接管了城市，建立了人民政权，但党在社会上还没有公开，社会各种势力鱼龙混杂，国民党残余势力仍在垂死挣扎。在这种混乱还不稳定的社会环境中，我党以人民的利益为己任，建立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教育广大群众。这事对宣传党的政策，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激发了群众的善念与良知。
有一天，革童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路过一家裁缝店，店老板把他叫住说：“孩子，你过来，我给你把衣服改一改。”于是量了一下革童的身材，把军装大袍、挽腿裤子改小了，穿上也得体了。
老板说：“孩子，好好上学，长大了好好报答你的局长爸爸。”革童眨着一双机灵的眼睛，很认真地说：“长大我要跟着局长爸爸干革命！”
过了两年，部队转移了。转移时，潘局长和部队战士们在一起合影留念，负责革童生活起居的战士苏战武把革童也拉过去，和“局长爸爸”、部队官兵一起照了一张相，这张照片被懂事的革童视为珍宝保存至今。
多年后，每当遇到困难，每当他想起局长爸爸，他就小心地从箱底小盒中拿出这张用红布包裹的照片，信念、力量、勇气便油然而生。
部队转移后，开始革童每天除上学外跟局长爸爸同吃同住。可时间长了，潘局长要上班、外出、开会，无法照顾革童的生活。他权衡再三后，觉得还是把孩子寄托在老百姓家有利孩子成长。
他仔细调查了解后，把革童送到了扎赉诺尔煤矿的一位叫赵连元的善良、淳朴的煤矿工人家中，留下了钱，并告诉革童以后叫赵连元夫妇“爸爸、妈妈”。此后，赵连元夫妇就成了革童的养父、养母，并为他改名叫赵麟童。
赵麟童有了大名和姓氏，开始了矿工子弟的新生活。他在扎区光荣小学完成了六年学业。其间，局长爸爸多次去看过他，每次都给赵连元留钱。
赵麟童高小毕业后，养父赵连元给他在矿区机械厂找了一份学习钳工的工作。赵麟童参加工作后，赵连元一家和潘局长失去了联系。
随着年龄的增长，赵麟童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更深地体会到自己能有今天不容易。特别是当上矿区钳工后，他非常珍惜这份工作，经常下井去检修，和工友们在一起，思想有了很大进步，懂得是潘局长救了自己，是解放军把自己养大，是煤矿工人赵连元把自己抚养成人。这些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的好，于是他萌生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
深思熟虑后，他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他努力学习钳工技术，工作上加班加点，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掌握了别人需要三年才能掌握的钳工技术，多次被评为各级先进工作者。
可是因为他的出身问题，申请入党的志愿，一直不能如愿。而此时了解他历史的局长爸爸、中共海拉尔市委书记潘生辉正在“文化大革命”中备受煎熬，被强加上莫须有罪名并被隔离审查，遭到残酷批斗，无情打击。这一切，在那个不正常的年代作为煤矿职工的赵连元一家哪里会知晓……
“文化大革命”后，已担任呼伦贝尔盟副盟长的潘生辉出差到扎赉诺尔煤矿，问起赵连元一家和赵麟童的情况。当矿上知情人告知他赵连元及麟童都在矿上工作时，潘盟长异常兴奋，想要见见赵麟童。
当时正在井下检修的赵麟童得知有人要见他，并要他马上上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他见到多年没见面的“局长爸爸”时，百感交集，往事历历在目。他惊喜、激动，三十六、七岁的壮年汉子竟像小孩子一样，一头扑到潘生辉身上哭了。
晚上，他参加了在矿区招待所举行的宴会，并与当年的局长爸爸单独促膝长谈。他们共同回忆了过去。当谈到入党波折时，潘生辉动情地说：“这件事我跟矿区党组织说清楚。”他亲笔写了赵麟童身世的证明，交给了矿区党组织。
1991年，潘生辉夫妇到义子赵麟童家探望。1992年11月23日，赵麟童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终于实现了他多年的理想和夙愿。
潘盟长与赵麟童久别重逢后，两家重新有了联系，潘生辉和爱人王惠茹非常关心赵麟童一家的生活。
赵麟童有4个儿女，还要照顾晚年的养父、养母，生活比较困难。每年潘生辉夫妇都给他们捎去钱、粮、衣物，用于接济他们一家的生活，潘生辉的儿子潘松岗也把赵麟童当成亲哥哥，经常打电话问长问短。
赵麟童把义父和养父的恩情，化作为党和人民工作的动力，始终坚信“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一真理，坚持工作在先，家庭在后，奉行“没有大国家哪来小家庭”信念，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无论分配到哪个单位、哪个岗位工作，他都任劳任怨、无怨无悔。
在露天矿采掘段工作期间，他不分昼夜，哪里电铲需要检修，他的身影就出现在哪里，始终身穿粗布工作服，带着满身的油渍和汗渍坚持工作在一线。
有一年在检修坑下电铲中，由于检修作业时间较长，过于劳累的他不慎头部碰到了电机顶部，当场人就昏迷了。工友们连背带抬地将他送到扎赉诺尔矿务局总医院，经医生抢救后，他渐渐苏醒。
他恢复知觉后坚持要回工作现场，说：“设备还没检修完呢，那里还需要我，耽误了生产时间，国家将会受到经济损失。”医护人员强制挽留他在医院观察，他坚持要走，最终还是没有拗过他，只好要求他完成任务后赶快回医院治疗。
后来，赵麟童的头部留下了去不掉的疤痕。由于长时间工作在一线，他落下了静脉曲张、颈椎病等后遗症。他为国家奉献光和热，组织上对他的表现也予以充分肯定。
在周围邻居眼中的赵麟童，则是热心帮助他人的活雷锋。不管谁家有困难，他都会伸出援助之手。
邻居有个小孩每天上学要走很远的路，赵麟童得知主动跟邻居说：“你们如不嫌弃，我正好也从那里上下班，我负责帮着接送吧，你们尽管放心。”就这样，那个邻居小孩每天都由他负责接送，直到小孩上初中，期间从来没有间断过。
退休后，赵麟童主动发挥余热，牵头建设退休老党员支部，经常组织老同志老党员读书看报为国家发展建言献策、尽职尽责。
1997年9月2日，潘生辉病逝，赵麟童得知噩耗后，心情异常沉痛，他赶到海拉尔义父的灵前边哭边说：“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永远忘不了您。”
老年的赵麟童得了脑梗，不能再为社会做事情了，但潘生辉把他从旧社会挽救过来，培养成了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一件件感人肺腑的事，他依然清晰地记在脑海中。他说，他一定要把党和人民，尤其是两个父亲对他的养育之情，讲述给更多的人听。
